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是一本由[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48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一)：耐心点读。不要什么都归咎于翻译。
刚看完前面的《佩修斯之盾》，语言很干净，没杂质。这不是小问题。像某诗丛出的某退休官员译的耶麦的书（《春花的葬礼》），那个语言，陆离斑驳的，像个陈年臭水沟发了酵一样，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忽而村言、忽而俚语、忽而书面气十足的书面语，其中的较好的诗句也像是从臭水里捞出的白石头一样，只令人恶心。 布罗茨基的诗本不易读好，许多诗人都说不易读进去，所以还是耐心点读吧。不要归咎于翻译。当然，书里也有些常识性的争议点，比如叶芝译作耶茨，我看了半天才想通了。这样的点在《佩修斯之盾》里有四、五处吧。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二)：翻译与校对
布罗茨基的诗极难翻译，所以出版前一直也不敢抱太大希望。五一期间买了书，现在还在读《佩尔修斯之盾》，娄老师对某些译名的处理着实令我吃惊，编辑也不够严谨啊。
目前才读到65页，试举几例：
1.经作者A.苏梅尔金认可的译本，应该是经作者认可的A.苏梅尔金的译本
2.LESS THAN ONE《小于一》译成了《小于本人》
3.他的恋人玛莉亚·韦切尔男爵小姐（？？？）
4.美杜莎译成了墨杜萨
5.在50年代下半叶和0年代初（不够6啊）
6.Moby Dick《白鲸》译成了《莫比·狄克》
7.帕斯捷尔纳克译成了帕斯特纳克
8.infinite漏成了infnite
9.《穿裤子的云》译成了《裤子里的云》
10.Architekten误植为Akhitkten
11.叶芝译成了耶茨
12.winter漏打成winte
（至于T.S艾略特变成了T.C艾略特，据编辑说是尊重原著的处理。）
然后随手翻了一下注释——
Watermark漏打作Watermak，New York错成了Ner York
好了，先这样吧。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三)：短章与叙事的布罗茨基
根据某种不成文的说法，在俄罗斯诗人中，布罗茨基是最后一座高峰。是否果真如此，还需专家学者进行论证，但在这里引出这句话表明，不可否认布罗茨基具有无远弗届的影响力，至少在俄罗斯和英美世界如此。最近几年，随着《小于一》《悲伤与理智》《水印》等作中文译本的问世，布罗茨基在中国也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读者。这位俄裔美国犹太作家身上，究竟存在怎样无法抵挡的魅力，使东、西方的读者都为之？
布罗茨基以散文作家的身份闻名遐迩，当然，多数读者都清楚，本色当行的他终究是诗人，即便他的诗歌并不那么易读，即便他的诗歌竭力排斥通俗，让诗歌继续保持为一种精英事业，需要持之以恒的学习和琢磨。尽管如此，但晦涩的布罗茨基并非一日练就，他也在逐渐寻找自己的风格，因此不难看到部分诗歌显得平易。若套用维特根斯坦“用法即意义”的命题，我们可以说，布罗茨基在寻找建构起布罗茨基的语言和规则。
给布罗茨基的诗歌做注的研究者和评论家，往往会抓耳挠腮，因为布罗茨基的诗歌阅读极为丰富庞杂，从本土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到英国的艾略特、奥登，以及美国的罗伯特·弗罗斯特，更不用提他们共享的西方古典资源，尽管它们最终造就的是世界性的诗人布罗茨基，而不只是表现俄国或美国的某位诗人。
虽然19世纪末以降的诗歌往往以抒情诗为主，侧重诗人对自身的关注、发掘，以及想象，但是，在布罗茨基那里，叙事诗占据着不容忽视的相当的比例，如源自《圣经》故事的诗歌《以撒和亚伯拉罕》，源自史诗《埃涅阿斯纪》的《蒂朵和埃涅阿斯》，以及源自古希腊神话的《俄耳甫斯和阿尔忒弥斯》。对布罗茨基那里，这种有意为之的互文关系的营造，并非只为了增加阅读难度，相反，它们往往能道出现实无法或（出于禁忌）不能道出的政治意涵。
这并不表示布罗茨基完全将抒情逐出了自己的文学小花园。相反，抒情同样在其文学生涯中占据着突出位置，特别是他与诗歌缪斯阿赫玛托娃之间的感情纠葛（主要是参见《致A. A. 阿赫玛托娃》，其他诗歌中包含对阿赫玛托娃诗句的化用），他与文学同道的友谊，以及他与俄罗斯母亲的关系（特别是其文学传统）。在那些诗歌中，布罗茨基展现了自己私密的情感世界，普通读者从中亦能收获自己的感动。
因此，试图给布罗茨基贴上某种标签，比如存在主义诗人、意象派诗人，无疑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他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从《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中就可明白瞧见。事实上，布罗茨基一直在探索语言、存在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以自己的诗歌创作为媒介，铭刻下自己对语言作为存在之基的远见卓识，尽管他对语言的重置或取用往往需要穷尽人的想象力。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四)：诗人与人类之问
1964年，布罗茨基在捷尔任斯基区的法庭上接受审判，罪名是不劳而获，几近于莫须有。记者维格多罗娃在被法庭撵走前写的庭审记录震撼了西方的知识界，其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问讯：
“女法官：总之，您有什么特长？
布罗茨基：诗人，诗歌翻译家。
法官：谁承认您是诗人？把您列为诗人？
布罗茨基：没有谁。（没有挑衅意味。）是谁把我列为人类的呢？”
对于这次审判，布罗茨基后来在谈话中说到，除了辩护证人的发言，“其他的都是动物园。”这种人与动物的对比也体现在他那一年稍早时期的诗《穿着棉袄的园丁像一只鸫鸟……》中，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正遭到公民证登记科的骚扰：
“在严冬的树上，我们
唧唧喳喳，而不是及时歌唱，
我们是不是太落后了，
落后于‘如今落后于我们’的生灵？
生存的短暂再加上
家庭和忘情于
歌声，我以为，
我们就能认清自己的处境。”
逮捕、监狱、法庭和精神病院这一系列的荒诞构成了布罗茨基一生中“最难过的时期”，那是一个人类本身的意义不断磨损直至虚无的时期，官僚主义驱动的国家机器醉心于无中生有，语言和文字无限趋近于无意义，没有诗人内心所向往的诗的音乐，谈话的片段只有单调的“二月永远跟在一月后面。/然后就是——三月”，就连鸟儿的啼鸣也仿佛只是粗糙的“刀刃和刀刃摩擦的声音”。
尽管精神病院的折磨几乎将他逼疯，布罗茨基对这段经历表现出的更多是坦然而非愤慨，既因为他意识到这些痛苦只是那许许多多的受难者所遭受苦难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也因为在诗人这里，受难本身成为了人类生存的条件：“只有生命——任人摆布”。宽容地拥抱苦难使诗人得以投身于自然和艺术，随后的流放生活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之一”，“不曾有比这更坏的，但似乎也不曾有更好的。”流放地国营农场的雇农工作并未使他气馁，相反，他“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了最抽象的东西”，某些关于世界的生命的真理。
“无疑，艺术的感染力就
在于真实，而不是吹嘘，
因为艺术的基本规律
是细节的独立性，这一点无可争辩。”
1968年的这首《烛台》展现了诗人对诗歌艺术的思考，清晰，明确，隐秘的激情在诗行里产生混响。日常生活的平凡细节与充满荒诞的自然现象之间的碰撞，让他看到了艺术真理的纯粹，也使他得以清晰地阐述艺术的力量，“艺术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相反，它是种赋予现实以生气的尝试。”
或许，这一话语恰好回答了布罗茨基审判中关于人类的问题。存在就是列席。尽管现实残酷，人类无需困扰于自身定义，意义由人类创作并赋予自身，写作本身就存在着意义。于是，我们得以重新理解诗人对生存之短暂的思考，经历过苦难的诗人在《雅尔塔的冬日黄昏》最后对人类的真实处境发声感慨，不是满怀悲悯的抱怨，不是对未来虚无的恐惧，而是对世间美好的感恩：
“停下，这个瞬间！与其说
你美好，不如说你不可重复。”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五)：布罗茨基与“诗中的布罗茨基”
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可能总会有种倾向，习惯把作品中的主角与作者建立起某种联系，或者干脆认为那就是作者。这种倾向很自然，毕竟作品中的文字都出自作者的内心，不管它们如何奇幻，如何“客观”，总有一刻闪现出作者的影子。
诗歌更容易引起这种倾向，因为其中的文字自带诗人独语的效应，让读者想象在听诗人说话，或与诗人对话；而有些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则会为他们的诗歌增添传奇色彩，让人更自然地希望在诗歌中寻找诗人的影子。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特别是他在出境前创作的诗，很容易就使读者燃起在诗中寻找其身影的兴趣。约瑟夫·布罗茨基是美籍俄裔诗人、散文家。他出生于一九四〇年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凭借天赋在诗坛年少成名，到西方生活后，更荣获一九八一年的“天才奖”、一九八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等；在享誉诗坛的另一面则是他曲折的人生——入狱，被流放和长期监视，后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驱逐出境。
布罗茨基十五岁退学，做过司炉工、医院陈尸房助手、水手、勘探工人等多种工作，他这首作于一九五七年的诗带着“矿业学院学生”的诗风：
“闯过一切障碍。走遍一切沼泽。
翻山越岭。
去吧。
工作就是这样。”
直白青涩，似乎还带着喜悦与兴奋。此时的他带着“探索”的雄心与激动行走于森林与大草原，享受着原始的劳动愉悦感。而即便是在数年后因“不劳而获”的罪名被流放在偏远地区劳动时，被批判为社会的“寄生虫”的诗人仍然表示出他精神上的愉快，他说：“在那里我黎明起身，清晨六时左右跟随执勤人员去管委会的时候，我明白，此时在整个所谓的俄罗斯大地上正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人民都在上工。因而我有权觉得自己是属于人民的。这个感觉太棒了！”
布罗茨基身上似乎总带着坦然、真诚和希望，这些因子让打压者成为笑话，也让诗人蛰伏不死。在一九六四年获罪后，他在流放期间劳动于指定的农场，又成为了苏联政府定义中的劳动者，不过此时作为农场杂工的他已无当年的豪迈：
“子粒在耙子下面扎煞，
发动机的轰鸣响彻四周。
飞行员在乌云间留下自己飞舞的笔迹。
面向田野，背朝震动，
我自己是播种机的点缀，
满身粉尘，好像莫扎特。”
在诗中，我们读到的是麻木的、如草芥般的农工形象，但他心中似乎还残存着理想，诗句中提到的“飞行员”和“莫扎特”正是布罗茨基长期兴趣的化身——航空与音乐，而他的第一次入狱也恰与这两种兴趣有关。
时间拨回到一九六二年，布罗茨基结识了音乐同好、前飞行员沙赫马托夫，却也因此以类似“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对航空有浓厚兴趣的布罗茨基因与其讨论过“劫机”飞到其他国家而被捕。少年诗星布罗茨基从享受着众人簇拥的文化世界堕入了黑暗冷酷的现实牢笼。这位仅有二十二岁的诗人震惊、彷徨、失望，至少在他写下诗句的那刻有如此感受：
“……
而我又若有所思，
步履艰难地从审判走向审判，沿着
通往遥远国度的走廊，那里不再有
一月、二月、三月。”
从这首作于当时的《十四行诗》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人联想到他首次入狱的情形：他“步履艰难”，在反复审判中疲倦不堪，长长的走廊那头仿佛是另一世界……
越是遭受磨难、人生曲折的诗人，写下的诗句越让人有将其与诗中形象重合的愿望，似乎是悲伤与痛苦在纸上留下的墨迹更浓一些，因而也更易让人注意到它们的轮廓。布罗茨基在写于一九六二年的一首诗中似乎“作弄”了一下这种“先入为主”的倾向：
“ 我搂着双肩，看了看
出现在我背后的情况，
看到的是，拉出来的一把椅子
与照亮墙壁融成一片。
灯泡里的炽热度升高，
不利于磨损的家具，
因而墙角的沙发闪烁着
深棕色的皮革，似乎是黄的。
椅子无人坐，时而微微闪现着木板，
小火炉变得更暗了，满是灰尘的炉框内
画面凝固了，唯有一个餐柜，
那是我觉得是有灵性的。
不过一只螟蛾在室内盘旋，
它把我的视线从静止移开。
假设有一个幽灵曾在这里居住，
那么他已经遗弃了这个家。遗弃了。”
当我们跟随我们以为的“诗人”在房间里默默环视时，真正的诗人，那个幽灵却离开了。
以上当然是猜测，但“局外人”与文学创作者间的“附会与反附会”的确存在。布罗茨基改籍美国后，总有记者在采访时提到他人生在一九七二年的“分割”，以及询问移居西方对他的影响，他总会拒绝承认这种人为的切割，根据列夫·洛谢夫在《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的序言里的说法，布罗茨基会“耐心地、时而气愤地回答说，这不过是‘空间的延续’”。同样，也有人将布罗茨基的流放生涯引导和想象为“古拉格”似的苦难垂死生活，但其实那却可能是他精神上最愉悦的时光。
作为读者，当然想竭力避免附会与误解，所以，要理解诗人的文字，不仅要尽可能多和全地咀嚼诗人的文字，还要结合诗人的谈话回忆、生平传记、文学思想研究等资料来琢磨。而在这些之后，适当地作联想和想象也有必要，毕竟，像布罗茨基这样的“二十世纪俄罗斯唯一的大诗人”（洛谢夫语）也会有不愿触及的空间。
扫一扫手机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