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二哥打来电话，急促地告诉我：大姐病了，正在济南肿瘤医院，住院已两月有余，现在重症监护室，已昏迷五天。只能进行肝移植手术，但目前找不到肝源，只能完全依靠药物维持生命。即使有了肝源，能否匹配？能否成活？听说肝移植的成活率不到20%。
我听后，像晴天霹雳，直打得我喘息困难，身体瘫痪似的，再也坐不起来，只好倒在沙发上……。一月前我还给大姐通过话呢，现在怎么突然这样了啊？我的心像被谁揪了去，痛苦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大姐是我伯父家的大女儿，我和她并非一奶同胞。她长我六岁，家里人叫她“大平，”则叫我“小平。”记得小时候大姐牵着我的小手，上河堤，下河塘（我们老家村庄，紧靠黄河的一条支流，水流湍急，遇到夏季，河水暴涨，浪头翻涌，泥沙俱下，而且来势凶猛，正在河中洗澡消夏的孩子往往来不及上岸，就被浪头卷走，等爹娘赶来，他们早已冲向下游，爹娘只好哭喊着在岸边跟着浪头奔跑，最终在下游等待他们的是孩子被河水灌饱或呛着或被暗礁划得血肉模糊，伤痕淋漓，面目全非的尸体，偶有幸存者也属罕见）掏蚌摸鱼儿，大浪涌来的时候，我惊恐不已，这时，总是大姐奋力地游过来，一把把我揽入怀里，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用两臂把我小小的身子高高地举起，无论浪头多么汹涌，我都是安然无恙的被大姐举过河心，直达对岸。有什么好吃的，大姐舍不得吃，总是先给我吃。过年了，家里煮了一些腊肉，大姐用纸包了两块儿，装在棉袄兜里，想给我送来，谁知猪油从纸包里浸出来，浸满了大姐的红底白花儿的新棉袄，让祖母看见，骂了大姐一顿，把那两块肉收走。祖母狠狠地说：“这么大闺女了，还偷吃，丢不丢人啊？以后找个婆家，还不叫男人把你打死！”大姐委屈地哭了大半天，也没争辩半句。看着自己的花棉袄被油浸湿了大片，形成污垢，难以洗掉，又呜呜地哭了，我也哭了。
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是当地方圆几百里有名的大地主，有土地300多亩，瓦房280多间，牲畜200多口，马车60多辆，长工80多人，短工30多人，家境阔绰。所以有经济实力供后代外出求学。我的两个祖父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十五六岁就参加抗日游击队，闹革命去了。大姐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伯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于山东大学。才气横溢，自不待言，人也挺拔英俊。我父亲小他三岁，也在1959年考取山东师范大学。因此，我家当时是方圆百里有名的书香门第。一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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