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君臣》是一本由虞云国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019-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渡君臣》读后感(一)：幸运飞艇单期精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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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君臣》读后感(二)：“立足江南”与“江南化”——兼议南宋高宗时代
南宋是北宋的继承者，这个历史定义仅仅指的是皇室的血统继承。从立国理论和政治体制的角度讲，南宋与北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体，前者并没有继承后者的政治遗产。
简而言之，北宋的立国理念是恢复燕云十六州，具有捍卫民族整体性的自我定位。但南宋的立国理念在于通过集权主义模式立足江南，其本身已然放弃北宋的那种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自我定位。
但是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至少在宋高宗时代，南宋政权“立足江南”的成功与“江南化”的失败是并存的。换句话说，“立足江南”并不意味着“江南化”。究其原因，我以为是当时中国经济的重心尚未完成向南方的转移，江南系官僚集团的执政视野尚未具备全国性和全局性。具体表现在江南系官僚之所以支持宋金和议，并不是出于维护南宋政权的动机，而是为了摆脱战时财政制度的横征暴敛。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的土著性特征。同时导致南宋政权与江南在地地主间的合作体制的破产。
南宋政权的稳固在内因上必须建立在“立足江南”与“江南化”完全一致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政权的“江南化”必须消除土著性的特征。所以为了压制江南系官僚集团的反抗，北宋时代的政治体制模式——中央控制模式，即文彦博所说的“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君臣共治模式，已然不适合当时的政治环境。专制乃至独裁模式——官僚仅有行政权力而无决策权力，甚至直接镇压反对派官僚，才能有效地消除江南系官僚集团的土著性。于是绍兴体制应运而生。
绍兴和议和收兵权，只能让南宋政权“立足江南”，而杀岳飞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节点。它既代表了南宋政权“立足江南”的决心，又代表了南宋政权在立国理念上的转向，并最终与“北宋体制”决裂。它成为绍兴体制的起点。
《南渡君臣》读后感(三)：绍兴体制：南宋王朝的路径依赖
作者：周凌峰
在官修史书和民间话语两种有机关联又各有偏重的叙事体系中，南宋通常被视为北宋的附庸。因此，人们评论南宋高宗一朝史事，容易带上先入为主的标签，似乎这段长达数十年的历史，就是在“恢复”和“乞和”之间一路摇摆，两派的代表分别是岳飞与秦桧，至于真正起主导地位的宋高宗赵构，反而面目模糊，遁入了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
南渡君臣评价人数不足虞云国 / 2019 / 上海人民出版社虞云国教授《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以精准的史实和综理密微的分析，还原了宋高宗主导形成“绍兴体制”的全过程，在虞云国教授看来，这一君主与权相合谋以专权的模式，贯穿南宋始终，从而形成了南宋独特的政治格局：
纵观整个南宋政治史，绍兴体制确立的君主与权相结合的独裁格局，尽管在不同时段有强弱显隐之别，却几乎没有本质的变化。在世人印象中，文彦博所说的“（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构成了宋代政治的底色，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活跃程度，堪称空前绝后，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宋代“祖宗之法”注重权力平衡，为士大夫参与政事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有惩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先鉴，宋朝君主首先在制度上确立了中书门下治政事、枢密院治军事的二元体制，同时赋予台谏相对独立的监察权，因此有“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的说法，这些都保证了北宋前期至中期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以强势著称的神宗朝宰相王安石，在皇帝全力支持下展开变法，动作幅度再大，也未能撼动枢密院和台谏的地位，可见北宋帝王恪守家法之严。至于徽宗朝宰相蔡京，虽然深得帝心，不过附贰天子以狐假虎威，实际是称不上“权相”的。
假如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南宋，无疑会陷入被动。初入宋人的语境，往往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即任何政治上的改弦更张都要“循故事”而动。这样固然可以把握住历史脉络中存在的延续性，却容易忽视历史时间轴上产生的“基因突变”，毕竟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都得基于具体情境下的“场”，惟其如此，才能理解当时人行事的路径，以及路径之外的权变。
高宗朝的政治模式与北宋有着明显区别，原因就在于南宋立国的情势迥异于北宋。
时间回到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东京，掳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是为高宗。撇开宋高宗、光尧（赵构的尊号）这类称谓，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年赵构才二十岁。尽管古人不乏少年老成的例子，但这位生于深宫之中的皇帝显然不在此例，他精于书法、文学造诣深厚，却没有受过像样的政务和军务训练。
高宗早年施政毫无章法，遇到金兵进攻只会逃跑，甚至在二十二岁时遭遇“苗刘之变”，被迫退位为太上皇。凡此种种，都可见高宗根本就没有做好“中兴”的准备，他只是比被掳去（宋人隐晦地称之为“出郊”）的兄弟们运气更好而已。
与其说高宗是在战乱后收拾旧山河，不如说他得把父兄散落的地盘一块块拼拢来。宋太祖创建北宋时统领禁兵已久，高宗却谈不上有什么嫡系，唯一拥有的就只有一顶皇帝帽子。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何在即位的第十二年明确转向求和，不但拔擢秦桧为宰相，还不惜改变祖宗成法，任命秦桧为“独相”。
虞云国教授在《南渡君臣》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秦桧任宰相后改变政治生态的关键举措：
秦桧专政最关键的招数就是“择人为台谏”，让原来兼具监察职能与议政职能的台谏官沦为其私人鹰犬，指东不西，成为他打击政敌、左右舆论的忠实工具。如此一来，监察大权纳入相权之内，北宋视为国之元气的台谏失去了原有的制衡功能。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可窥见秦桧揽权的力度：绍兴元年和绍兴八年，秦桧两次入相，均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这意味着北宋政事和军事分开的原则也被完全打破，这是对前朝制度的一次重大颠覆。
宋高宗之所以如此施为，仍然与当时的情势有着直接关联，虞云国教授指出，南渡诸将帅几乎都有扩军自雄的情况，武将政治地位陡然上升，甚至自选将佐僚属，移罢州县长吏。这与北宋时期崇文贬武的情况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宋高宗在局势基本稳定之后，效仿乃祖“杯酒释兵权”，更以莫须有的理由杀害岳飞，以宰相兼领枢密院，都是对这一现实情况作出的反应，宋高宗的着眼点始终只有一个：巩固自身权力。囿于北宋以来固有的政治模式，他无法另外建构一套新体制，唯有不断加强代理人秦桧的权限，变相集权。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原本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制度上的改变一旦形成惯性，产生的后果就很难预计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之后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都走上了这条专权路子，算上秦桧，这四大权相合计垄断朝政七十余年，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高宗立朝时的非常之策，就这样成为南宋无法剥离的“路径依赖”。
《南渡君臣》的书名，来自赵孟頫诗句“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赵孟頫以宗室之后，对于家国沦陷自有刻骨感受，宋人著述中也不乏“南望王师又一年”的集体记忆，可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不得不做别的打算。以著名道教宗师王重阳为例，关中失陷，他只能去金王朝扶持的刘豫政权应试，之后又中了金朝的武举，掐指算来，此时离北宋灭亡也不过十余年而已。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http://wenyi.gmw.cn/2019-09/03/content_33131284.htm
《南渡君臣》读后感(四)：史家的正大之论
早些年看王夫之的《宋论》，其对宋代历史的认识，不乏精彩之见，但私心却并不很喜欢，以为其论“失”之于“刻”。当然，这只是个人的观感，作不得准。但史论却确实反映着读史者、治史者的心胸与见地。虞云国先生的新著《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即是他的史论，也即是他读史观世的深刻体悟。
本书是一系列“小文章”的集合，绝大部分是作者近年的新著，虽是因事命篇，主题却都集矢于南宋立国之初的“大问题”；又撷选了部分旧文，使所涉相关史事更加完整，全书也更加丰满立体。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本“小书”，却有作者的“大视野”“大观察”“大关怀”。书中所述，哪怕不赞同某些具体结论，却要佩服、敬仰他立论的至公与正大！掩卷之后，也使人陷入长久的深思。
“绍兴体制”与“立国规模”
南宋虽然并非另建一个新的朝代，但徽、钦二帝被俘，京城沦陷，宋高宗“自立”为帝，一番“纠结”之后将杭州定为临时都城（行在），也可以说是重新建立起稳固的政权，便也可以有所谓“立国规模”。
从形势来说，宋高宗“立国”之初，面对的困难无疑比宋太祖更大，外有北方金人和刘齐的压迫，内有各地流寇四起，军事压力下还存在着财政危机与自身政权合法性的不稳定。与东晋南渡相比，宋高宗所依赖的，不是拥有雄厚实力的势家大族，而首先只能是起自行伍的武将。虽然宋朝家法“重文轻武”，但在战时状态下，提高武将之地位实是不得不然的无奈之举。但对宋高宗和文臣士大夫来说，“抑武”却是心底无时不在的念头。如何既削弱武将地位，保有中央集权，又可以解除金人的威胁，站稳脚跟，保住自己的小朝廷，便是宋高宗立国之初要考虑的根本问题。在走马灯似的更换宰相之后，宋高宗最终确立的，用书中作者的话来说，即是融摄了绍兴十二年和议体制在内的“绍兴体制”。
所谓“绍兴体制”，简单地说，即是对外屈膝，与金人保持和平；对内强化君主及其代理人的专制乃至独裁。而这，即是南宋的“立国规模”。虞先生指出，它“不仅左右着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而且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南宋时期“权相”接踵，对外又长期以求和为主，都由这一立国规模所“限定”和引发的。这种集权体制，打破了恢复中原的可能性，彻底关闭了变革的大门，压抑了士大夫的刚直之气，导致了苟且萎靡的政风，乃至“中国转向内在”，也与这一体制息息相关。即使南宋的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却无法扭转“立国规模”所带来的制度的惯性，也无解于南宋政治的死局。
宋高宗的这一选择，根本上出于“人主之权在乎独断”，即对于自身权力的渴望和对他人觊觎权力的防范。那么建立北宋王朝的宋太祖呢？虽然有柴世宗奠定了北方相对统一、武力比较强盛的基础，但在五代兵强马壮者即可轮番成帝，不足十数年即转瞬灭亡的混乱之下，宋太祖所面对的，就真的比宋高宗容易么？对比一下，宋太祖又是如何做的呢？《宋论》说：
“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
归结到最后，就是“惟其惧也”！但同样是惧，宋高宗念兹在兹的收紧权力，而宋太祖所做的，却是宽和以待臣民，并逐渐形成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共识。北宋时期君主官僚政体构建起对君权、相劝与监察权等中枢权力的制约机制，形成比较完善的文官政治，便是宋太祖的“立国规模”所奠定的。可以说，“立国规模”是一个朝代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的基础。作者抉发出“绍兴体制”这一南宋的“立国规模”，即给大家找出了解析南宋历史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当然，宋高宗的集权体制也不是凭空构建起来的，在北宋时，王安石变法即打破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共识，王安石与宋神宗形成专制权力；后王安石时代，沿着王安石的轨迹，由宫廷集权而专制而独裁，自有一条线索。本书集矢于南渡君臣，这一点暂且可以不论。
还可以再申说一点的是，以上所谈到的“立国规模”的影响，集中于政治、文化领域，即偏于对传统社会里中上层精英的影响。那么，对普通民众有影响吗？尤其是南宋经济明显较北宋发达，民众生活是否即较北宋更为富裕、更为顺适呢？书中略微讨论到南宋能够长期立国的原因时，涉及了一些，即农民还是能够保证基本的稳定的生活，而且南宋能抵御蒙古数十年，强大的经济实力功不可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南宋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绍兴体制”的直接结果，而是有经济增长的自然规律在。政治体制当然会影响到经济行为，南宋的集权体制，决定了它会集中相当多的民间财富以提高“国力”，虽然尚未完全达到“国富民穷”——由于宫廷的高需求，这几乎是传统社会的常态，惟视其是否能实现相对平衡的稳定——但如果减少对民众的“重税”即削减对宫廷的供奉，南宋的经济活力无疑可以更为增强，取得的成就也可以更大，带给民众的福利也会更多。
岳飞到底该不该杀？
自宋孝宗为岳飞平反之后，传统上，向来把岳飞视作忠臣，而以宋高宗不能任用岳飞北伐，痛失恢复中原、“直捣黄龙”的机会而惋惜。至20世纪面临西方尤其是日本侵略之后，岳飞的人格与功业，更是得到邓广铭等前辈史家的高度称颂。但在1920年代军阀割据的局面下，吕思勉、张荫麟等却也曾贬斥岳飞为“军阀”，以为岳飞的战功被夸大，又割据一方，其被杀是势所必至。近年来，也颇有论调指斥岳飞跋扈不臣，宋高宗及秦桧之杀岳飞，不仅是不得不杀，甚至是杀得好！对此，本书作者怕是颇不以为然的。
这里面恐怕牵涉两个层次：一是历史上的岳飞，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二是岳飞之被杀，是不是必需的？两个问题有关联，但又不完全一致。就前者来说，因为现有史料颇多局限，如《鄂国金佗粹编》为岳飞之孙岳珂所编，夸大战功，溢美先祖，自然不可尽信；反过来，出于“政治正确”迎合上意而大肆攻击岳飞，当然也无法全部视为事实。如何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历史实相，似乎仍有进一步探索的余地。而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军阀”，不仅是岳飞“历史”形象的“呈现”，更是“观察者”历史观的折射。但无论哪一种评判或定位，可以确定的是，岳飞一没有威胁到宋高宗的皇位，二在晋升为枢密副使后没有威胁到朝廷的稳定。
那么，转换到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岳飞是不是必需要杀？或者换个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即宋高宗与秦桧之一定要置岳飞父子于死地，到底是出于“天下之公”，还是“一己之私”？虞先生在书中已指出，岳飞被杀之时，绍兴和议已经签署，大将的兵权也已顺利转移到三省、枢密院即朝廷之手，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了与金议和，还是确保“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杀岳飞都不是必需之举。即使某种程度上，岳飞可能成为导致南宋朝廷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但以宋高宗和秦桧的政治手腕，已经轻松释去了岳飞的兵权，又何以必杀岳飞而后快？已无权而仍追究不止，可不杀而必杀，所反映的即是宋高宗的处理方式与出发点，不是为了人民安居乐业，不是社稷稳定，而是要“借助恐怖性杀戮来震慑所有立朝的武将与文臣，为绍兴十二年体制正式确立的独裁模式大树特树君权的绝对权威”（第175页）。至此我们已可明了，独裁体制下“君为贵”，这才是岳飞之死的终极原因。那么，岳飞到底该不该杀，还需要争论吗？
史家的正大之论
上文讨论的作者提出的“绍兴体制”对南宋的影响，他所解析的岳飞之死的真相，不仅仅是对历史实相的一种追寻，同时也是虞先生历史观的反映，也即是虞先生在如何看待历史。
弄清历史是什么，无疑是历史学研究的第一义。历史事实不清，一切议论即无从谈起。但这仍不过是历史学研究的第一步而已。我们研究历史，回望历史，虽不敢说从历史中学到些什么，不敢奢望历史不要重演，但如虞先生在自序里面引用波里比阿的话：“学习历史是熟悉生活和政治的最好的途径；另一方面，了解别人不幸的遭遇是最好和唯一的办法使我们勇敢地接受命运的考验。”也就是说，历史并不是自外于我们当下的死去的过往，而与我们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的。
当前的很多历史学研究，深耕细作，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其深度是先辈大师也无法相比的。但另一方面，很多研究却也只局限于所研究的问题本身，忽视了对历史的宏观观察，无视历史研究的意义，而自诩为“无用之用”，实际上却是如清代所谓“饾饤小儒，破碎大道”。这样的研究，又如何与有宏观视野、有家国情怀的前辈相比，又哪称得上超越数十年前的学术水平呢？
近年来，史学界强调，不要以“后见之明”来论定“前代之史”，即不应将我们今天可见的既定的历史存在视作理所当然，而应重新回到历史场景，回到一切尚未尘埃落定之时，探讨历史何以至此。对此，作者并不反对，并且也有贯彻，比如讨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即充分体察了当时历史情境的复杂，以及各种因素交错之下削兵权的合理性。但他又不局限于此，而是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读史或治史需求：
“有必要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也是读史者或治史者以其‘后见之明’对前代之史的一种复盘，以便揭示‘前代之史’在推进过程中，包括在历史的分叉路口，哪些人为决策因素导致历史走向了岔路，从而深刻影响到其后历史的格局”。（第132页）
当然，历史研究不能假设，比如我个人并不赞成假设岳飞没死的话，是否可以真的迎回徽钦二帝；而观察历史却可以不断追问：我们是否可以变得更合理、更好？而且，不要以“后见之明”去看历史，并不意味着治史者读史者自身应该自觉摒弃乃至主动放弃自我的立场。我们仍可以甚至应当有对历史的批判，这也是治史者良知的体现。比如作者对于秦桧专政时期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对高宗“中兴”语境塑造等的讨论，便不是大洋尽头隔岸观火的历史学家所谓回到“历史场景”、解构“话语建构”所能比拟的。还有我们私下谈起过美国学者对宋徽宗的重新勾勒，都以为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历史学家的责任，即不仅仅是告诉大家历史上发生了些什么，为什么发生了，同时，也有责任揭示历史上的善和恶，有责任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看历史。在这方面，虞云国先生无疑是个中典范。从《南渡君臣》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正直，是我们应该了解和学习的史家的正大之论。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9年10月16日第10版。受篇幅所限，发表时有删节，此处为原文。
《南渡君臣》读后感(五)：虞云国：从赵孟頫的《岳鄂王墓》说起
《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 虞云国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68.00元
一
在所有凭吊岳坟的诗词名作中，最令人难忘的有两家，一是元代赵孟頫，一是明代文徵明。虽说是凭吊岳飞，却对南宋前期那段历史寄寓着无限感慨。
先来看赵孟頫的七律《岳鄂王墓》，其诗云：
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元刊本赵孟頫《松雪斋文集》中《岳鄂王墓》书影据元末陶宗仪说，杭州栖霞岭下岳飞墓“自国初以来，坟渐倾圯”，到至正九年（1349）才重加修葺（《南村辍耕录》卷三《岳鄂王》）。从“秋日荒凉石兽危”的倾圯景象来看，这首诗或作于宋元鼎革后不久，他已过及冠之年。作为赵宋宗室，赵孟頫做过官，后来出仕元朝，大为声名之累。但至少这首诗里，他还是寄托着深沉苍凉的家国之感。他感慨地追根溯源：自从岳飞冤死，便铸成了“天下中分”的局面，一直苟延到覆灭。由此可见，炎兴之际南渡君臣的所作所为，不仅左右着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而且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很值得深入探究。
再来看文徵明的《满江红》，其手迹落款说明为“题宋思陵与岳武穆手敕墨本”，“思陵”即宋高宗陵，这里即指宋高宗。其词云：
拂拭残碑，敇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岳庙文徵明词碑《明史》本传说文徵明“主风雅数十年”，“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给人以寄迹书画而忘情政事的艺隐形象。然而，在反思南宋前期政治上，他却显现出金刚怒目的另一面相。他在词里认为，南渡之初，宋高宗就不思恢复，为保住一己统治，悍然制造岳飞冤狱；而秦桧至多奉迎其私欲而已。文徵明不可能有专制极权的现代观念，却洞烛到宋高宗至为关键的作用，赢得了《词统》作者“自具论古只眼”的点赞。联想起1970年代末叶，学界有过究竟是谁才是杀害岳飞元凶的争辩，比起为最高皇帝辩护而将罪责推诿权相的辩方来，文徵明识见高明岂以道里计？
当然，无论赵孟頫，还是文徵明，都是文人，诗词毕竟属于文学作品，发抒的也只是一己之感，与史学研究所追求的客观理性仍有学科的分殊。也许说来机缘巧合，笔者初习宋史也从两宋之际那段历史入手的；近年以来，我将研究视野再次折回这一时段（具体说来，即南宋高宗时期），更多关注宋高宗与绍兴体制的关系，刊出了数篇书评或访谈。承蒙书界友人高谊，建议我将这些文章辑集刊行，于是便有了这册小书。
不言而喻，书名截取自赵孟頫诗句，大致还算切题。“南渡”点明的是时代大势。“君”当然指宋高宗（也包括他禅位以后的太上皇身份）。至于“臣”，诸文涉及的其他南宋前期人物无不在内：岳飞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后来被刘松年无所轩轾地画进《中兴四将图》，陈东与欧阳澈终于进了元修《宋史》的《忠义传》，张邦昌、刘豫与苗傅、刘正彦打进《叛臣传》，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与万俟卨贬入《奸臣传》；其他诸如宗泽与李纲傲立于南渡之初，吴玠与吴璘叱咤于川蜀之间，朱胜非、吕颐浩、张浚、赵鼎与李光等相继主政于庙堂之上，刘锜与虞允文先后驰名于一战之功，即便啸聚洞庭湖的钟相、杨幺，炮制《中兴瑞应图赞》的萧照、曹勋，也无一不是君主政体下的一介臣民。
李纲像尽管赵孟頫诗里的“南渡”说的是“建炎南渡”，但历史上中原政权有过两次南渡，前有东晋元帝的南渡，后有南宋高宗的南渡。为了让普通读者一瞥书名就能明白所指，责编以书业眼光建议是否加个副题：“宋高宗及其时代”。在这册小书里，宋高宗倒确是无所不在的，但毕竟不是对他的全方位研究（这一方面有王曾瑜先生的《荒淫无道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主要仍集中在政治史层面；即便讨论“中兴语境”与《中兴瑞应图》时涉及了思想文化等领域，着眼点仍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几乎无所涉及（虽然还有论王十朋大魁天下前乡绅形象的文章，所论也属于这一时段，但与全书主题扞格难容，最终还是割舍），似乎还称不上名副其实的时代史，寄望这一目标能在今后研究中继续推进。
二 《南渡君臣》辑入诸文刊布年代跨度颇大，最早一篇在1980年代中期，距今已三十余年；几篇书评与读书记则是近年作品，也是重点所在。撰作之际各文既有侧重，结集以后尽管聚焦明确，但就全书而言，仍有若干问题有待抉发，置于首篇的《绍兴体制与南宋史诸问题》便有这种导读性质，也基本上表达了近年以来我对南宋史的总体性思考。在我看来，既然刘子健把中国转向内在的历史坐标点定格在南宋高宗时代，绍兴体制又是他一手打造的，毋宁说这是内在转向在政治体制上的集中表现，其间必然存在着内在关系。倘若将转向内在论与绍兴体制说两者结合起来考察，或许能对南宋史形成一种通贯性的诠释架构。从理论上说，政治体制一经改变，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其他领域产生一种统摄性的弥散影响。但这种影响波及政治生态、社会经济、思想文化诸领域时，究竟造成怎样的具体表现，又是如何在全局的共性下表现出个性的特征？就我而言，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迄今尚未思考得很清晰与很成熟，仍有待于深入的研究。这篇导论只是供进一步探索的一份提纲。
宋高宗《从靖康之变到建炎南渡》展示了从靖康之变北宋王朝刹那间溃灭到建炎南渡宋高宗政权初步立足的历史过程；《莫道西线无战事》补叙了前文未说及的宋金西线战况。《苗刘之变的再评价》与《刘豫与杨幺》分别论述了南宋政权立足初期所面临的御营武将反侧、境内民众动乱与中原叛臣立国的严峻挑战。《秦桧、张浚、赵鼎与李光的四重奏》围绕着绍兴体制确立前四位主政大臣间的进退抵制，勾勒出宋高宗与宰辅大臣之间错综曲折杂的君臣关系，以及他为何最终独相秦桧的幽微考虑。《宋高宗手敕岳飞〈起复诏〉的始末与真伪》《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都是以民族英雄岳飞为主角的，再现了在宋金和战上宋高宗与岳飞的君臣关系如何从“倚飞何重”向“后来何酷”逆转的；前文借助于考辨赝品手诏，从侧面反映出绍兴六年宋高宗对岳飞的倚重，后文既描述了岳飞抗金的赫赫战功，也回顾了他如何招致杀身之祸的。《宋代第二次削兵权》探讨南宋初年在武将崛起的情势下，宋高宗与各派朝臣如何以祖宗家法为圭臬共谋收夺诸大将兵权的。《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虽仍以削兵权为主题，论域已拓展到南宋君主政体运行模式的逆转与绍兴体制的确立，自觉较之前文开掘更见深入。《张俊供奉的御筵菜单》与《秦桧专政形象的自型塑与被型塑》先后以宋高宗最倚信的大将张俊与权相秦桧为对象，前文仅是以御筵菜单为话头的随笔，后文以秦桧形象为切入点，分析了绍兴体制下权相专政的历史实相，分量之重是前文无法相比的。《从绍兴更化到绍兴内禅》概述了后秦桧时期宋高宗的绍兴更化、对金和战与绍兴内禅。《南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从历时性角度勾画出整个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轨迹，在“中兴”解释权上如何从未定一说转向定于一尊的，在“中兴”话语权上是如何从各抒己见变为不许妄议的，以国家权力如何诱导操控政治话语为视角，力图揭示出绍兴体制的极权底色。
本书叙事虽以南宋高宗朝为主体，在时段上却适度下延到宋孝宗时期，其时宋高宗作为太上皇，宋孝宗作为今皇帝，实际上不过是君主政体下一种特定的君臣父子关系。《两代君主同堂时》叙述了宋高宗以太上皇之尊所拥有的特权，包括在个人物欲上的挥霍享受，在宋金关系上的干预掣肘。《中兴圣主与他的〈中兴瑞应图赞〉》是宋孝宗乾道末年两代君主共同拍板政宣型名画，借助于政治背景的钩隐索微与图像文本的历史解读，指出这是太上皇借助图像宣传以期最终形塑“中兴圣主”与着力维护绍兴体制的政治遗嘱。
殿尾那篇《中国为何转向内在》，是我研习《中国转向内在》的读后感。在这部名著里，刘子健深刻阐述了两宋之际传统中国为何与如何转向内在的。而导致这一转向的根本动因，也正是《南渡君臣》探寻的主题：宋高宗一手打造了绍兴体制，最终致使北宋全盛期中枢权力相对制衡的良性政体彻底逆转为君主极权体制。以这篇书评来曲终奏雅，既可视为全书的代结语，更表达了我对前贤的敬意。说到底，这些文章之所以结集梓行，就是企望对读者深入理解“中国转向内在”这一命题，能略尽我的绵薄之力。
刘子健著《中国转向内在》三
对南宋高宗时代为何中国转向基本定格，近年以来，我的思考确实经常萦绕在怀。倘若说《绍兴体制与南宋史诸问题》主要侧重从较宏观的视野提出了系列性的问题，那么，我也业已关注到《历史学宣言》（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孙岳译，格致出版社，2017年）的提示：“我们不是要用宏观史去反对微观史，而是要提出大问题，这些大问题源于特定案例研究。将宏观和微观、长期视野和短期主义相融合，这才是关键。”而本书对“中兴语境”与《中兴瑞应图赞》的研究或可视为我对“大问题源于特定案例研究”的一种尝试。这种特定个案的研究尝试，在绍兴体制的大问题下，我仍将会探索前行。
在历史研究中，政治史无疑是最具魅力的场域。其根本诱惑在于，自跨入文明门坎之后，说到底，人类社会就是一种政治性存在。政治史所关注的王朝兴亡、体制嬗递、时局异动、战争杀伐、政派起落、人事浮沉等等，最足以令后代读史者无论同情、悲悯、痛惜，还是激愤、抱恨、扼腕，从而激起慨叹，触发通感，促成反思，获取启迪。政治史研究的价值，也许正如西方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说过的那样：“学习历史是熟悉生活和政治的最好的途径；另一方面，了解别人不幸的遭遇是最好和唯一的办法使我们勇敢地接受命运的考验。”
目前，史学界有一种见解，认为历史研究不应以所谓的“后见之明”来论定“前代之史”，而应该充分体察“前代之史”之所以那样一路衍变过来的内在逻辑。这一说法强调研究者对史事演进多一份理解，自有其可取之处。然而，有必要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也是读史者或治史者以其“后见之明”对前代之史的一种复盘，以便揭示“前代之史”在推进过程中，包括在历史的分叉路口，哪些人为决策因素导致历史走向了岔路，从而深刻影响到其后历史的格局。准此而论，在分析评价绍兴和议与宋金对峙格局时，就不能以绍兴和议导致宋金地缘政治相对平衡的定局来排除此前宋金战争的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倘若宋高宗与秦桧不是贯彻其一味屈膝求和的既定决策，而是抓住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屡败金军的大好形势，动用朝廷的既有权威，协调韩世忠等大将协同作战，宋金战争就有可能出现南宋占有绝对优势的结局，将宋金边境北推至黄河为界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情势下，即便双方最终订立和议确是势所必然的，但南宋在谈判桌上就占有了强势的话语权，不仅和约中未必再有屈辱性条款，议和以后南宋内部的政治生态或许也不至于那么急速地转向高压与专制。
最后，说回赵孟頫的那句诗。毫无疑问，“轻社稷”的“南渡君臣”仅指宋高宗与权相秦桧及其追随者。“轻社稷”云云，却让人想起《孟子·尽心》篇里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者关系略如现代所说的人民、国家与领袖的关系。对孟子这句最富民本思想的警句，朱熹发挥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下》）赵孟頫诗里的“中原父老”当然也属于“民”，宋高宗建炎南渡，弃之而不顾，其后又扼断岳飞恢复中原的可能战机，他绝不是以“民为贵”的。“社稷”当时即指赵姓国家，宋高宗倒也并非完全弃之不顾的，否则他之为“君”便没了着落；但也决不是置于首位，只要有“君”可做，哪怕屈膝乞和与“天下中分”。宋高宗念兹在兹的是“君为贵”，独相秦桧专政，钦定岳飞诏狱，订立宋金和议，逆转政体模式，归根结底，只是为了确保一己的君权。王夫之对他有一段激愤之论：
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防，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惉滞残疆，耻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宋论·高宗》）
一言以蔽之，在这位“中兴圣主”那里，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确保专制君权的利害计算。在他那里，三者次序依次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在极权模式下，任何君主的骨子里莫不是如此排序的！
以上为《南渡君臣》序，首发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05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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