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大明叔傻，这辈子不值，后来等自己的孩子一点点长大，才能慢慢理解大明叔——父子之间本没有道理可讲，感情很微妙，也很悲壮——尽管国栋也不是他亲生的。
配图 |《白云·苍狗》剧照
27岁返回家乡丨连载05
工作之后这些年，我虽然很少回家，但每周都会给奶奶打个电话。2018年7月的一天晚上，奶奶忽然在电话里说，“最近有时间的话就回来一趟，去看看你大明叔吧。”“大明叔咋了？”奶奶叹口气，“得了不好的病了……”我心里一紧。印象中大明叔身体挺壮实，个子不高，背有点驼，但是很精神，经常穿着那件军绿色的外套。大明叔的脾气一直很好，说话前一定会先笑，谁家有什么事儿也总会去帮忙。大明叔家的院子里种着一棵桃树，上小学时的一天，我和小伙伴心血来潮，翻墙头去他家偷桃子。我们刚爬上桃树，大明叔就突然回来了，大家吓坏了，一位同学直接从树上跳了下去，剩下我们几个爬得高的愣在树上不敢动。本以为大明叔会发脾气，可他却温和地安抚起我们来，护着我们一个个慢慢爬下来后，又转身从树上摘了几个桃子放到我们手里，说“快去玩吧”，大家这才都舒了一口气。我考上大学那年，家里摆席请村里人吃饭，那几天，大明叔一直在我家帮忙，等宴席结束客人都散了，他把我拉到一边，从兜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块。我记得很清楚，那张钱潮乎乎的，估计被他攥在手里很长时间了。我推辞说不要，大明叔就硬把钱塞到我手里，“臭娃要去北京了，好好学，以后当大官。”我心里惦记着大明叔的事，可回老家的时间却因为工作一拖再拖，一直到8月下旬才有空。一回到家，我就问奶奶大明叔是在家还是在医院。“我原本想的是让你上个月去看看他，现在都这个时候了，要不别去了。”“病好转了？”“好啥呀……他得的是胃癌，哪能那么快，还是别去了，过段日子再说吧……”我有点不明白，“病没好，咋就不能去看，为啥要过段日子？”奶奶停下手中的活儿，情绪一下子有些激动，“为啥？国栋不让看，还能为啥！”“为啥不让看？”我更糊涂了。“哎……国栋就是不想让大明知道自己得病了——他那是不想给你大明叔治病啊！”“他不让治就不治了？我俊花婶子呢？她啥意思？”“她知道个啥，平时叽叽喳喳的，其实一点心眼都没有，遇事儿也没个主意。她连大明得的啥病都不知道。前几天我见她去上柳树村赶会，就问她咋不回家照顾大明，她说没事，都出院了，不用跟前老守着人。我当时才知道，国栋连她也瞒着呢！”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了，心里有些生气：自己父亲得了病，当孩子的不给治，这是个什么道理。过了一会儿，奶奶又劝我：“你今天还是别去了，国栋他们一直骗你大明叔说他得的是胃炎，对外也这么说。县医院看护你大明叔的护士就是咱们隔壁村的，我也是从她那儿才知道。你大明叔在医院待了十几天就出院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家，整天在床上躺着……”“国栋怎么这样啊？”奶奶情绪越来越激动，“这娃儿简直是个白眼狼，大明受了一辈子罪，怎么最后落得个这下场……”按奶奶的讲法，大明叔的病跟他早年吃饭的习惯有很大关系。大明叔外号叫“六碗儿”，年轻时大家都这么叫他。那时候大明叔去隔壁村赶会，在亲戚家吃了六碗饺子，把很多人都镇住了，后来大家见他就说：“六碗儿，厉害厉害……”这才有了这个外号。人的命运真是难说，奶奶说大明叔这一辈子没别的爱好，就好个吃，尤爱吃饺子，但那时家里穷，一般时候也吃不起。每年就等桃树上的桃下来了，去集市上卖了钱，当天晚上回家自己包点饺子。但是他手艺不行，最后煮坏的饺子比好的多。一直想说个媳妇，可家里穷，也没说上。1995年老姨到我家走亲戚，问奶奶村里有没有30岁左右还没成家的男的，说自家有个侄女，男人在矿上上班，赶上塌方人没了，现在带着一个8岁的男娃，日子也不好过。我奶奶想了想说有，但就怕女方看不上——家里太穷，还有点驼背，现在还住着土坯房，30大几了没讨到媳妇。老姨一拍腿，“穷不要紧，人家不挑穷富，能容下这个男孩就行。你帮我问问吧，行就见一面。”没多久，奶奶就带着刘俊花跟大明叔见了一面，她们事前约定好的，只要刘俊花一拿出手绢，那就代表没看上，我奶奶找个借口带她离开。那天，两人去了大明叔家，房子虽然破，但能看出来是精心打扫过的。大明叔给刘俊花买了瓜子、还冲了橘子粉水，但是家里没有水杯，就盛在碗里——碗还豁了个口。不一会儿，刘俊花就拿出了手绢。奶奶马上笑着对大明叔说，还有点别的事儿，就拉着刘俊花要走。还没出大门，大明叔又把她俩叫住了，拿出了一袋早已装好的桃，塞到刘俊花手里，“拿回去给娃吃，甜。”奶奶本以为这事就算吹了。可到了第二天，老姨就又来到我家，说只要大明不嫌弃，选个日子就把刘俊花接过来吧，“人家说了，大明家条件不好，不用整什么派头，简简单单就行，也不用什么复杂的仪式”。大明叔知道后很兴奋，把家里彻底收拾了一番，还去镇上添了件新衣服；奶奶招呼几个本家婶子给他做了几床被子，剪了些“喜”字；大明叔又买了几盒烟，找熟人从镇政府借了一辆车，就把刘俊花和国栋接到了家里。大明叔的父母都不在了，几个本家一块吃了顿饭，刘俊花就成了我俊花婶子。第二天一早，大明叔就带着刘俊花去各家“认门”，第三天又带着国栋去各家“认门”，奶奶还有些纳闷儿，问他昨天不是来过了，还来干啥。大明叔就指着国栋说：“这以后就是咱自家娃，有啥事儿还得婶子你多费心，来，国栋，给奶奶磕头。”国栋刚跪下，我奶奶马上去扶住，“你让孩子跪啥，娃呀，想吃啥就给奶奶说，奶奶给你做。”再往后，村里人都说，大明叔对国栋，“真比亲生的还亲”。大明叔家里虽穷，但是国栋穿的总比村里一般的小孩要好；大明叔本不爱赶集，有了国栋之后，十里八村赶集过会，他次次都要去，不为别的，就为在集会上买一两个小孩的稀罕玩意。国栋来了我们村没多久，就转进了村小学。他比我大2岁，但是来之前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上学，转来后就留了一级，比我高一级。第一次见到国栋那天，我放学刚路过麦场，就被大明叔叫住了。他把国栋拉到我面前说：“这是你国栋哥，刚转学过来，明天你们就是同学了，咱两家离得近，你们可以做伴去学校。”国栋的骨头架子大，看上去要比同龄的孩子强壮一些，有些腼腆，也不多说话，但是眼珠一直转，时不时还会瞅瞅你。刚开始我还挺高兴，心想又多了个大朋友。但很快，我就不愿意跟国栋一起了。当时，我们村小学卖的冰糕有3种，第一种是1毛钱1根的，大部分学生都吃这个；第二种是2毛钱1根的水果冰糕，吃的人相对比较少；第三种是5毛钱1根的奶油冰糕，冰糕棍做成了一个小熊爪子的形状，这个就更没什么人吃了——5毛钱对农村孩子来说，不是谁都能掏得起的。有一天放学我俩结伴回家，国栋嘴里叼着一根“小熊爪子”的冰糕棍，得意地对我说：“我今天捡了一个‘小熊爪子’，然后就叼着去学校了，同学都以为我买了一根5毛钱的冰糕，哈哈！”当时我尚年幼，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具体什么感受也不太会表达，但之后就不跟他一起结伴上下学了。等到了五六年级，国栋就开始经常被叫家长了：不写作业、迟到早退、不参加值日，还有一次是因为去地里偷别人家玉米被抓住了。等临近小学毕业，还差点被学校开除——他直接把班里一个同学的腿给打折了——原本两人只是课间打闹，后来闹红眼了，国栋仗着自己身形大，便把那个同学撞倒后，一板砖砸到了同学腿上。男孩父亲放出话，要国栋赔一条腿，大明叔买了很多礼物去上门道歉，连人家家门都没进去。后来还是千方百计找了个中间人，硬是把自家村东的两亩好地给了对方，这事儿才算完。可国栋再没学过好。好不容易上了初中，又开始成天跟着一群“大哥”混在一起抽烟、喝酒、滑旱冰。有一次他们想“搞点钱”，让国栋想想办法。说是去“搞”，其实就是去偷。国栋跟在别人后面干坏事行，自己出头却不敢，想来想去，带着这群人把自己家给偷了。俊花婶子回家后发现被偷了，当天就站在自家房上高声骂，整整骂了有1个小时，把最难听的话都喊遍了。还是上柳树村的黄毛爹发现的问题。那天晚上，黄毛买了只烧鸡在家偷吃，被他爹看到，逼问钱是从哪儿来的，黄毛说捡的，他爹不信，狠狠打了一顿，黄毛才把他们偷钱的事儿说了——那一次，黄毛从赃款中分了50块。黄毛爹也是个老实人，拿上50块钱就给大明叔送去了，大明叔和俊花婶子这才知道，是国栋带人把家偷了。这件事一度成了村里饭后闲谈的焦点：“带别人把自己家偷了，这叫啥事儿？”“大明这图个啥？真心待这个儿子，他不把你当爹。”“大明脾气太好，要是我非打死他不可。”这些话，村里人翻来覆去讲了好一段时间。那些年，奶奶一直劝大明叔要一个孩子，不能一辈子给别人养孩子，到最后肯定跟自己不是一条心。大明叔却总笑笑说，咱家不比别人家，能养好一个孩子就不错了。奶奶直说大明叔糊涂。国栋初三那年，在班里用打火机把书点了，被老师赶回家之后怎么都不肯再去了，说要出去打工。大明叔执拗不过。可国栋还没有初中毕业证，大明叔就又去找校长，反反复复好几趟，一直说“娃儿没有个初中毕业证，以后不好混”，提着枣子、酒一趟趟往校长家送，这才让国栋拿到了毕业证。很快，国栋就跟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去了上海。那时候，俊花婶子总爱大着嗓子对我说，“等毕业了，你就去上海找你国栋哥啊，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呢！别看你哥连高中都没上，现在挣的比大学生还多！”高二那年寒假，我回村碰到跟国栋一起去上海的俊涛，问他在那边混得怎么样。俊涛却说，“咱也没学历，就是个打工的，卖点力气，攒点钱以后回来开个店算了。”“国栋呢？听俊花婶子说他在上海混得还行呀。”“啊，国栋呀……”俊涛欲言又止，在我追问下，才说他们去上海之前本来已经定好了工作去向，在郊区一个养殖场养鸭子，管吃住，给的工资不高，但也够用。可国栋嫌养鸭子“不够体面”，待了没多久就走了。走之前俊涛还劝他，说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有份工作先干着不好吗。国栋却说，他来上海不是为了养鸭子的——“这能有什么出息”。之后没多久，国栋就换了手机号，也跟大家断了联系，去年过年才听说，他去了一家做外贸的公司。半年前，俊涛爷爷突发脑血栓，手术需要一笔不小的钱，他找亲戚朋友借了个遍，最后还是差点儿。他想国栋手头应该还算宽裕，就凭着从俊花婶子那里听到的信息，辗转找到了国栋公司，可公司却告诉他，国栋已经被开除1个多月了，原因是“谎报学历”——进公司之前，国栋说自己是专科毕业，老板让他起草一个简单的合同，却漏洞百出。逼问之下，国栋才承认自己初中都没有上完。老板很生气，当天就开除了国栋。俊涛跟同事要国栋的联系方式，同事问他跟国栋是什么关系，俊涛说我俩一个村的，同事就疑惑地瞪大了眼睛，“一个村？他不是市里的吗？” “人同事就说呀，他生活在市区，爸爸是公务员，妈妈是老师——你找的人可能跟我说的不是一个人，电话不方便给你的。” 末了，俊涛直感叹，说自己就是太老实，没什么野心，“像国栋那样的，应该能在上海混得开”。2007年，国栋从上海回来了。俊花婶子的说辞又变了——“可得好好学习呀，现在这社会没个文化是不行，尤其在大城市，那都是要跟外国人做生意的。哎……国栋呀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听不懂外国人说啥。带着你去谈生意，你连人家说啥都不知道，老板能看得起你？”国栋回来之后挺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体力活儿不屑于干，但凡需要点技术含量的又都要文凭。最终还是大明叔托人，在镇上一家轴承厂给他找了份工作。厂里干了没半年，国栋就又辞职了——说工资太低，养活自己还行，结婚养孩子肯定不行，但凡生活再往前走一步，就顾不过来了。国栋在家嚷嚷着，说“想挣点钱还是要自己当老板”，还是大明叔，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在县里给国栋开了家干果店，还买了套房。一家人都陪着国栋搬到了县城，大明叔平时就帮忙照看着干果店。奶奶总说，有的孩子来到世上是来报恩的，有的孩子来到世上就是来讨债的。俊花婶子刚进门的时候，大明叔家里穷，只怕亏了母子俩。当时乡里有时候会组织献血，大明叔次次都去，献完就拿着200元的津贴，去乡上集市给俊花婶子买点日用品，再给国栋买点零食——可“国栋这孩子咋跟个白眼狼似的，大明拿自己的血也喂不饱他。”奶奶不明白国栋为啥要从上海回来，更不明白大明叔为啥拼死拼活非要在县城买房——“要是当时不买房，就不会丢那么大的人。”国栋在县城开店的第二年，就认识了一个县里的女孩，叫陈莉，两人处了不到半年就准备谈婚论嫁了。但结婚前，陈莉提了个要求，婚后不想跟国栋的父母住在一块。婚事临近，国栋就提出让大明叔和俊花婶子回村里去住，就这么把两人又赶了出去。那天，俊花婶子一直坐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骂，不骂国栋，也不骂大明叔，只是骂自己命不好。也难免，自从住到县城，俊花婶子每次回村都四处跟人显摆，说还是在县城住着好，“冬天暖和，外面下着雪在屋里只穿秋衣秋裤就行”。可这一下子又被赶回去了，心里感觉憋屈。等到2009年冬天，国栋的儿子洋洋出生，俊花婶子去了县城看孩子，住在一个屋檐下，婆媳问题一下就出来了。还没出月子，陈莉就跟俊花婶子吵得不可开交了。奶奶说俊花婶子这个人嘴太碎，啥事儿唠叨个没完，但陈莉，就冲她结婚之前把公公婆婆都赶回老家，“这种女的，能好到哪儿去？”等俊花婶子去县城后，大明叔就又一个人了，年纪大了，人也懒了，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一直到2018年6月，大明叔在地里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突然晕倒，醒来吐了很多血，才去医院看的病。8月底回去没看成，等11月我再回村，刚进家门衣服还没有换，奶奶就匆忙把我往外推，“快去看看你大明叔吧，现在还在家呢……那个国栋，办的真不是人事，可咱不能少了礼数、也不能他不高兴咱就不去了啊……”我赶紧拿上一箱酸奶，在村里的小超市买了点水果，往大明叔奔去。大明叔穿着一件秋衣，还披着一件外套，见了我，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笑着说：“咋回来了？放假了？”“来看看您，这身体没事吧？”“没事没事，我这身体挺好的，现在这生活好了，啥都不缺，国栋经常给我拿些干果，还有很多是国外的，咱这都没有的物件……东西你别留下了，给孩子带回去吧，要不给你奶奶带回去也行……”大明叔还是一直笑着。我劝大明叔再去医院看看，可他却坚持说自己身体没事，国栋对他也挺好，“常常回来看我，每次都买不少东西”。车轱辘话说半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多久，我就在同学的满月酒上遇到了国栋。我们那一桌都是儿时的玩伴，平时见面总在一块闹，但那天国栋在场，大家多少都有些拘谨，有意避开家里的话题。酒席没多久就散了，国栋喝了不少，脸全红了，我开车把他送回家。到了他家楼下，我还是忍不住问他：“大明叔身体没事吧？”国栋愣了一下，解开安全带，却也没有要下车的意思，他用手搓了搓脸，叹了口气说：“你看得起我吗？”这句话反而把我憋住了，只能应承着，“你这说的啥话，你是我哥，我咋能看不起你……”国栋摇摇头说：“不，你其实是看不起我的，村里没几个人看得起我的。”“你咋说这了……”我想开口劝，但国栋也没理我，“你说这个世上什么东西靠得住？”国栋这话云里雾里的，我实在不明白他想说啥。“我亲爹死在了矿上，我都忘了他长什么样了，只记得他每次从矿上下来，都给我带包奶糖。那时候，我爷爷奶奶不待见我妈，又听信了别人的闲话，说我妈可能外面有人，就霸占了我爹的抚恤金，把我跟我妈赶了出来。我妈不想走，让我哭着去求我爷爷，结果我爷爷就说，‘你别叫我爷爷，指不定谁是你爷爷呢。’你能想象吗？亲爷爷能说这种话，到头来，宅基地和抚恤金啥都没给我留。“后来我跟我妈就搬到了他（大明叔）家，哎，他这个人，老实了一辈子，窝囊了一辈子……”我忍不住打断他，“你咋能这么说大明叔呢？！他养了你这么多年。”“除了给别人磕头，他啥也没教会我。我妈嫁过来第二天，他就带着我给村子里的人磕头，他的背是驼的，我的背不想驼呀！小时候在地里偷豆子，被人捉住送到了村长那里，他在村长家低头哈腰了1个小时。我把别人腿打伤了，对方不依，要打断我一条腿，他又去求人家，但是这次连门都不让他进，结果他在人家大门外直接给人跪下了……”“国栋你这是啥意思？大明叔这都是为了谁，不还是为了你吗？你反倒因为这些事儿记恨他？”“我知道他对我好，可有时候又感觉承受不住。我带人把家里偷了，他也没训我；我说不想上学了，他也顺着我；后来我又说想回来，他也没说啥；我在县城买套房，对他说城里冬天有暖气，冬天他跟我妈来县城住，比村里享福多了，其实我是为了我自己——现在在县城没套房，哪个女孩愿意嫁你？”“那你现在的条件也可以，干果店生意也不错，你为啥不给他治病？”我实在有些生气，直言道。国栋苦笑了一下，“你是不是感觉我那几年在上海挣了不少钱，哎……我妈那个人，啥都不懂，还特别爱显摆。我连初中都没毕业，上海遍地都是硕士博士的，哪有我的立足之地呀！我不想去养鸭子，也不想去当保安，能有什么出息？离开上海的时候，我身上一共就26块钱，再多待一天可能就吃不上饭了。回来之后开了干果店，头两年生意还行，但是现在勉强才能维持生计……”可能是酒精的作用，国栋的眼眶有些发红，“我不是不给他治，我问过医生了，他这种情况治愈率很低了，治疗费用再加上后期的开销大概在20万左右。我要是有100万，说什么也要给他治，但是我现在只有十几万，我就是全给他用，也不够呀！再说我还有洋洋，他是我后爹，但洋洋是我亲儿子呀，我不能冒这个险……”国栋盯着我车的挡风玻璃，眼神有些散，嘴里还念叨着，“你以为我就好过吗？我也是想了好久才决定狠下心的。他这病已经是晚期了，治疗的意义已经不大。我刚才问你什么东西靠得住，我觉得吧，这世上就钱最靠得住，我不能为了一个‘孝顺’的名号，把洋洋以后的生活都葬送了。你们爱骂我就骂吧，我不在乎。再怎么说，没钱腰是直不起来的，无论如何我要让洋洋的腰杆是直的。”我气得哑口无言，国栋打开车门，走进了楼道口，一直都没回头。又过了几天，几个本家长辈找到国栋，轮番跟他谈话，希望他能带大明叔去看病，钱不够各家都可以帮衬着点，国栋死活不同意，最后撂下一句：“要治你们带他去治，我是不管，一分钱不出。”把那几个本家叔叔气得够呛，有几个看国栋的工作做不通，转身就告诉了俊花婶子大明叔的真实病情。俊花婶子这才知道，回到家一边哭一边收拾东西，当天下午就找了辆车带着大明叔去了医院。第二天还在医院附近租了个房子，做好了让大明叔长期住院的准备。奶奶感叹，俊花婶子一辈子没个主意，这一次，铁了心要给大明叔治病。为了凑齐手术费还准备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国栋知道后又不同意了，跟俊花婶子狠狠吵了一架，俊花婶子扇了他一巴掌，骂他：“你凭啥拦着他治病，这么多年他少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没他你能住现在的房子，没他你能娶上媳妇？你小时候他给你卖过血，现在你还要他的命吗？”去年12月初，我去县医院看望大明叔，大明叔见我还是一脸笑，“你咋来了？我这没事，你婶子非让我在这住着，就是有点炎症，回去养着也一样。”俊花婶子还是大嗓门，笑着对我说：“中午别走啊，婶儿给你做好吃的。”又转头问大明叔：“今儿个中午想吃啥？”“啥都行。”“我给你包饺子吧，萝卜肉馅的咋样？”“费那事儿干啥，包饺子多麻烦。”“麻烦啥，我包得快。我现在就回去，待会儿包好了给你送过来。多送点，你俩一块吃。”俊花婶子走后，我又陪大明叔待了一会儿，那时候大明叔精神头还行，我走的时候坚持要把我送到住院部门口，我硬把他拦下，让他万不可再走远了。直到我都走到医院门口了，回头看到大明叔还在住院部大门口，冲我笑着，我就向他挥了挥手。没想到，那是我跟大明叔的最后一面。临近年关，医生找到俊花婶子，劝她去更大点的医院，省里或者北京，反正再在县医院待着意义不大。俊花婶子含着泪问医生，大明叔还能活多久，医生说长的话可能半年，短的话就不好说了。俊花婶子思前想后，当天就找到几个本家，说无论如何也要把宅基地卖了，求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人想买，价钱可以比别人低点，但是要快，年前就要去北京。奶奶说，俊花婶子平时啥也不懂，字也不认识几个，但这些日子，从大明叔住院的手续、到买药、到联系北京的医院、挂号找医生，全是她一个人弄的。在本家的帮助下，宅基地没几天就联系好了买家，可让大明叔去北京的时候，大明叔却坚决不同意。俊花婶子骗他说就去检查检查，一两天就回来，“到北京检查完了，咱俩再去趟天安门，你前几年不还说没去过天安门呢……”大明叔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说句话中间还要缓一缓，“我知道你要干啥，我也知道自己得的是啥病了，别花那钱了……北京我不去，宅基地也不能卖，你要是敢卖宅基地，我现在就从楼上跳下去。”“我都想好了，你跟国栋媳妇儿不和，但洋洋还是咱孙子，以后县城这套房子给国栋，村里的房子给你，这样我走了也安心。马上过年了，我的身体我知道，咱回家吧，就这么定了，你啥也别说了。”当天下午，大明叔就回了村。那段日子，俊花婶子变着花样给他做吃的，几乎天天包饺子。大明叔的胃口却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努力半天才能吃进一个饺子，但俊花婶子还是顿顿包新的。国栋偶尔回家，也给大明叔带些营养品。俊花婶子对国栋一直没什么好脸，但大明叔见到国栋还是很高兴，拉着国栋拿出手机跟洋洋视频。今年3月初，大明叔走了。村里有个规矩，下葬的时候，会有一个外人扶着死者的儿子，一边走一边劝，“别太伤心，哭坏了身子”之类的。但那天，谁都不愿意去扶国栋，葬礼主事问了好几个人，都被拒绝了。最后，只剩国栋自己一个人哭着走在前面。这一次，国栋在村里算是真“臭”了，村里人都说大明叔养了个白眼狼，国栋每次回村，总有人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村里几个好事儿的人，见到国栋就大声说：“呦，这不是大孝子吗？”很快，国栋就基本不回村里了。大明叔走后，国栋想让俊花婶子搬到县里去，说了好几回，但俊花婶子怎么都不肯去。国栋先前跟我说过的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不为别的，就是感觉有些话一说出来味道就变了。可能日常生活不得已才是常态，就像国栋说的“狠心”。面对生活的选择，有时候只有靠着“狠心”才能得来那一点点的自由，但这样的自由，真的安心吗？自始至终，大明叔从来都没对国栋说过一个“不”字。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大明叔傻，这辈子不值，后来等自己的孩子一点点长大，才能慢慢理解大明叔——父子之间本没有道理可讲，感情很微妙，也很悲壮——尽管国栋也不是他亲生的。我相信大明叔什么事儿都知道的，我也宁愿相信，走到生命尽头，他是原谅了国栋的。尾声
今年7月末，我带儿子回了趟老家。儿子刚1岁多，说话还说不利索，在村里溜达的时候一直咿咿呀呀的。突然，他大叫一声，“桃！”我抬头一看，大明叔家的桃已经伸到了墙外，我蹦起来想摘一个，但差了一点，没够到，我举起儿子，他的小手一把抓住桃子，一用力就摘了下来。我拿去洗了洗，咬下一点送到他嘴里。“甜吗？”“甜！”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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