《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部由金度英执导，郑有美 / 孔侑 / 金美京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82年生的金智英》观后感(一)：和原著作者一样出身梨花女大的我是这么看金智英的——俗话不是说嘛，说出来就好了。希望因为有人替我们把故事讲出来，我们就都好了。
我在电影院里看着电影，看到小金智英问妈妈说“所以妈妈现在是因为我所以没能当老师的吗？”的时候，突然哭出声。母亲生养女儿，女儿变成母亲，在金智英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我们都正在经历的循环里，太五味杂陈了。
当女孩子被性骚扰，“你看看你裙子这么短”“干嘛要天天嘻嘻哈哈的冲别人笑”。当女孩子站在成人世界的门口，“嫁人得了”，“我看你就最适合找个人家嫁了”。当女孩子遭遇不公和变故，“现在时代变喽，女孩子事儿越来越多了，多希望生活在朝鲜时代，哪还由得她们”，“啊，疯婆子”。当女孩子成为母亲，“拿着老公的钱在家待着多好”，“”。是因为女孩子孱弱无能吗，也并不是吧，因为当你顶天立地，可能会有人自作聪明地夸你“嗨，你要是投胎成男人就好了”。
金智英是个典型的韩国女性。走在路上迎面擦肩的都可能是她。韩国整体文化氛围是特别开放而保守的。一方面坚持千百年来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强调着社会关系中的次序，家庭关系中的男女有别等等。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上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态度和方式表达意见。
这个片子好，甚至不是因为能让多少男性幡然醒悟，而是让更多女性抽离生理上的定义，审视你身处的世界，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经历过什么。以及，作为女性你是否忽略了自己除了女性这层生理意义之外，首先是一个人。
在梨大（梨花女子大学）这几年可以说是强行体验了女权运动的一段经历。上大学的时候对于女权这个概念还云里雾里，以为只要女性在社会地位和财务状况上反超男性就会迎来传说中的女权的胜利。
梨大教给我的是—女权不是变了性别的男权，女权的的胜利应该是女性以独立人格存在并获得尊重，与男性共同实现这个社会的平衡，扮演同等重要的社会角色，公平竞争等等。女权可以是宏观而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是非常微小的细节。
之前和我上同一门课的一个博士前辈就把女权问题浓缩进了女性卫生用品安全问题中，通过采访很多女性消费者和业界人士来关注女性权益保护问题。me too运动最高潮迭起的时候，身边很多人把这个事件作为研究课题，当时特别冲击我的是某位上年纪并事业有成的男性受访者说他们男性也很疑惑—“现在的小姑娘们都怎么了？以前从未遭受过非议，甚至非常普遍的一些举动怎么就成了性骚扰了？”
我觉得，可能因为身为女性，并且同样也是在人格和知识结构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在梨大度过的缘故，小说原作者将这个社会语境中最习以为常的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的画面，不藏着掖着，将已经习以为常的日常，放在每一个试图避而不谈，甚至压根儿还未知觉的人面前—是的，你在经历这些，是的，你可能还未觉察，或者你正在试图忽略，但你知道吗，亲爱的，在作为一个家庭的，甚至整个社会的女性角色存在之前，你首先有权利是一个独立的人。
去年原著在韩国最畅销的时候，我买了书看。特别震撼于作者风平浪静的口吻讲述了最俗套也最忿忿不平的故事。好的故事不见得有多出奇，剑走偏锋讲什么奇谈，也不非得用最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表达，但至少得让读者懂，让读者能够共鸣共情。我觉得最打动我的细节是写金智英大学时候的青春洋溢，在职场上的斗志满满和结婚生子之后的手忙脚乱迷失自我的反差。
环顾身边的女性，大多数让步，搁置对自我的追求也确实都是源于要扮演社会主流认知中要求女性扮演的角色，以及基于对于女性形象的普遍认知继而提出的对女性形象的要求。是不想做自己吗？不是，是现实在时间和空间上压缩了为妻为母的绝大多数女性几乎所有追求自己独立存在价值的可能性。然而小说和影视化作品有的选择，可以选择最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可以借戏剧化给出最漂亮的答案，当然也可能是种暗示，试图给大众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让金智英拥有一个愿意看到“不妥”，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帮她找回自我的老公。
其实，甚至这些都不需要上升到女权。无非就是搞清楚自己面临哪些不公，因为哪些外力而不便，直面，不逆来顺受就够了。既不需要什么高深知识体系支撑，也不用非得为这些事贴上标签。
看完金智英，一方面心里空落落的，一方面觉得幸运，庆幸有人把这些讲出来。俗话不是说吗，说出来就好了。希望因为有人替我们把故事讲出来，我们就都好了。
《82年生的金智英》观后感(二)：韩国电影又想改变国家，可惜男人不同意！
韩国电影直击社会现实问题的魄力一向被津津乐道，《熔炉》被赞为“改变国家的电影”。 然而同样是由孔刘和郑有美主演，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的命运却大不同。 保护儿童权益，人人赞成，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一个女性在大银幕上揭开差别待遇的疤。差一点，它就成了禁片。 终于在前天，10月23日，《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正式开映了。 虽然此前已经看过原著，但言言还是乐意去影院刷片，看看这回韩国电影的胆有多大。 因为是女人，差别待遇是常事 主人公金智英出生于1982年，家庭条件普通，相貌平凡，名字也是一抓一大把的那种。 普普通通的金智英，从小到大走得是一条被定义出来的女性之路。 金智英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所以她既是妹妹，又是姐姐。不过，她自幼就只能当个照顾弟弟的姐姐。因为是比男孩低一等的女孩，金智英被告知，家里所有稀罕物都得先紧着弟弟。 童年时代的家庭聚会，奶奶走进房间招呼恩英、智英姐妹俩“快去厨房帮你妈干活”，弟弟智硕却在一旁含着甜甜的棒棒糖玩耍。 因为是女性，她们难以拥有自主人生。 智英的妈妈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梦想做一名人民教师，却为了赚钱供哥哥，早早退学去工厂做工。妈妈说，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身为女人能有什么办法？ 姐姐恩英，为了接济弟弟妹妹，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念了地方师范，因为好找工作，薪资稳定。唯一的反抗就是迟迟不肯乖乖嫁人。 金智英当初大学毕业，迟迟没有找到工作，父亲在饭桌上呵斥“直接嫁了算了，这才是最适合你的出路！”却从未问过智英有什么人生规划。 因为是女性， 金智英凡是遇到不公待遇，皆是自身问题。 中学时智英被男同学跟踪，父亲却只责备智英为什么这么晚回家，裙子又那么短，女生应该谨言慎行，懂得躲避危险。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金智英长大了。虽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却不得不按照父母的意愿，恋爱、结婚、生子，紧接着自然就是辞职。 因为是女性，婚姻关系中有伴侣提供帮助，算不算幸运？ 金智英出嫁后终日受婆家欺负，承包所有家务，说起来似乎不算太“惨”，至少老公郑代贤自始至终站在她这边，替她说话。可代贤的爱与付出，真的可以称为伟大吗？ 代贤当初提出遵从父母的旨意，想尽快要一个孩子，并承诺“我会好好帮你的，帮你做家务、带孩子。” “帮”听起来是好意，细想知差异。养育孩子本身不该是夫妻双方协作的事吗？“帮忙”二字恰恰说明，代贤的潜意识里认为干家务带孩子就是女人的事，丈夫伸把手是“为你好”的奉献，而非义务。 换句话说，没有谁能真的理解女人金智英的苦闷。 所以，后来别人说金智英疯了，总是变身其他人“说胡话”。可金智英实在是方方面面被噤声太久了，那些内心呐喊借以他人口吻说出来时，金智英虽然处于无意识状态，却也是一种必然。 医学上也许难以明确为金智英病症定论，但我们不难明白这样的失常来自于社会、家庭环境中对女性自我意识和价值的压制，大家都在给金智英灌输“规定动作”，却并不在意所谓“规矩”对女性的伤害。 金智英是病了，可生病的就只有金智英一个人吗？ 金智英们站起来 男权之下无新事，《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的都是日常生活里见惯不怪的事。 金智英走上社会，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可遇到升职的好事，女职员总是被排除在外。公司唯一的一位女性领导金组长，也是产后立即复工，不敢休育儿假，孩子只能托付给母亲照料。生育期成了一种女性自带的缺陷，永远难与男性公平竞争。 男同事们发现公司大楼洗手间里有偷拍摄像头，却没有选择报警，只在背后看女职员笑话。可悲的是，女职员们敢怒不敢言，还只能拿金智英打趣，问她借婴儿尿不湿，大家一起回避公共卫生间。 丈夫代贤所在的公司组织职场性骚扰安全教育，休息时间男性职员们在楼下聚众吸烟，有一位中年脱发男大肆抱怨，“ 搞不懂为什么要参加这种讲座，并且觉得现在女性真是越来越矫情了，还是活在古代好，男性说一不二，女性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社会确实进步了，女性在不断为自己发声，可某些男性的思想还停留在古代封建社会，或者依然迷恋三妻四妾的皇帝生活？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说发行之后会遭受那么多的恶性抵制。 比来自异性的恶意更让金智英受伤的，是女性阵营的冷漠和鄙视。 做了全职主妇的金智英，只因为在难得空闲时间坐下来喝杯咖啡，就被几个上班族说成是“拿着老公的钱，喝着咖啡消遣”的“妈虫”。 “妈虫”是韩国网络流行语，带有贬义，原指没有把小孩管教好的妈妈，后来变成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养的生活。 洗衣、做饭、带孩子与做报表、跑业务、给学生上课一样是劳动付出，可似乎没有人觉得家庭主妇值得尊重，反而被贬为“虫”。 原著小说作者赵南柱曾说，家庭主妇看似悠哉，实际上活儿没少做，却没有任何薪资，也没有晋升机会，还要遭受白眼，是一份最不堪的职业。 男性不理解主妇辛苦就算了，为什么同样是女性，也要对金智英加以鄙视？她们并不认识金智英，但她们认同女性天生应该无私服务于家庭家务，可主妇享受一杯咖啡那就是不合理了。 换句话说，她们表面上嘲讽的是金智英，实际上是在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相信男权对女性的定义，而忘记自己也是女性。她们不是金智英，可说不上哪天她们也会变成金智英一样的主妇，到时谁理解她们的委屈？ 金智英终究是病了，在内心深处她知道当金智英太累，也太孤独了。她的发病不是逃避，而是长期压抑导致的另类爆发。 再次回到主题，遇到这类侵害女性权益的事，该指望谁来当“拯救者”？忍气吞声是唯一答案吗？ 丈夫代贤劝她寻医问诊。虽说诊疗只能缓解病情，改变不了残酷的社会现状，然而于对金智英来说，自我觉醒带来的勇气，却是一剂“良药”。 再一次被喊“妈虫”，金智英选择直面反击： “你才第一次见我，你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忍受过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吗？你有什么资格随便说三道四？那么，我现在也来评价一下你，怎么样呢？” 心理医生问她，勇敢反驳是不是很痛快？智英笑了，“痛快谈不上，不过感觉还不错。” 金智英还不快乐，但至少她开始主动保护自己，敢于为自己发声。 曾经，金智英想当作家，可她连一只名牌钢笔的鼓励都得不到。当年爸爸国外出差为弟弟带回贵重的钢笔，而智英姐妹却一人只有一个廉价的笔记本。 虽已时隔多年，此事一直埋在智英心里，生病后智英在娘家找到了那根钢笔，这可以看做是她开始寻找自我人生的象征，除了当别人的太太和妈妈，她还可以为自己的理想而书写。 金智英还未幸福，但她已明白生而为女人，也该有追寻自我价值的资格。 电影中的金智英是无数普通女性的代言人，而现实世界里有多少对现状不满的金智英已经被岁月摧残至自暴自弃，不再挣扎，只能认命。 电影结局比原著小说乐观，是一种胆怯还是自我鼓励？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自同名小说，不过既然是改编，就一定不是原封不动照搬。 结构上，原著先是从金智英言行异常开始，然后是家庭、童年、职场生活叙述，到最后一章才表明这是一位心理医生的治疗手记。也就是说，心理医生是叙述者，以第三人称讲述了金智英的病史。 电影则是以丈夫郑代贤先去找心理医生开始，表示想替妻子咨询，因为妻子最近行为异常。如此一来，医生也成为了他者，也就是和金智英一样，是一个被观察的对象。并且，由原著中的男性变为中年女性，也更符合情境。 要知道，金智英之前手腕受伤去看外科，当时的男医生曾半信半疑地说，衣物有洗衣机，扫地有机器人，主妇基本也不需要做什么了，怎么可能把手腕扭伤呢？换了一个女医生，似乎增强了说服力，同时也是一种“女性自救”的无奈表达。毕竟，原著中的男医生在故事的结尾也只表示对自己的妻子有所担忧，同时并未真正为金智英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可谓十足的“旁观者”。 相对而言，影片中的金智英在女医生的指导下，勇敢站出来表达立场，虽说没有痊愈，至少不再那么压抑，正在逐渐找到真正的自己。 这并非在说，男性一定不理解女性处境，可毕竟不是一个群体，至少在当前社会，女性主义还在呐喊抗争的阶段，想要渴求一个男性的理解，太难。 电影的前半部分虽然令人压抑，相对原著而言，结尾也还算是相对乐观。 很显然，金智英就医后病情有了明显好转，用弟弟送来的那支刻有自己名字的钢笔，开始写作，终于在杂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开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再看原著小说作者赵南柱，毕业于韩国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就是敢把总统拉下台，走在女权前沿的那所女子大学。在梨大的“女性领导者”教育氛围中，赵南柱自然而然地认识到女性主义，开始关注男女不公的问题。 大学毕业之后，赵南柱先是在电视台做了十年的撰稿工作。结婚之后，在社会生活与婆家生活的压力之下，彻底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者。女儿出生后，赵南柱从电视台辞职，克服产后抑郁，开始写小说。11年就凭借小说《倾听》获得专业文学奖，而畅销百万册的《82年生的金智英》更是让她知名度大增，收下“年度作家奖”。 从这一经历来看，金智英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带有作家生活的影子。可在原著中，作者并未把作家梦安排给金智英，比不上影片结尾的“金智英”好命。 可我们依然必须警惕的是，并非每个主妇都能如此幸运地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实现自己除了生儿育女之外的人生价值。 执导电影的新锐女导演金度英之所以给出如此乐观积极的收尾，私以为大概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 一是因为社会舆论实在可畏，涉及到性别歧视、女性不公待遇等社会现实痛症本就敏感，原著已被冠以煽动两性对立的负面评价，电影要不“灿烂点儿”，恐怕很难多开绝大多数男性观众以及部分女性观众的恶意抨击。这种尝试，是女性主义者不够勇敢？还是一种自我妥协呢？ 另一方面，也或许是不想令当代女性过于绝望，总要给大家一些期待与光亮，而不是人人都如治疗前的金智英，“总是梦到面前有一堵墙，找不到出口。穿破一堵墙，又是一堵墙。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口。” 《82年生的金智英》，争取的不是特权，不是男女对立，而是两性都有自由选择的“平权”。金智英的故事在你我身边比比皆是，又或许，正发生在你我身上。 有社评说，现在的女权运动是否太夸张了？作家曾对此正面回应道，女性运动就是要搞得激进一些，才能有所发展。 有人在抗争，有人在观望，有人事不关己，只当是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话。 看过，或许至少听过《82年生的金智英》的你，此刻点开这篇速评的你，是否愿意与我们并肩，一起关爱金智英呢？
参考资料：文字资料摘译自小说、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韩网赵南柱百科，赵南柱采访等；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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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生的金智英》观后感(三)：金智英们的困局_以育儿为名的自我放逐
金智英们的世界也有星辰大海，也有漫漫征途。
金智英抑郁了，金智英们抑郁了。
金智英真正抑郁的起点，实际上就是从职场转向家庭的那一刻。因为尽管小时候遭遇过重男轻女的袭击，但毕竟这几十年来女性地位在稳步的提升，到金智英开始工作时，职场上的性别隔离以及性别歧视虽然还有，但是女性已经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在职场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了，有年长的女性领导，也有平辈的女性同事。尽管韩国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里男女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金智英在职场期间也遭遇过各种不公，但是我相信那时候的她至少还是有当代职业女性的美好时光，也依然是如鱼得水的。
然而当生育的话题被抛出的那一刻，女性的弱势地位就显露无疑，先是在婆家被逼生丈夫没有帮忙，再然后是丈夫说，要不我们就生吧？一劳永逸不是么？很轻松的一个提议，然而对于金智英来说，这就是步入深渊的第一步。其实她已经有预感了，或者说不是预感，是无数女性前辈的案例摆在她的眼前，她知道她将会面对什么将会失去什么。但当她跟丈夫说出这些担忧时，得到的是一句轻飘飘的不要只想着自己会失去什么。
金智英试图将自己所感受到的罪恶感解释给先生听，包括担心产后能否继续上班，以及都还没怀上孩子就在烦恼这些问题等，而郑代贤也静静地听着妻子的诉说，并适时地点头回应。
“智英，我觉得你不要只想着自己会失去什么，要多想想你会得到什么。成为父母是多么令人感动又有意义的事情啊！而且就算遇到最糟的情况，实在找不到可以托管婴儿的地方，导致你不得不离职，也别担心，我会负责养你们的，不会让你出去辛苦赚钱。” “所以你失去了什么？”所以你失去了什么？丈夫的失去与妻子的失去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不是么？
心酸的场景再一次出现，怀孕后的金智英因为被男性同事冷嘲热讽可以享受晚到30分钟，决定每天准时上班。
为了避开人满为患的地铁，每天早上她都要提前一个小时出门，而内心又悔不当初，气自己何必意气用事。她也想过，会不会因为自己这样坚持，导致公司其他女性后辈的权利被剥夺。但要是享受公司给予的权利与特殊待遇，就会被视为赚到便宜的人；要是不想变成同事眼中赚到便宜的人，就得咬牙苦撑、认真工作，然后害得其他同样怀孕的女同事也一起遭殃。读到这儿时候，作为经历过生育带来的一切职场副作用的我，内心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抑郁。我们害怕女性拥有的那些所谓的倾斜的政策，比如产假比如经期假，因为这一切并不是给女性的福利，而是给女性的枷锁，它用一种伪善的方式来假装善待女性，实际上它传递出的信息是，你们是弱的，你们是不堪重用的，你们是要回去带孩子的。我享受的时候会觉得，我跳进了他们精心搭建的陷阱，而我选择拒绝的时候，我又担心其他有需要的女性因此失去这些福利。
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已经进步了的当代女性在追求更多的平等权利时不如当年女权运动刚刚兴起时那么激进勇敢？反而束手束脚？在读完这本书后我找到了答案：那个时候的女性一无所有不怕失去，而当代的女性却进退维谷，生怕一个太过激进就失去前辈们曾经努力获得的权利，因为我们太害怕失去到手的那一点点权利了。
“我们这代人曾奋力抗争，以求给你们有选择一切的自由。我们信仰选择自由，但没想到你们选择的是放弃工作”-Judith Rodin_《向前一步》那么职业女性为何在育儿问题出现伊始，就选择放弃职业发展放弃干脆放弃工作？
因为想要兼顾育儿又兼顾事业太艰难了，甚至大多数女性在初入职场时就选择一份将来可以方便照顾小孩的“轻松”的工作。这是一场名为育儿的自我放逐。因为太难了，所以我选择放弃，我放弃兼顾了，我放弃功成名就了，我放弃前辈给我争取来的权利了。因为太难了。
你以为是你自己选择的放弃，但其实是，这不是单方面的放逐，这一场宏大的阴谋，当女性被迫选择育儿放弃工作的那一刻，就是阴谋得逞的时机。
一、社会舆论
母亲是育儿第一责任人，国内的政策强化了“女性是孩子的主要照看着”的观念，而在美国，人口统计局也是将母亲默认为“指定家长”。母亲照顾孩子是”养育“，二如果是父亲照顾孩子，政府则视为“育儿安排” 。社会给女性施加了种种压力，将育儿的全部责任压在女性的身上。
孩子生病了是因为母亲照顾不周，孩子学习不好是因为母亲没有认真陪伴，孩子有任何的问题，永远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母亲，无数双嘴巴攻击母亲。
我微博上关注的母婴博主“面包婶”，孩子18个月被确诊了ASD（自闭症的一种），在评论区有人问，是不是因为你在宝宝9个月后经常出去参加活动忽视孩子造成的？这一句对于当事人来说堪比诛心。但就是有人问了，因为就是有人天然的认为，孩子太脆弱了以至于母亲不能天天陪伴就可以出现心理疾病的程度。事实上，博主回应说，孩子在9个月前都是母乳喂养的，但是明显没有依赖，这显然是先天的疾病征兆。
还有一次，我在豆瓣的一篇日记下留言，我说我认为当代母亲的压力太大了，不应该再给母亲太多压力比如鼓吹孩子三岁前需要母亲的日夜陪伴。结果被四五个人diss，有一个人问我，你懂不懂幼儿心理发展？我不懂。但是我知道孩子没有那么脆弱，也并不是全职陪伴的孩子比非全职陪伴的孩子更优秀。
1991年由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协会主办的早期儿童护理研究网发起了一项范围非常广泛的研究，按时间记录儿童看护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比了由母亲专职照顾与一般看护的结果此研究网有30多个研究儿童发展的专家，他们来自美国的各大高校，花了18个月对研究进行构思设计之后对1000多名儿童进行了为期15年的跟踪研究，其结果已经发表为若干篇论文。2006年发表的一篇成果汇总报告说，由母亲专职照料的孩子和那些由母亲和其他人同时照料的孩子，在个体发展上并无不同，他们在认知水平，语言表达，社交能力，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以及母子感情方面都没有什么差距，父母的行为因素包括责任心强，积极乐观的父亲，主张，孩子自主行动的母亲，以及较高的父母婚姻感情亲密度，这些因素对孩子的影响比任何形式的看护照料要多出2~3倍，其中一项发现更值得细究，母亲的照料与孩子的发展，并无关联，因此母亲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选择工作就会对孩子不利。以上种种的压力，也许是第一根稻草吧。
二、家庭性别角色不平等导致职场妈妈过于辛苦
当然有坚持事业的，然而母亲接受到的舆论以及母亲天然的对孩子忧虑导致，女性在家庭中，主动承担了育儿的主要责任。而男性恰恰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过去30年，女性在职场上的进步要远远大于家庭。在美国，夫妻双方都有全职工作时，母亲对孩子的照顾和所做的家务比父亲多处40%和30%。200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双薪家庭里只有9%的夫妻表示会共同分担家务劳动，一同承担照顾孩子、养家糊口的责任。在中国，女性的家务工作量平均时男性的两倍，其中包括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_《向前一步》
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女性的固守母职（maternal gatekeeping）导致的，女性天然认为照顾婴儿是自己的责任因此自己拥有决定育儿相关的一切的权力，这也许是其他方面权力确实的代偿效应。
又因为“中产”家庭认为雇佣一个保姆远不如请婆婆来帮忙照顾小孩，性价比问题嘛。尽管他们负担的起保姆的费用，但他们认为不合算，也许还有内心对保姆隐隐的担忧，毕竟有过保姆虐待小孩的新闻。然而婆婆照顾真的好么？因为婆媳亲密相处的时间增加，这其中的摩擦大大增加，导致女性在家庭中非常痛苦的内耗，职场上自然兼顾起来就更为辛苦。也有人干脆选择让婆婆回家，自己来带孩子的。那么回到开始，为什么不找保姆呢？
私以为，是这笔账没算清楚。女性在家育儿三年再从新回到职场上，损失的就不只是雇佣保姆的费用了，损失的是这之前十年左右的职场积累，国内有学者研究过，女性的薪资低谷就出现在育儿后回归职场的阶段。
这也许是第二根稻草。
三、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位越满意，就越不可能辞职
选择离开职场的女性大多也是因为实际上并不满意自己的工作。因为从一开始她们就早早的为自己将来的母亲身份做好了打算，例如选择一份较为轻松的工作，减少对工作的投入，下意识的拒绝具有挑战的机会。这就导致最终她们拥有的是一份并不足够满意的工作，那么当遇到育儿的需求时，接下来的选择就顺利成章了。_《向前一步》桑德伯格说，如果人的一生是马拉松，那么男性在往前跑的时候，一直有人喊加油，而女性到了20岁开始，周围就是各种拖后腿的声音。这导致，女性初入职场就开始为将来有一天组建家庭做打算，比如在两性市场上，拥有稳定又清闲的工作的女性“价码”最高。于是等到她开始在育儿和事业间做抉择时，她所拥有的那份工作确实也不令人满意，那么这时候，选择离开职场简直“顺理成章”。参考日本职业女性一结婚就会被问是不是要辞职了。
这是第三根稻草，这根稻草可怕在，它实际上从女性一出生起就压在她的身上了。
问题就摆在这儿，每一天都有很多人站出来提出各种的解决方案，有用也好偏颇也罢总归是在试图解决。但每当大家讨论女性应该如何如何，女性不应该如何如何，就有人跳出来说，这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这不是女性自己就能改变的，以及女性遭受了什么样的不公，现有的政策多么不保护女性。是，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那么请问要如何解决？女性平权的问题，不是靠着女性来抱怨这个社会有多不公平，这个政策有多不公平，这些男人有多渣可以解决的。说的多了，只会像一个怨妇抱怨老公出去找小三，却一不选择离开，二不选择改变自己。
以我的观点来看，与其选择抱怨，不如冲出女性的枷锁，想要改变不公的现状，靠的是权力，当代女性管理层占比大概是在四分之一左右，指望享受男权的男性去制定出利于女性的政策（或许有些偏激，但人天然是利己的），怕是天方夜谭了。
对于金智英们，如果要免于自我放逐，冲出女性的枷锁，可以做的还有很多。
一、雇佣保姆
关于雇佣保姆，其实很多抱怨保姆贵或者保姆不放心的，都是没有找过保姆的。
育儿最重要的，是高效陪伴，如果有保姆帮助解决其他问题例如小孩的吃喝拉撒睡，反而母亲在进行陪伴时会更加高效。另外，假如保姆的薪资真的超出了女性原有的薪资，也请将这部分的支出看作是家庭投资，投资的是女性的职业生涯，因为女性离开职场几年的机会成本是远远超出这部分固定的支出的。
雇佣保姆没有那么可怕，并不比请婆婆看孩子更难。
二、equal parenting
前些天在podcast上面听一个节目《ctrl alt delete》，有一期请了一个女性作家来访谈，期间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全职妈妈问我怎么样才能在兼顾育儿的同时写一本书。答：去写。安排时间去写，当你去写书的时候，请你的配偶来照顾小孩。即便是全职妈妈你也应该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啊，把这些时间拿来写书。并提出一个概念：equal parenting，父母的育儿职责是平等的，并不是一定是母亲在负责育儿。你的丈夫有他的娱乐时间，你也应该有你的。
基于此概念，提出第三点。
三、主动创造需要配偶育儿的机会，而不是等待配偶主动提及
基于equal parenting的概念，其实很多女性就是因为默认育儿是自己的责任所以总是不敢提及需要自己的时间，于是每天觉得配偶不顾小孩，配偶看不到自己的辛苦。与其等待配偶说，亲爱的我帮你照顾小孩你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吧（几乎不可能），不如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告诉配偶你的计划，请对方安排时间配合你。
我们总是在等待，等待有人解救，等待王子前来，等待一切都好起来。或者是因为你怎么能等我自己开口（类似，我喜欢的东西你竟然不知道，我过生日你竟然不主动送上来我喜欢的礼物），或者是因为觉得自己没资格张口要知道白雪公主等来的王子其实是个恋尸癖。
德国有一个时代曾经宣扬母亲的角色，反对女性在外工作，他们认为女性的位置应该是孩子、厨房和教堂。而如今我们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不要再在那一方小天地挣扎。金智英们的世界也有星辰大海，也有漫漫征途。
前些天刚好跟朋友聊起这个话题，朋友说，“有一天我幡然醒悟，女性在婚姻中要意识到，孩子不应该是第一位的，配偶也不应该是第一位的，我们最应该关心的是自己，如果你能把你的人生搞定，那你的孩子将来就能搞定他的人生。”我们应该卸下育儿是母亲第一职责的枷锁，我们应该去过好我们自己的人生。
以上，
共勉。
《82年生的金智英》观后感(四)：在“82年生的金智英”的韩国，女性的处境与斗争
最近微信公众号、微博上似乎刮起了一股剖析韩国的风，这股风大概从李胜利事件开始兴起，到几天前雪莉自杀事件达到了顶峰，诸多大v或高流量公众号摇身一变成韩国问题专家，共同营造出一种高度雷同的韩国国家形象——一个“被财阀和美国操控蹂躏的傀儡国家”。其春秋笔法难免令读者产生幻觉，仿佛“财阀”或“美国”是解释所有韩国问题本质的终结理论，继而一改以前对韩国社会的漠不关心转向积极嘲讽。
视频链接：https://weibo.com/7060281712/IbTV7gQF9？pcfrom=msgbox&type=comment几天前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名为“韩国娱乐圈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的视频，嘲讽韩国女性地位低下，中国还能讨论“什么是健康的两性关系”、“什么是直男癌”，而韩国人却毫无作为，因而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底下评论一片叫好赞同，“财阀”、“殖民地”再次成为高频词汇。如此权威平台发布如此低级视频，引来如此多共鸣，不难想象任由这股风气吹下去，中国普通民众将形成一种如何扭曲的韩国观。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之际，我决定谈谈韩国女性地位问题、近些年来韩国社会的厌女、仇女问题及女权运动，在铺天盖地的“伪真相”中，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亦为大家观影前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韩国女性地位为何低下？
讨论韩国女性地位问题，需追溯到韩国近代女性最初登场的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转换期。随着近代开化思想传入朝鲜半岛，俞吉濬等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讨论女性的教育问题，主张女性应接受教育，肩负起生产民族下一代、教育国民的责任，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也就是“贤母良妻”成为民族的一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贤母良妻”或“贤妻良母”常被误解为一种儒家传统女性美德，然而这却是一个现代概念。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眼中，“良妻”是男性的伴侣以及操持家务的主管，“贤母”是为了养育更好的国民，实现富国强兵，基于的理念是民族主义，而非儒家家庭伦理——这是“贤母良妻”与传统女性的不同之处，然而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均将女性限定在家庭的范围之内，并肯定父权。
1910年韩国进入日据时期后，“贤母良妻”论成为了殖民当局培养顺从统治的忠诚女性的手段。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思想驱使下，热衷于将女性推崇为民族的象征，在现实中却仍将后者捆绑在传统父权压迫地位，借此遮蔽殖民地“男性”的缺席与无能。
换句话说，在殖民地的特殊背景下，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在“保存民族固有主体性”的名义下被正当化了，这使得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帝国主义与父权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谋。“贤母良妻”仍是该时期韩国男性对理想女性的规范，接受现代教育并日渐觉醒的新女性则令其产生抗拒感与反感，其反作用便是对传统女性的赞美，及对以女学生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批判。在当时男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舆论界，后者时常被刻画成虚荣、轻浮、奢侈、堕落的形象。
图为日据时期韩国著名“新女性”舞蹈家崔承喜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韩国成为了“总后（方）”，多数韩国女性在“贤母良妻”的教诲下，遵循军国主义对母性的需求，期待通过将子女献给皇军、参与生产劳动、保障战争后勤来成为“帝国国民”的一份子，她们也因而被“尊称”为“总后夫人”。
光复后，尤其在由军事政权推动的现代化建设中，韩国对国民的动员是高度性别化的。在冷战对峙格局下，国家安保的重任压在每一个成年男性之上，他们通过义务兵役制、退伍后参与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建设而直接成为了现代化的“主力军”，而女性则通过参与新村运动及计划生育运动，以家庭主妇的角色间接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这种性别化的动员机制形成了一种“保护者、抚养生计者=男性”与“家务劳动、养育子女者=女性”之性别社会分工，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
经由上述简要勾勒，可知韩国自近代以来，女性未曾有机会作为运动主体开展过妇女解放运动，从“贤母良妻”到“新女性”的污名化，从“总后夫人”到“家庭主妇”，女性主义从来被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冷战、性别化的现代化动员机制所牢牢压制或统摄，这是当代韩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而绝非单一地出于儒家道德观念的禁锢。
当代韩国社会的厌女现象
回到当代韩国。
首先，厌女（misogyny）现象不是新鲜事，不是韩国特色，亦非东亚特产。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份时期，在大多数地区，女性都是所属或交换的对象，这是一个世界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偏见。按照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定义，“厌女”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而将女人置于客体，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在上野《厌女：日本的女性厌恶》一书的译后记中，译者用了一句民间俗语清晰地解释何为对女性的“他者化”，那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男性同为主体而结成“手足”同盟，而女性则是不可缺少却终究属于物品的“衣裳”。
在当代韩国社会， “厌女”超越意识范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兴起，始于本世纪初。在上世纪，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为了补偿义务服兵役的男性为国家的付出，自1961年起，政府曾对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多种重要考试中给予5%的加分，然而1999年12月23日，宪法法院宣判该加分制度“违宪”，并于2001年正式将其撤销。
当时正值韩国刚走出金融危机、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初期，随着企业雇佣灵活化制度的推行，就业难、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常态。加分制度的取消，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部分人开始将矛头指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斥责后者借牺牲男性来追逐私利。此后，韩国相继出台了废除户主制度、性暴力/家庭暴力特别法、生理期休假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政策，愈发加深了男性“特权”的被剥夺感，厌女气氛因而弥漫开来。
厌女情绪最初盘踞在匿名的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颇为主流的叙事框架——“作为被害者的男性” vs “作为加害者与剥削者的女性”，前者辛苦服役、保家卫国，后者则安于享乐、过度争取女权。近两年“Me Too”运动兴起，女性对性骚扰、性暴力的反抗，复又激发了前者的被害意识，在反对me too的言论中，被侵犯女性时常被描绘成诱骗纯真男性犯罪的加害者。
臭名昭著的极右网络社区“日佳일베”是生产厌女情绪的大本营。该网络社区成员多为年轻男性，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多为店员、快递员、学生、无业人员等，其中不乏文静、彬彬有礼之士，然而在网络世界中，却化身为语言暴力分子，大肆发表歧视憎恶女性、左翼人士（尤其是已故总统卢武铉）、全罗道居民、外国劳工及一切社会弱势群体的言论。
有学者指出，在韩国这样一个尤为强调“男子气概”的文化中，身处霸权地位的男性角色一旦在竞争中落败，往往会转化为对比自己更为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愤怒。这种心理不难理解，用鲁迅的话来讲，便是“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上图中艾莎的手被电视台内部人员偷偷P成了“日佳”成员的专用认证手势，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随着“日佳”成员的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也从线上转向线下，制造了诸多超越常识、令人发指的“事迹”——光州民主化运动33周年前后，上传大量侮辱民主化运动牺牲者遗体的照片；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在绝食抗议的遇害者家属面前举办嘲弄式的“暴食行动”；将日据时期慰安妇斥为“性买卖婊”……
“日佳”成员的“暴食行动”“日佳”最突出的倾向是厌女，并创造了一大批指代特定女性的嫌恶网络用语，如上文视频中提到的“妈虫”（家庭主妇），以及各种“XX婊”：“大酱婊된장녀”（奢侈品爱好者）、“泡菜婊김치녀”（虚荣的女性）、“狗屎婊개똥녀”（自私的女性）、“啊不知道婊아몰랑녀”（无知无逻辑的女性）、“逼婊보지녀”（所有女性）等等（相比之下，我国特产“绿茶婊”算得上小清新了）。
厌女情绪在2016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政权的烛光集会中再次发酵。作为韩国史上第一任女性总统，朴槿惠本人并未成为推动韩国社会男女平等的践行者，反而由于崔顺实干政事件，印证并加固了“女人不能从政”的偏见。烛光集会上许多海报与歌曲对朴槿惠的批判，往往并不指向其作为“总统”的失职，而将其刻画为一个虚荣的整形美容爱好者、无理性的消费狂、放任世越号沉没的无脑且无责任心的“女人”——一个“日佳”成员口中典型的“泡菜婊”。
讽刺朴槿惠和崔顺实的海报“身着普拉达的顺实”讽刺的是，“烛光革命”最初由韩国“最女权”的高等学府梨花女子大学学生的顽强斗争所引爆，然而在后来旷日持久的集会中，却频频爆出女性被趁乱性骚扰的问题，这令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宣布抵制集会，并单独辟出一块女性专属的场地集会——女性在呼吁民主主义的广场中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与外界划清界限，这是对民主主义本身的讽刺，广场革命终究仍是男性的专有物。
“烛光革命”最终胜利了，2017年3月朴槿惠遭弹劾，在旋即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文在寅阵营格外着重刻画文在寅阳刚的男性气质，及其夫人金正淑女士贤内助的女性特质，这不得不说是又一种讽刺。
迟来却从未迟到的妇女解放运动
对于韩国而言，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迟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其抗争对象是近代以来未曾真正动摇的儒家礼教规范，是社会长久累积下来对女性日常的嫌恶与仇视，是排斥或边缘化女性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市场，以及消费女性的流行文化。
正如厌女情绪最初兴起于网络空间，韩国女权主义运动最初的战场也是网络。网络女权主义者活跃在与“日佳”战斗的第一线，展开了对网络上蔓延的厌女、仇女现象的抵抗性反击(strike back)。
女权主义运动在现实空间全面兴起的契机，是2016年发生的江南站杀人事件。一名20多岁女性在位于江南站10号出口附近商街的卫生间内，被一名陌生男性杀害，被杀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这一事件令长期潜伏在网络空间的厌女现象浮出水面，事后，江南站10号出口前贴满了呼吁正视厌女现象的海报与市民留言，女权主义也因而从线上走向街头，从精英讨论扩散至大众议题。
2018年是女权运动高潮迭起的一年。首先，兴起于美国的“Me Too”运动席卷韩国，从司法领域迅速蔓延至政界与文化艺术领域，并最终进入校园，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令公众重新审视从来被默认为“正常”的性骚扰，尤其是权力型性骚扰。
5月，弘大偷拍事件被披露后，6万余名女性在惠化站附近游行抗议无处不在的偷拍，此次游行成为了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游行。反抗社会对女性外貌规范的“脱下塑身衣탈코르셋”、“不穿胸衣no bra”运动也同时兴起，许多年轻女性丢弃或毁坏化妆品、素颜、甚至不穿胸衣上街（已故的雪莉便是该运动的践行者）。
11月，受到两年前波兰女性反堕胎罪的黑色抗争的启示，为对抗保健福祉部宣布的对终止妊娠手术（堕胎）的处罚规定，首尔举行了大规模的“黑色示威”，示威者身穿黑色服装、举黑色标语牌“如果堕胎有罪，那么罪人是国家”，反对堕胎罪、捍卫女性权利。
这场席卷韩国的女权运动，展现了女性改变社会的力量，亦展现了年轻一代女性建立在共同经验之上的姐妹连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梨花女大毕业生声援在校生抗争时的那句：
“别害怕，姐姐来了。”
韩国社会亦随之悄然发生着变化。女性内衣广告开始采用不同身材的模特；卫生巾广告不再沿用以往对女性生理期隐晦的称谓（如，“魔法的那几天”），而直言“生理期”，并在示意视频中，放弃蓝色液体改用红色液体。
照片来源：유한킴벌리 화이트新闻女主播在直播时戴起了框架眼镜，力图改变“男主播可以戴眼镜，女主播不可以”的偏见。
照片来源：MBC 뉴스对于韩国而言，年轻一代女性的抵抗才刚刚开始，女权运动是当下的进行时，对于中国而言，也绝非完成时。
相对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更为彻底地推进男女平等，首要原因在于五四期间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潮。因而中国近代的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男性主导女权主义”的特征，男性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妇女解放，源自其对传统女性所象征的作为“万恶之源”（傅斯年语）的儒家家庭制度与传统思想的不妥协态度，因而将女性从传统家庭中的解放视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的指标，女性主义因此成为了民族现代化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在亡国危机中，中国女性在救亡图存的动员之下直接参与救国活动，解放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终将五四时期提出的“妇女解放”话语落实到现实。
以上历史过程难免令人产生“中国女权高于日韩”的幻觉，甚至沾沾自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被动”、而非“主动”发生的，是来自自上而下的精英、国家的推动与动员，而非自下而上的觉醒。这意味着，如果未来不再存在自上而下的动力，或面临经济危机，失业情况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女性地位极有可能面临大幅崩塌。
回到最开始提到的视频。对于中国而言，目前同日、韩同属女性地位世界排名垫底的国家，我们有何立场嘲笑邻国？
“中国性别差距在全球排名第100名” 资料：《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上映了。金智英是80后韩国女性最常见的名字。
期待这部反映当代韩国女性所遭受的“无差别”性别歧视的作品，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作者申明：本文原创，原载微信公众号“闲话韩国学”，谢绝挪用。若转载此文，请文首尾标明作者姓名及原文链接，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
《82年生的金智英》观后感(五)：韩国女孩真实而令人窒息的一生
眼下，“金智英”的名字正冲刷着每一个韩国论坛。
2019年的秋天，韩国对于女性困境的讨论陷入了又一轮狂热。这股风潮的源头，是一本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 《82年生的金智英》。
继电影《熔炉》后，孔刘和郑有美再度携手出演。《82年生的金智英》的出版，被评为2017年韩国社会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推出仅两个月，它刷新了韩国年度电子书的最高售出记录，创造了实体书百万销量的奇迹。
超高销量带来的，还有大范围的争论。
有媒体形容：仅仅一本书，就把韩国年轻人撕裂了。
男女读者的评价罕见地呈极度两分化。郑有美因为出演同名电影，遭到大量恶评。
知名女团成员Irene，因透露自己在阅读《82年生的金智英》而被部分粉丝迁怒。
极端粉丝上传焚烧Irene照片的视频，甚至将剪碎的照片寄给本人。然而，这本处于漩涡中心的小说，情节本身却不猎奇，甚至有些平淡。
它将普通女性无孔不入的绝望，缝合成逼真的生活图像。
透过金智英的人生，读者看到自己曾经的痛苦，现在的烦恼，以及可想而知的未来。
“只要是生活在大韩民国的女性，总能在书里找到自己。”
像我这样平凡地长大
金智英，是韩国八十年代最常见的女性名字。
小说的主人公金智英，出生于1982年的首尔市。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有一个大两岁的姐姐，和一个小五岁的弟弟。
从任何维度上看，都是一副平淡而顺理成章的模样。
不过在平静的湖面之下，普普通通的金智英，正经历着许多令她窒息的性别困境。
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和智英一家同住的，还有奶奶高顺芬，她对家里唯一的男孙无比宝贝。
饭桌上，智英总是要等弟弟吃饱才能动筷，偶尔偷吃弟弟的奶粉，就会被奶奶狠狠地朝背部拍下去，痛得她眼泪汪汪。
在饭菜按性别分配的时代，女孩总是巴巴地看着肉被首先送到奶奶的“金孙”碗里。这些重男轻女的观念，自奶奶年轻时就深深地烙在她的脑海里。
奶奶独自拉扯大了四个儿子，却对懒惰的丈夫毫无怨言。在她看来，只要丈夫不偷腥、不打人，就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这样劳碌的一生，自然让她对只生了一个男孙的儿媳不满。
“要生个儿子啊，一定要有个儿子才行。”
因此，当二女儿智英出生时，母亲忍不住抱着襁褓中的她哭泣。
韩国的堕胎罪将在2021年被废除，此前的68年，女性的子宫从不属于自己。智英的母亲，也非生来就是母亲。
母亲名叫吴美淑。虽然成绩很好，但美淑自十五岁起便辍学，独自北上首尔打工，把没日没夜工作赚到的薪水用作哥哥弟弟的学费。
在城市化启蒙的年代，农村人口如潮水般涌进大都市，家里的男丁被赋予了抢占先机的使命。
“只有儿子出人头地，全家才有希望。”
直到三个兄弟在美淑的帮助下陆续从大学毕业，家人对前途光明的儿子满口称赞，无人提及女儿的牺牲。
美淑这才意识到，原来在以家人为名的范围内，机会和赞美永远轮不到她。
于是她选择了婚姻，收起自己的名字，成为一名默默付出的母亲。
虽然这一切都不是母亲的选择，却得由母亲全权负责。就像80年代任何一位平凡的女性，智英就这样不被期待地长大，习惯牺牲，习惯失望。
小学男同桌总是欺负智英，用手臂撞她，拿她东西，让她在课堂上出糗。
智英哭着为自己抗争，只换来老师的一句敷衍：”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孩子都会欺负喜欢的女生。”
为了不变成过于敏感的麻烦精，她选择了调离位置后息事宁人。
同样地，几年过后，在前往中学补习班的路上，智英被陌生人尾随，还遭到了父亲斥责 —— ”为什么裙子那么短？“
那一刻，她依然没有为自己辩护。
她一直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危险要自己懂得避开，否则问题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身上。
图/纪录片《金智英们的世界》乃至进入大学，智英总是因为女生身份而在社团活动中被剥夺话事权。
她仍不自觉默认，女生当社长太辛苦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为男生加油就好。
虽然有点委屈，但当她看着周围的人，一切变得理所当然 ——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为什么女性不需要努力工作”
如果说，金智英成长时期的伤痛，早已随着时代变迁而消退，那么她步入职场后的遭遇，则是书中共鸣最强烈的部分。
据出版社统计，78%的购书人群，是出生于1989-1999年间的女性。
这个年龄段的韩国女性，正处于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职场、结婚、生育，以及三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正如一位读者留言：“想到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女性，既欣慰又痛苦。”
不仅在韩国，海外出道的金智英更被称为东亚三国的指定读本。小说中，金智英的姐姐希望成为电视制作人，却被家人劝说去读师范学校。
为此，姐姐和母亲争论：“这确实是一份能兼顾小孩的工作，那应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工作才对，为什么只有对女生来说是好工作？”
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现实中，25岁的允京（音译）是一名韩民族日报的记者。对于就业，她曾和长辈们进行了车轮战式辩论。
“记者跑来跑去不稳定，你要怎么过家庭生活？”
“教师不好吗？教书才是女孩子的最优选择，你以后会后悔的！”
与书中的情节如出一辙。
”很少有人问男记者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而我却需要去说服人们。”
虽然面孔各异、经验有别，但允京总是在金智英身上看到相似的自己。图/韩民族日报1990年出生的秀珍（化名）经历着同样的困惑。
毕业于金融专业的她，目睹了许多女同学在就业压力下，非本意地选择了秘书、教师等偏好女性的职业。
“这就像一个专为女性而设的‘陷阱’。父母会劝说女儿没必要冲锋陷阵，你也渐渐被安稳的生活诱惑。但安稳往往意味着较少的收入。”
韩国公司入职照里的男性总是压倒性地多。据统计，韩国25-34岁女性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受教育程度最高，就业水平却排在第30位。小说中，智英作为未婚未育的女员工，默认被放逐在项目组之外，干些可有可无的杂活。
唯一被重视的时刻，就是在酒席上应付难缠的甲方。
智英作为最年轻的女员工，理所当然地成为上司的人工咖啡机。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同样地，秀珍顺利入职后，被办公室里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
最令她厌恶的，莫过于上司要求她在推广活动中带头跳广播体操。仅仅是因为“在男多女少的公司活动里，大家都想看美女领操”。
这位让她领操的上司，却总是在派遣重要任务时有意无意地绕过秀珍。
办公室里横亘着一层玻璃天花板，她看得见却触不到。
调查显示，韩国的玻璃天花板指数处于经合组织成员国里的最高位。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迷宫的中央，一直以来都脚踏实地地找寻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打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
在入职的第三年，公司里唯一一位女课长的辞职，让秀珍彻底灰了心。
女课长在课长的位置上呆了整整十年。
高层认为她会随时结婚生子，从不指派重要任务；部下害怕项目突然中断，不愿成为她的组员。
为了证明自己，课长甚至把私人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结婚育儿计划通通延后，却始终还不回一个晋升的机会。
最终，心灰意冷的她还是告别了职场，回归家庭。
经合组织调查发现，韩国目前只有约10%的管理职位由女性担任。在长辈的催生压力下，面对一脸轻松的丈夫，智英忍不住质问：
“我现在很可能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社会人脉，还有人生规划、未来梦想等种种，所以才会一直只看见自己失去的东西。”
“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
智英因为长期带小孩患上了手腕关节劳损，却抽不出时间看医生。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高强高压的职场氛围里，怀孕对女员工而言，通常意味着离职。
在首尔，每月雇佣保姆的费用，抵得上工薪族一个月的收入。
与此同时，在首都圈人口占50%的韩国，让待在地方老家的父母千里迢迢上京育儿，也非社会的传统选择。
既然夫妇同时在职育儿的设想难以实现，那么必须有一方作出牺牲。
那个被默认需要辞职的人，通常是收入较低的妻子。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韩国男性与女性的薪酬差距在149个国家中是最大的。图/金智英们的世界孩子出生后，智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每天被繁重的家务缠身，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她也曾想过重返社会，却发现在加班文化突出的韩国职场里，愿意雇佣自己的，只剩下允许弹性上班的雪糕店。
智英十几年累积的名校履历和职场经验，通通化为虚无。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现实中，1987年出生的志英（音译）经历了两年的全职育儿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面试时他们会问，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孩子有突发状况怎么办？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生育后的女性总是被默认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家庭。图/金智英们的世界在韩国，这样的现象被称为“强力断工/강력단절”，即女性在生育后，突然陷入职场和社交双失的困境。
数据显示，约有45%的韩国女性在生育后经历“强力断工困境”，平均持续时长达8.4年。
等到孩子长大后，这些女性也会因为过长的空白期等原因，无法以正职身份回到原来的职场。
目前，韩国每10位复职妈妈中，有6位正做着派遣性质的非正式工作。
她们是一群在社会生活中失去名字的人，大部分时间都只能作为XX（孩子名字）妈妈存在。无论怎样努力，韩国女性的命运似乎都殊途同归。
“明明不是因为工作能力差或者不脚踏实地而搞丢饭碗，却依旧失去了工作。”
之前的人生履历通通都被封印，从此只剩下母亲这一个身份，成为社会里的透明人。
金智英在这样的环境里窒息。
在书的结尾，她从产后抑郁滑向严重的精神分裂，开始以其他人的口吻讲话。
不到40岁的智英，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让问题浮出水面
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停留在主人公接受精神治疗的场景。金智英的人生是虚构的，同时也真实得让人毛骨悚然。
这样真实的细节，源于作者赵南柱自身的经历。
作家赵南柱。图/赵南柱的朗读TV赵南柱出生于1978年，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曾担任电视节目编辑，生下女儿后离开了职场。
操持家务之余，她突然发现，一个人数如此庞大的群体，竟没有一本书正正经经写过她们的故事。
于是，她把作为“金智英”的无力感一点一滴收集起来，在育儿的空闲开始写作。
出乎所有人意料，金智英的人生在东亚文化圈引起巨大反响。
小说出版前，赵南柱甚至认为，没有人会购买这样一个平凡女性的故事。与此同时，有关小说的争议也一直存在。
出生于1985年的金振焕（音译）以亲身经历为例，不断强调小说模糊了现实和虚拟的界线。
他抨击作者为了突出矛盾，将所有社会不公集中在一个女性角色身上，这在现实生活里很难发生。
书中所有男性角色都以负面形象登场，女性角色则皆有可怜之处。
这无疑将男性强行架上加害者的位置，加深了原有的性别对立，使得理性的讨论完全无法进行。
图/国际新闻还有网民模仿《82年生的金智英》的形式，写出了《90年生的金志勋》。
书中讲述了一个1990年出生的韩国男性的悲惨史：
聚餐时被要求为女性挡酒、吃饭时提出AA制会被视为小气、结婚时要负担婚礼和婚房费用、绕不开的兵役制度、对“男子气概”的过分要求……
不只是女性，男性同样也在承受无形的压迫。
受金志勋的鼓舞，网友们纷纷通过自己的故事展现男性之苦，兼有无从协助之难。图/88年生的金志勋无可否认的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出版，让那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潜规则浮出水面。
实际上，在小说出版之前，韩国社会早已积聚了一股巨大的暗涌。
2018年，韩国生育率跌至0.98，这意味着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少于1个孩子。
许多女性已经不愿为生育让渡个人自由，转而探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她们不生育、不结婚，甚至连恋爱都懒得谈。
若生育率继续维持低水平，韩国社会将在5年后进入人口减少期。尽管政府投入了超100万亿韩元来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一个普通的故事，折射了社会的痛点。
金智英很平凡，平凡到生活中处处都是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值得被写成一本小说。
她甚至还有些幸运 —— 她拥有不错的学历，好看的外表，温柔的丈夫和乖巧的女儿。
即便如此，她依然会感到焦躁与不安，默默滑向失语的绝境。
一些细微之处的疼痛，金智英的存在让许多人不能再假装看不到问题。这或许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最大意义——
让那些旷日持久的压抑，发出声音，不再被湮没。
她邀请读者不分性别地体验“一位普通女性的人生”，由此创造了相互沟通的契机。
这不是她的问题，也不是他的问题，但我们要共同寻找出路。
正如书中所写——
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图/纪录片《金智英们的世界》参考资料 -----------------------------
[1]《82년생 김지영 씨는 왜 문제적 소설이 되었나？》，이시한
[2]《82년생 김지영 - 세상 절반의 이야기》，SBS스페셜
[3]《페미니즘 입문서？ '82년생 김지영'을 어떻게 생각하시나요？》，국제신문
[4]《2018년 한국 신생아 출생 통계》，한국통계청
[5]《업무와 가정 시사 조사결과》，고용노동부
[6]《보건복지포럼》，보건복지사회연구원
[7]《<82년생 김지영>이후》，여성조선
[8]《엄마말고 맘충》，여성신문
[9]《没有母亲的容身之地——韩国奋力提高生育率》，法新社
[10]《韩国女性就业歧视：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低》，CNN
[11]《职场遭遇歧视与不公，韩国女性开启创业大潮》，36氪
[12]《女权主义才是歧视？韩国年轻男性直呼不公平》，周末画报
[13]《性别非资格赛，比谁惨没有意义》，性别力量
[14]《厌女文化引爆南韩两性大战》，天下杂志
[15]《韩国“世界级大奖”：生育率低于1》，世界华人周刊
撰文黄慧诗| 编辑 小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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