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是一本由[英]尤金·罗根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38.00，页数：74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读后感(一)：阿拉伯世界与阿拉伯人
以儒家文明为内核的社会，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西方社会，以及阿拉伯世界，是当今世界上比较活跃的人类社会团体。阿拉伯世界与开放的西方社会不同，它更加神秘，也更不为外人所知；与兼容并蓄的儒家文明也不同，它更像是铁板一块。
这本《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是学者根据对阿拉伯世界的研究所撰写的阿拉伯世界的通史，对于了解阿拉伯历史，理解当下的阿拉伯世界都大有裨益。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读后感(二)：值得一看
历史一直都是谁讲话比较大声，谁就比较让人相信。这次，罗根让阿拉伯人讲自己的历史。
一气呵成读完了这部作品，史料翔实，写作态度严谨，生动有趣，值得一看！把一个民族的兴衰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并通过该民族的视角反观。生动描绘了五百年来阿拉伯人身份的演变过程和争取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探究了当今阿拉伯世界诸多困境的历史成因，充满权威睿智的学术洞见。帮助广大读者了解这个民族。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读后感(三)：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偏见，谁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为了什么目的。这有助于我们评估今天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
该地区的早期近代史和奥斯曼帝国的缓慢解体；欧洲殖民者的渗透、统治和驱逐；以及从伊拉克到摩洛哥的该地区的后殖民历史。巴勒斯坦问题与黎巴嫩内战有着深刻的联系。最中意的是一战后的部分，从民族主义和巴以冲突在阿拉伯社会中引起的动荡的冲击波开始。它非常详细，写得很好，重点放在不同的阿拉伯人民上。罗根将困扰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各种问题的根源联系在一起，以便全面了解为什么事情会变成现在的样子，以及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读后感(四)：研读历史发现知识
这本阿拉伯近代史涵盖了阿拉伯整个地区的数百年历史，细节丰富观点基本合理。读这本书最大的一点思考是与中国的历史做对比，对比他们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以及现在和未来。阿拉伯曾经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曾经在科技、军事上领先于对手欧洲，而且相对于中国在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欧洲人，也更容易获取欧洲的先进科技和制度。但目前看来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达到美国、中国的程度也没有欧洲的程度，依靠石油才勉强如此。因此对比他们的历史更多的是吸取教训。我想这里有几点：1、统一，阿拉伯始终没有再进行统一，因此资源无法集中，大的发展无法实现，且阿拉伯各国家和领导人之间勾心斗角，没有一个大局观，所谓的阿拉伯联盟也不如欧盟等组织能力强。2、宗教，宗教即能提供好的一方面也有阻碍的作用，几百年来阿拉伯没有多大的发展，世俗方面带来的很多还是负面的影响如：腐败、独裁等，因此反而转向了传统宗教，但这有如何能够与世俗中的科技、军事、经济产生竞争呢。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读后感(五)：阿拉伯世界500年
这本书原版出版于2009年，中文译名比英文原名更加贴切，讲的是阿拉伯世界近500年来的历史，全书用15章，以时间顺序，试图从不同主题，从奥斯曼帝国，到今天的ISIS，覆盖英法殖民、一战二战、巴以冲突、石油时代、冷战时期直至21世纪，叙述了北非、中东各阿拉伯国家的变迁，也提到了巴巴罗萨（Barbarossa - 以前我去上海人民广场的这家餐厅时还真不知道这个名字原来来自于这个牛人）、穆罕默德 阿里、阿拉伯的劳伦斯、纳赛尔等一干强人。
本书思路清晰，叙述平顺，评论很少但立场客观（对作者祖国在中东的作为可以说揭露的很直接），力图揭示历史史实后的真正动因，翻译流畅内行，配以很多彩图，因此看这本书对理解眼下电视上天天放的中东局势的历史根源有很好的帮助，至少大大开阔了我的知识面，勾起了我对在法国上学时来自黎巴嫩、阿尔及利亚的同学们的回忆。
可悲的是中东问题一直是各方利益斗争的前台，从一百年前的英国法国，到冷战时期的苏联美国，到最近的俄罗斯和美国。相比之下，虽然最后都以失败收场，殖民主义的英法两国是纯粹为了自己本国的利益利用科技优势放高利贷、殖民、榨干北非和阿拉伯半岛，而美国除了自基辛格起不惜代价维护以色列、掠夺石油外，则是出自宣扬民主、建立和平的目的，只不过美国对该地区的认识并不深刻，并没有办好事。就连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也不能算成功。英国、法国更没有什么好东西，都是吸血的殖民者。同时，阿拉伯人自己内部也始终不团结、不太平，各种民兵、派系斗争，往往都走向暴力、极端化，形成世仇，最后难以收场。石油也没能救阿拉伯。生为阿拉伯人，何其不幸！而这其中，有多少是伊斯兰自身的极端、狂热带来的副产品？宗教文化自由平等等等，背后其实都是赤裸裸的权力、利益和野蛮的人性，没有人真正无辜。
以色列的土地本来就是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那里抢来的，巴以冲突真是个悲惨的故事。
以上几十年的外因内因交错，造成了阿拉伯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短期这个死局无任何解决的可能。
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没有给阿拉伯人带来春天，除突尼斯外，所有经历2011年革命动荡的国家，如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巴林等等，迄今要么仍内战频仍甚至催生了ISIS，要么政局动荡，除突尼斯外，其他国家迄今几乎都是拳头至上，丛林法则，民不聊生。所谓民主，不可盲求！毕竟需要合适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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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读后感(六)：全景式的近代及现代阿拉伯史
一口气读完，非常难得的全景式的阿拉伯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作者注重从阿拉伯史料中采用相关资料，和以往的书籍比，更加全面和客观。我们过去读的中东历史，其实更多的是基于西方人的视觉，即使我们自己编撰的资料，虽然意识形态以批判西方为主，但其实也是在西方人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加工。本书因为有很多素材来自东方，不仅角度更加客观，同时也更能掌握重大历史发生的原因。
比如我之前对纳赛尔印象不佳，主要就是因为中学时期读了尼克松写的回忆录的原因。说起来可笑，虽然纳赛尔也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和我们过去的外交有很多交集，但我在过去读过的书籍里很少感受到对他的好评。反倒是读了这本英国人写的书以后，我才理解到他当时的处境，以及一些不得而为之的决策的背后苦衷。
另外一个好处是更加深入体验到了中东民族个体的感情。因为采用了很多个人回忆录和信件，我们能感受到每个个体的脉搏，喜怒哀乐。历史终究是每个个体组成。宏大历史叙述很多方面非常可疑。作者另一本讲述奥斯曼的书籍也是这方面的佳作。推荐。
2）全景式的另一个体现是，作者注重在同一个历史时间切片内同时描述各个国家的历史。这是很难得的。其实我们以前读的历史书经常以一个国家为单位，忽略了不同国家之间事件互相交互产生的影响。
比如，我当时看一战时期阿拉伯的劳伦斯在埃及出入如入无人之境。在电影里劳伦斯带着贝都因男孩去亚历山大，迎接他的是一群英国军官。我们可以看到艾伦比、法国外交官，甚至看到费萨尔亲王。我们的目光只集中在劳伦斯和费萨尔带着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但事实上那时候埃及仍有国王。国王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立场如何，埃及军人与英国人、劳伦斯、阿拉伯人、奥斯曼人，甚至德国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以前一概不知，甚至都没去想过这些问题。读完这本书，会很惊讶地发现当时埃及人对同盟国（比如德国人）的倾向性。
甚至在二战期间，我们只看到蒙哥马利与隆美尔在北非的决战。我们基本没想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埃及人当时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们的身影甚至从来没出现在北非战场的书籍和影像里。他们好像完全消失了。只有读了这本书，才会开始了解埃及国王和军人的立场、行为（不出所料，他们更倾向于轴心国）。
同样的，我们过去只知道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殖民地，二战后掀起了独立运动。但是二战期间他们与法国的关系如何？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二战期间法国战败了，自由法国运动远在英国。那么在那4-5年期间谁在管理这片广袤的殖民地？还是无人管理了？读了这本书以后才得知，曾经是维希政府在管理，后来被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击败。读这本书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会把很多没想过的事情串起来。
3）这本书一直写到911，所以是一本与时俱进的书籍。即使我们生活在当代，每天都在看新闻，也未见得了解很多事情来龙去脉。比如十几年前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我是记得有这么一件事，但叙利亚为什么会驻军在叙利亚却并不清楚。这些知识也许可以在网络上搜到，但是不成体系。而这本书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全景图。
所以，这是我近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五星推荐。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读后感(七)：内在价值和市场波动
——读尤金•罗根的《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尤金•罗根的书我读过《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印象非常不错。只是对作者将那段历史断代至1920年稍有异议，毕竟1920年之后，一战的延续继续发生在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土地上，直至《洛桑条约》。
本书从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击败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冈素，覆灭了这个覆盖了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帝国，并最终统治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区域的1516年的达比格之战写起，收尾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阿拉伯之春”。文笔犹如所述的历史一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使读者沉浸在1516年至今阿拉伯人在征服与革命中沉浮的命运中不能自拔。
非常有趣的是，在阅读本书时，笔者脑海中不停闪现出前段时间阅读过的一些关于价值投资及巴菲特的概念和句子，并不断地和历史相类比。不仅仅是与阿拉伯人的历史相对比，还包括统治了阿拉伯世界长达四百年的奥斯曼人（土耳其人），欧洲列强（英、法），后发帝国美国，甚至与本书几乎没有交集的天朝（虽然本书在中译本序中引用文件称“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源远流长”，已延续了2000多年）。
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可能是内在价值和市场波动。
在巴菲特关于上市公司股权的价值投资体系里，这同样是最基本的两个概念，即合理评估标的公司的内在价值，并在持有后理性看待市场波动。
如果我们用这两个概念去套用观察人类有史以来的各个文明，会发现出人意料的契合度。比如本书的的主角阿拉伯文明，在本书所描述的500年历史中，首先是被征服，然后是分裂、内讧，然后是革命，伴随着原教旨主义的甚嚣尘上，以及以911袭击和伊斯兰国为标志的极致的恐怖主义。按照价值投资体系来评估，阿拉伯文明应该算是基本面比较差，甚至面临退市风险。尽管在近一百年的历史中掌握了石油天然气这一重要资源，依然免不了被评为较低的内在价值。
但是，等一等，一段时间的较差基本面就意味着这个标的的内在价值并不值得看好和持有吗？它会不会仅仅是市场波动呢？
当我们将历史从1516年向前翻阅数百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是阿拉伯人创立了当今三大一神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里，是阿拉伯人承担了欧亚大陆上大部分的文化交流，是阿拉伯人把印度洋当作内湖进行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是阿拉伯人保存了在欧洲遍寻不着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各种历史文物和书籍。甚至在与东征的十字军交战中，就连欧洲武士也赞誉阿拉伯化的萨拉丁更具武士的风度，也更仁慈。即使是在1516年之后统治了阿拉伯世界并继承了伊斯兰文化的奥斯曼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异教和异教徒的宽容也远甚于同一时期的基督教欧洲。
作为无神论者的笔者无意在本文中为任何宗教或宗教背书的文明做辩护或辩解，更不想捧杀一个，棒杀另一个。只是试图厘清一个想法：在历史长河中，各种文明的相互竞争，似乎不应也不能从一段时间内的胜负高低来定义文明本身的优劣。正如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所言：股市短期来看是投票机，长期来看是称重器。
历史对于文明的评价同样如此，文明只能放到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段内去做评价。这个时间段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越单个人类个体所能达到的生理寿命。在这个意义上，格雷厄姆的前半句可能无法借鉴。但是在这一场景里，我们可以借鉴巴菲特在谈及自己时的一句名言：出生在这个时代的美国，是我中的卵巢彩票，否则我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大意如此）。
确实，对于每个人类个体而言，出生在哪一个文明甚至哪一个时代，是无法自主选择的。1930年，自由资本主义的财富象征巴菲特（正如巴菲特自己指出的，另一个关键词是“作为白人”）出生在正在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而同一时期，阿拉伯人还在寻找和定义自己的身份：是阿拉伯的一份子，还是仅仅身为埃及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沙特人，抑或巴勒斯坦人？彼时，由《贝尔福宣言》推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越演越烈，在英属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间的冲突一直延绵至今，不能不说这其中英国人罪责难逃。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犹太文明似乎基本面远胜阿拉伯文明：为世界贡献了诸多聪明的头脑乃至一神教的发源——犹太教；以色列从1948年建国至今一直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围中越斗越强，甚至掌握了核武器。可是如果把视角扩展到1948年之前的历史长河中去，犹太文明有近乎2000年的基本面低点：犹太人四散在世界各地，没有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在各个文明中处于完全的边缘地带，随时准备背各种黑锅，直至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最低点。在这2000年里，如果告诉任何一个犹太人，他的后代最终会重返那块“流满了奶与蜜”的土地，恐怕他会以为是疯话。
但是，即使今天的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占领了巴勒斯坦土地上按照两国方案应该归属于阿拉伯人的大片土地，并且在名义上定都耶路撒冷，甚至拥有了核武器，但毕竟只有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毫无纵深可言。如果某一天阿拉伯世界也拥有了核武器，然后某一方的狂人决定和对方互扔核武器……恐怕犹太文明又要开始一个长期的低谷了。
阿拉伯之春之后的阿拉伯文明继续在他们的低谷中行进，虽然某些阿拉伯国家因为石油天然气资源暴富，但更多阿拉伯国家生活在美国“自由民主”的干涉后的分裂与动乱中，似乎在等待有能力的管理层甚至其它积极转变的出现，因为仅仅是石油天然气这一“护城河”并不能使得阿拉伯文明成为一个好的“标的公司”。
至于惯于用“自由民主”干涉它国的美国，自打建国以来基本面一路走强，直至成为这个星球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巴菲特说：好的公司即使是傻子来管理，也会是好的公司，因为总有一天会由傻子来管理这家公司。这段话可以这样用来解读今天的美国：美国是个基本面非常好的公司，傻子来管理也没问题，而现在确实是由傻子在管理。
但是，这个傻子的管理真的不会影响美国的基本面吗？
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不过是沧海一粟。就像近年来大红特红的科技股，是否真的有本钱维持长期的强势，恐怕依然有待观察。毕竟，当初那些先于美国的曾经大红大紫的科技股，从葡萄牙到西班牙，从打遍欧陆的法兰西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日落西山了。
没有选择权而出生于天朝文明的笔者，也许没有资格像巴菲特一样慨叹“彩票的幸运”，但是相较于百多年前的处于深重灾难的同胞，相较于战火频仍的阿拉伯世界，期待这个时代天朝文明的戴维斯双击，恐怕也算不得是什么奢望吧？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读后感(八)：阿拉伯世界五百年：奥斯曼征服之后的历史
钱冠宇/文
国人对于中东局势的一般观感，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天天新闻里政局动荡、各方混战，细究之下，仍不免雾里看花、似是而非。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国人的常识性知识结构盲区导致，另一方面也与国内长期缺乏该地区优质的普及性历史读物有关。
在此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史教授尤金·罗根（EugeneRogan）2009年出版的《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是近年来该领域一本高质量的阿拉伯史普及读物。此书涵盖的历史时段上限是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的征服，一直讲到当下世界。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正好可以补充希提《阿拉伯通史》在现当代部分的缺憾，从而较为完整地了解阿拉伯世界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起到知识扫盲的作用。
所谓阿拉伯世界，通常指的是分布在西亚、北非地区的2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构成族群以阿拉伯人为主，主要使用阿拉伯语，绝大多数人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阿拉伯人起源阿拉伯半岛，和犹太人一样，都属于古老的闪族后裔，早期部族过着沙漠中的游牧生活。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后，阿拉伯半岛实现政治统一，随后建立了光荣强盛的世界性伊斯兰帝国，直到十字军和蒙古人的到来。1516年，称雄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逐渐征服阿拉伯世界，统治绵延4个世纪。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在英、法等列强的主导下，遂形成今日阿拉伯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开头以奥斯曼帝国第9任苏丹、“冷酷者”塞利姆一世和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第49任苏丹冈素·奥乌里的对决大战展开。1516年，双方在叙利亚阿勒颇城外的达比格草原上进行了一场血战，结果奥斯曼人胜出。随后塞利姆一世的军队乘胜进军开罗，结束了马木鲁克王朝对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近3个世纪的统治，包括伊斯兰教诞生地希贾兹（又译“汉志”）在内的领土，尽数归于奥斯曼帝国。尤金·罗根认为这场征服意义非凡：“奥斯曼人征服马木鲁克帝国是阿拉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马木鲁克剑士和奥斯曼枪手之间致命的兵器冲突，标志着阿拉伯世界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的开始。”
征服埃及马木鲁克王朝之后，奥斯曼帝国又相继以不同方式将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比如北非沿海地区就是依靠著名的北非海盗“巴巴罗萨”海伊尔丁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回。新获得的阿拉伯领土改变了奥斯曼帝国人口结构，穆斯林人数剧增，阿拉伯人取代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成为帝国境内最大的穆斯林族群。
奥斯曼人将阿拉伯世界划分为不同行省，最大程度地采取自治策略，甚至选用被打败的马木鲁克人担任埃及统治阶层。各阿拉伯行省的行政人员由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任命，他们往往来自非阿拉伯世界，是“男孩征募”制度的产物。这项制度每年从巴尔干行省征募年轻的基督教男孩，然后他们将作为奴隶被送往伊斯坦布尔，远离原生家庭，强制皈依伊斯兰教，接受训练培养，等待成为奥斯曼军队和政府精英的后备人选。“男孩征募”制度日后被证明是奥斯曼帝国能够快速崛起并有效维持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尽管奥斯曼征服使得阿拉伯世界的行政中心迁至遥远的安纳托利亚半岛，而且被说突厥语的外族人统治，却没有影响阿拉伯人接受既定的现实。在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前，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更多来自于氏族部落和宗教信仰，因此无论在马木鲁克或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生活，对于大多数阿拉伯人来讲，似乎并无太大分别。
事实上，阿拉伯人是一个复数的族群概念，从阿拉伯半岛到肥沃的新月地带再到北非，共同的阿拉伯语内部实际使用多种方言，有些甚至很难互通。从宗教上看，虽然大多数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一样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但也有少量族群信仰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其他派别。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奠基人阿尔伯特·胡拉尼1991年出版的阿拉伯通史书名才被界定为《阿拉伯诸民族史》。
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绝非同质化的铁板一块，而是拥有多元文化传统的复数族群。这正如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所言：“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上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而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
在地方领袖给伊斯坦布尔带来的诸多挑战中，对奥斯曼政权造成最严重威胁的是来自阿拉伯半岛中部的沙特-瓦哈比联盟。这一时期诞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伊斯兰“瓦哈比主义”或“瓦哈比派”。
18世纪中叶，来自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地区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成为瓦哈比改革运动的创始人。瓦哈比主义最重要的信条是“认主独一”，即真主拥有独一无二的属性，不能够与其他生命体匹配。因此，瓦哈比派谴责任何形式的多神崇拜，包括与奥斯曼社会联系密切的伊斯兰苏非神秘教团也成为瓦哈比派仇视的对象。苏非主义企图通过乞讨苦修或旋转舞蹈等方式与造物主建立神秘的结合，这在瓦哈比派看来，绝对不能够容忍，于是他们有理由发起“圣战”，打击消灭多神崇拜，从而引导穆斯林回归原初的伊斯兰教。
瓦哈比主义崛起的过程与沙特家族的历史密不可分，所以被尤金·罗根称为“沙特-瓦哈比联盟”。1744年，沙特家族首领与阿卜杜·瓦哈卜签订协议，双方完成政教合一，从此以后，沙特家族为瓦哈比派提供保护和支持，瓦哈卜谢赫家族则为沙特家族的扩张“圣战”寻找伊斯兰法学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
19世纪初，沙特-瓦哈比联盟向奥斯曼统治发起攻击，到1811年，其领土已经扩展到北起叙利亚，南至印度洋，东抵伊拉克，西至红海沿岸，形成了极具威胁的瓦哈比国，并且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阻止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朝觐者。在此情形下，奥斯曼苏丹忍无可忍，下令当时已经实际控制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剿灭沙特-瓦哈比联盟。
1798年，拿破仑出于地缘战略需要而远征埃及，他不仅带来了军队，还带来了67名学者。这些学者来到埃及，除了研究本地之外，还肩负着传播启蒙运动与技术文明的使命。埃及的一位知识分子就记录了法国革命思想与穆斯林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并观看了热气球发射和化学、物理实验演示。
尽管法国对埃及的占领只维持了3年，却让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于是穆罕默德·阿里率先在阿拉伯世界开展“洋务运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局限于技术器物层面，还包括思想制度上的学习，比如向欧洲各国首都派遣留学生团体。
塔赫塔维是埃及第一批赴法留学生团体的随团教长，他在法国留学5年后回到埃及，从事法语翻译和教育工作。塔赫塔维根据他在巴黎的笔记，写下一部影响后世改革的游记，其中记述了他对法国政治与社会各方面的观察与思考，更为大胆的是，他还在书里翻译了1814年法国宪章并加以分析。正如尤金·罗根所说：“这些是危险的新思想，没有伊斯兰传统的根基……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完全专制的政权，而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代议制政府的概念或对君主权力的限制，会被大多数奥斯曼精英视为颠覆性的异端邪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在北非掀起了第一波殖民主义，彼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沦为“西亚病夫”，自然乏力抵抗。与此同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经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兴起，阿拉伯人也开始像巴尔干各国那样，纷纷谋求脱离奥斯曼统治，建立独立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阿拉伯人这样的机会。
众所周知，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尤金·罗根如此描述阿拉伯人既喜悦又忌惮的矛盾心情：“当战败的奥斯曼人撤出其阿拉伯行省之际，很少有人哀叹他们的离去。随着奥斯曼统治的结束，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进入了一个政治活动密集期。他们将奥斯曼的统治视为4个世纪的压迫与停滞，对阿拉伯世界重新崛起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景而兴奋不已。同时，他们又意识到欧洲殖民主义所构成的威胁。”可惜最后令阿拉伯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英、法帝国通过密谋对阿拉伯世界进行瓜分，基本划定了当今中东诸国的边界。
今年在中国大陆上映的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把叙利亚难民的悲惨处境通过无辜儿童的视角讲述出来，这个根据真实事例改编的故事迫使更多观众重新思索变革的代价与稳定的意义。面对焦土与废墟，未来的阿拉伯人将何去何从，恐怕地球上最睿智的头脑也难以给出完美的解决路径。同样，阿拉伯世界五百年的历史不会直接提供答案，但至少能够帮助人们理解眼前的疮痍为何积重难返。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读后感(九)：专访尤金·罗根：“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与中东的未来
原载《新京报书评》
中东局势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阿拉伯问题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但在谈论阿拉伯历史时，人们往往一味强调阿拉伯历史上的种种冲突，尤金·罗根认为，这是错误的，湮没了阿拉伯世界的引人入胜之处。
近期，牛津大学中东史研究教授尤金·罗根的著作《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该书从地缘政治和社会转型的角度出发，深度梳理了五百年来阿拉伯人从摆脱外族奴役到建立主权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探究了当今阿拉伯世界诸多困境的历史成因。
阿拉伯世界在过去五个世纪所经历的种种，与全球其他地方的人所经历的没有什么不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革命、工业化、城乡移民、为妇女权益而斗争，所有这些人类现代历史的宏大主题都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呈现。然而，也有许多元素让阿拉伯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有所不同：他们城市的样貌、他们的音乐和诗歌、他们作为伊斯兰教“选民”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对于民族社群的概念——从摩洛哥延伸至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世界是多元的，但又由基于语言和历史的共同认同维系在一起。他们是一个民族，同时也是许多民族。作为中东史研究的西方学者，尤金·罗根被阿拉伯的历史吸引便是因为其丰富和多元。他的童年在贝鲁特和开罗度过，后来在美国上大学时，对中东产生了兴趣，从而学习了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让他能够阅读阿拉伯历史的各种原始材料，宫廷记录和编年史、档案文献和手稿、日记和回忆录。
除了原始资料，在撰写这本书时，尤金·罗根也使用了生活在阿拉伯动荡岁月中的亲历者的叙述：从早年间的编年史，到大量来自知识分子、记者、政客、诗人、小说家、出名的与平凡的人的记录。尤金·罗根认为，如果能够基于“阿拉伯人对他们所生存时代的描述，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阿拉伯历史”，会让读者对阿拉伯的历史产生不同的看法。
2019年8月，《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The Arabs: A History，以下简称《阿拉伯人》）中文版的译者廉超群和李海鹏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本书作者尤金·罗根，就作者的写作意图、理念、西方中东研究的流变，以及作者对中东历史与现状的看法和对中国中东研究的展望进行了提问，以期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
尤金·罗根认为，阿拉伯世界今天距离摆脱外部势力、实现独立的目标，比其近现代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遥远，因此他对阿拉伯世界充满了同情。但他同时强调，同情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不加批判，要“同情地参与”——参与意味着用严谨和分析的方法来处理问题。谈到“一带一路”时，尤金·罗根表示，他希望通过各国学者对彼此工作的建设性批评，可以互相帮助，弥补彼此在研究外国社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他更希望这本书能带来更多对阿拉伯世界的理解，让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助力于建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桥梁。
01不能在孤立中东其他民族的情况下写阿拉伯人的历史
问：你为何选择写一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而其他一些当代学者，如彼得·曼斯菲尔德（Peter Mansfield）、小阿瑟·戈德施密特（Arthur Goldschmidt Jr.）、威廉·L.克利夫兰（William L. Cleveland）和詹姆斯·L.盖尔文（James L. Gelvin），更倾向于将包括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在内的整个中东作为一个叙事单元？
尤金·罗根：“中东”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是欧洲人在20世纪创造的。欧洲政治家发明了这个术语来指代靠近欧洲的、由诸伊斯兰帝国统治的西南亚和北非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东”只与现代史相关，是一个颇具任意性的概念。有人能写17或18世纪的“中东”吗？为什么将土耳其和伊朗连同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一起归于中东，而将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等其他西南亚国家排除在外？土耳其在20世纪末试图加入欧盟的雄心让很多人质疑它是否仍然是中东的一部分。这样的质疑也同样适用于以色列，它直到1948年才成为一个国家，且声称自身在文化上更亲近欧洲而非中东。
另一方面，阿拉伯人是一个有着近2000年历史的独特的民族社群。在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征服过程中，阿拉伯人从他们祖辈的家园阿拉伯半岛出来，将他们的语言和宗教带到了东地中海、埃及和北非。尽管穆斯林征服者占领了南欧大部分地区，但1492年最后一批阿拉伯人被驱逐出西班牙之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都没有在南欧留存。但在西亚和北非，阿拉伯人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社群，且延续至今。
我把阿拉伯人称为一个民族社群，并不是说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一样的，正如人们不会说所有的中国人或所有的印度人都是一样的。和那些多元的亚洲民族一样，阿拉伯人包含多个民族分支，他们说着不同的阿拉伯方言，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建筑风格和着装规范。摩洛哥人、埃及人、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沙特人和也门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再明显不过了。然而，他们都会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
最后，我们不能在孤立中东其他民族的情况下写阿拉伯人的历史。从1516年到1918年，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1948年以色列的崛起主导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直到今日。尽管如此，将阿拉伯人作为我的核心关注，使我能够以一致的视角来书写五个世纪的历史。如果我试图将视角扩大到整个中东，上述一致性就难以实现了。
问：一些评论家将《阿拉伯人》与菲利普·希提的《阿拉伯通史》（History of The Arabs）、阿尔伯特·侯拉尼的《阿拉伯各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相提并论，称它们是三代历史学家关于阿拉伯世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你认为这个说法恰当吗？你如何看待你这本书和这两部作品之间的联系？
尤金·罗根：将我这本书同这样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相提并论让我受宠若惊。我未能有幸见到菲利普·希提（他1978年去世时，我刚进大学不久）。而阿尔伯特·侯拉尼，我初次见到他是在1984年，1991年我进入牛津大学工作后，同他就他的学术研究展开了广泛的交流，我一直将他视为研究近现代阿拉伯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
从很多方面看，他的权威作品《阿拉伯各民族史》是对希提《阿拉伯通史》的修订。《通史》初版于1937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读研时仍然是必读书。到侯拉尼的时代，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书写已有了巨大发展，侯拉尼是第一位尝试重新书写一部从伊斯兰教兴起直到当下的综合性阿拉伯史的学者。侯拉尼的作品在学界广受好评，出版时恰逢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成了国际畅销书。
我写作《阿拉伯人》，是想对侯拉尼的杰作进行补充而非与其竞争。侯拉尼从伊斯兰教兴起开始书写阿拉伯史，讲述近现代史的章节相对较少，这让我有机会用比他更详尽的方式书写近现代史。尽管如此，我认为支撑我和他的作品的历史研究方法与理念是非常相似的。
02同情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不加批判
问：你强调，你的这部作品基于“阿拉伯人对他们所生存时代的描述，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阿拉伯历史”，并称“偏向使用阿拉伯资料来书写阿拉伯人的历史是非常自然的”（第16页）。在当代西方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学术书写中，“通过阿拉伯人的眼睛来看阿拉伯历史”是独特的取向吗？自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一书问世以来，中东研究领域日益显著的解构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趋势对你有多大的影响？
尤金·罗根：非本土历史学家在面对他们研究对象时的立场总是复杂的。作为一名在英国大学工作的美国公民，我非常清楚英国人在帝国时代和美国人在冷战期间与21世纪对阿拉伯人犯下的历史错误。当然，我受到了爱德华·赛义德的力作《东方主义》的影响。他论点的逻辑表明，西方历史学家几乎不可能超越这一历史重负写出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客观、平衡的著作。
然而，赛义德并不想阻止我们对别人的历史产生兴趣的自然好奇心。相反，他想让西方历史学家对写下的文字负责，并劝阻学者参与到政府损害亚洲和非洲人民利益的决策中去。我在写作《阿拉伯人》时偏重使用阿拉伯资料，我认为，这是为了尽可能在我的写作中达到上述平衡，也给西方读者提供一个了解阿拉伯近现代史的宝贵视角。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袭击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反恐战争”之后，让公众从阿拉伯人的角度了解近现代史面貌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我不会自称是第一个在历史书写中偏重使用阿拉伯资料的学者。有大量基于阿拉伯档案、手稿和出版资料的重大学术成果，我在写这部书时参考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但我强调了这一点，这样读者才会意识到，他们是通过阿拉伯人而非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的视角来看近现代史的。
问：你认为在书写他者历史时同情是必要的吗？若是，你在写《阿拉伯人》时是如何平衡同情和客观的？
尤金·罗根：我总是鼓励我的学生在写作时对他们的研究对象持有同情。我认为同情是必要的。有关中东的学术研究中，最糟糕的作品是那些对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怀有敌意的人以“了解你的敌人”的分析形式写成的。这种敌意所依托的往往是对研究对象有限的第一手知识。我对阿拉伯世界的基本同情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自1971年以来，我在中东生活过、学习过或教授过有关中东的知识。我去过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同当地人建立了持久的友谊，拜会了学者和政治家，我从他们身上受益良多。此外，我自认为对阿拉伯世界中那些投我以信任和友谊的人负有责任。
然而，同情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不加批判，因此我强调同情地参与（engagement）。参与意味着用严谨和分析的方法来处理问题。说出全部真相至关重要，不要去回避、删减棘手的史实。仅举一个例子，在写1967年6月战争之前、期间和之后埃及政策的历史时，如果不去批评备战不够认真，不去批评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向公民撒谎，在遭遇彻底失败后几天反而宣称胜利，那是不诚实的。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但如果历史研究要实现其初衷，就必须讲出来。
我也知道，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历史学家没有国外学者那样的自由去书写那些他们的苦痛历史。在参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辩论时，西方学者可以做出的贡献是讨论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阻止本国公民提出的问题。当我们的书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时（《阿拉伯人》2012年被首次翻译成阿拉伯语出版），我们可以为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辩论做出有益的贡献。
03阿拉伯世界的独立目标，比任何时候都要遥远
问：你为何选择1516年作为全书叙事的起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遗产，对阿拉伯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何种影响？
尤金·罗根：我想写一部阿拉伯人的近现代史。在我看来，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世界是这部历史自然而然的开端。首先，火药军队（奥斯曼帝国）战胜依靠钢铁武器的骑兵（定都开罗的马木鲁克王朝），标志了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过渡。其次，奥斯曼帝国统治阿拉伯世界直到20世纪。因此，奥斯曼帝国充当了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现代国家之间的中间人，后者基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和工业革命的技术而生。因此，在讨论19世纪的改革之前追溯阿拉伯-奥斯曼史的完整面貌是很重要的，这些改革塑造了阿拉伯社会和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社会的方方面面。
最后，《阿拉伯人》背后的一个大主题是，阿拉伯人不得不在其近现代历程中接受外国人的规则。在伊斯兰兴起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阿拉伯人是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基于阿拉伯的首都施以统治：大马士革的伍麦叶王朝、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开罗的法特梅王朝和马木鲁克王朝。从1516年奥斯曼人征服开始，阿拉伯人开始被外国的首都统治：始于1516年的伊斯坦布尔、欧洲帝国主义时期的伦敦和巴黎、冷战时期的华盛顿和莫斯科。1516年奥斯曼人的征服是这一趋势的起点，直到今天，阿拉伯人仍在为主权和独立而斗争。
问：你在书中为何花了很大的篇幅勾勒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衰，而在当前的中东政治中，我们观察到的却是阿拉伯世界日益碎片化、国家间力量日益失衡、矛盾日趋尖锐的趋势？如何看待阿拉伯民族主义遗产在当今阿拉伯政治中的影响？
尤金·罗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阿拉伯民族主义对阿拉伯世界人民的吸引力怎么夸大都不为过。许多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强加给阿拉伯世界的边界是为了分裂阿拉伯人，以便让欧洲帝国统治他们。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阿拉伯世界只有超越阿拉伯国家之间人为的边界，统一为一个共同的超级国家，依靠人力和自然资源成为现代世界的强国，才能确保主权和独立。
然而，事实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不可能实现。埃及和叙利亚在1958年至1961年之间的短暂联盟完全失败，这表明阿拉伯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成了各自的利益，与建立更广泛的联盟构成对立。此后，虽然阿拉伯各国政府继续使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语言，但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才是至关重要的。在1967年阿拉伯战败后的几十年里，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再抱有幻想，开始转向政治伊斯兰主义。然而，最近的两个事态发展表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并没有完全消失。
2011年，民众抗议运动席卷阿拉伯世界，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长期统治者被推翻。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鼓舞了阿拉伯人民，北非、中东和阿拉伯半岛各国民众采用了同样的策略与口号。虽然2011年没有人呼吁阿拉伯团结，但2011年阿拉伯民众在目标上的团结比20世纪50年代纳赛尔主义达到顶峰时更甚。
“伊斯兰国”运动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兴起也利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即取消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阿拉伯世界的国家边界。当“伊斯兰国”在2014年夏天占领跨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时，他们声称粉碎了1916年英法签署的旨在分割阿拉伯领土的《赛克斯-皮科协议》。虽然“伊斯兰国”用伊斯兰而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说辞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但他们显然是通过回应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诉求来为自身的行动争取合法性。
问：你在《阿拉伯人》中写道：“从1517年起，阿拉伯人将通过外国首都制定的规则来协商他们的国际地位，这一政治现实将被证明是现代阿拉伯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特征”（第26页）以及“他们寻求脱离外部势力的控制”（第7页）。但我们今天似乎看到外部势力对阿拉伯世界的渗透和干预越发明显。在一个政治多极化、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垄断的时代，你怎样看待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的自主性问题？
尤金·罗根：我相信，阿拉伯世界今天距离摆脱外部势力、实现独立的目标，比其近现代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遥远。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抗议活动一度燃起希望，但该地区已被内战和国家间冲突所摧毁。在卡扎菲独裁统治结束后，利比亚依赖国际社会协助解决冲突、建设国家。自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被推翻以来，伊拉克一直面临外国占领和内部分裂。一批外国势力介入了叙利亚内战，破坏了这个国家的城市结构，导致该国一半的人口流离失所。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介入也门内战，以防止伊朗势力在阿拉伯半岛南部蔓延，却引发了人道主义灾难。卡塔尔仍然受到邻国的封锁，因为这些国家认为卡塔尔的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伊朗与一些阿拉伯邻国（及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爆发冲突的担忧。
2019年，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新一轮民众抗议表明，整体来看，阿拉伯世界将进一步走向不稳定。阿拉伯世界各处，人们遭受的苦难和破坏超过了该地区内部冲突化解和国家重建的手段所能应对的程度，这使得阿拉伯人更加依赖国际社会的协助。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而言，上述这些发展并没有使阿拉伯世界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但可以想见，外部大国会将冲突化解和重建援助作为加深它们对该地区的影响与控制的途径。对于21世纪的阿拉伯人的发展趋势，我很忧心。
04过去十年中，巴勒斯坦问题一直被忽视
问：“阿拉伯之春”给阿拉伯人带来了短暂的狂喜和变革的希望，但很快演变成冲突、战斗、旧制度的回归、非国家认同的重兴和派别暴力的升级。对于许多阿拉伯人来说，现在“阿拉伯之春”这个词似乎已成为愤世嫉俗的对象。当你更新《阿拉伯人》以纳入“阿拉伯之春”时，它是如何影响你最初的叙述的？你是否调整过之前对阿拉伯历史的观察？你如何评价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爆发的新一轮反政府抗议活动？
尤金·罗根：我写《阿拉伯人》是在2005—2008年间，为了回应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政策。“9·11”袭击后的“反恐战争”、2001年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新保守主义对中东民主的推动，让阿拉伯世界蔓延起一种特别的无力（powerlessness）感。黎巴嫩记者和知识分子萨米尔·卡希尔在《身为阿拉伯人》一文中描述了这种无力感，他在文中呈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普遍持有的绝望情绪。“阿拉伯人民被一种无力感笼罩，”他写道，“他们无力去压制一种感受，即你只不过是全球棋盘上卑微的棋子，即使棋局正在你的后院里进行。”我在《阿拉伯人》的序言中引用了卡希尔的文章。
随着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无力感被赋力（empowerment）感所取代，不仅突尼斯或埃及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政府，而且中东和北非各处的阿拉伯人民也团结起来。示威者众，这让他们获得了勇气，认为民众示威规模太大，当局无法镇压。他们呼吁自由和社会公正，并相信通过推翻独裁者，人民将控制政府并实现这些合理的要求。我在2012年出版的《阿拉伯人》平装本的后记中反思了这些历史性的变化，并以近乎欣喜的乐观态度结尾。
不幸的是，“阿拉伯之春”以悲剧收场。反“革命”力量在巴林推翻了抗议运动，在埃及扶持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掌权。利比亚和也门独裁统治的倒台以及叙利亚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的起义，制造了权力真空，填补者是持枪者而非政治活动家。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家的崩溃催生了一个暴力的哈里发国，自诩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在这最新一版中，我需要重审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的十年间阿拉伯世界的快速变化。遗憾的是，乐观的结局并不存在。阿拉伯世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未来几年内冲突化解或重建的前景渺茫。
自最新版出版以来，一波新的民众起义推翻了阿尔及利亚和苏丹长期执政的统治者。抗议者非常清楚他们的阿拉伯邻国在2011年面临的风险。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抗议者能否像突尼斯一样，产生一个领导层，让国家像突尼斯那样安全地过渡到代议制政府？或者，这样的领导是否会面临被两国拒绝下台的军方或旧制度势力逮捕的风险？我希望未来版的《阿拉伯人》将表明，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同突尼斯一样实现了和平过渡，而不是像2011年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屈服于反“革命”或陷入内战。
问：在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中东政治中，你是否觉得巴勒斯坦问题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你认为当前中东地区的动荡对巴勒斯坦人民意味着什么？
尤金·罗根：毫无疑问，在过去十年中，巴勒斯坦问题一直被阿拉伯人和国际社会忽视。没有了要求尊重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外部压力，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誓言要阻止巴勒斯坦国的建立。特朗普政府削减支持巴勒斯坦难民的联合国机构的资金，关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美国的办事处，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巴勒斯坦和国际社会中的许多人质疑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否可能，并主张支持两个民族的“一国解决方案”（其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以色列享有共同的公民权利），而不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两国解决方案”，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主权国家和平共处。
当然，认为以色列人会接受“一国解决方案”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因为阿拉伯人口很快就会超过犹太人口，因此巴以冲突最现实的结果仍然是“无国家解决方案”。在这种解决方案中，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合法的政治权利，并无限期地生活在以色列的完全控制之下。这是一个导致暴力和不稳定的模式，但以色列和国际社会似乎都愿意接受。
05中国对中东的研究可以为全球学术交流做出贡献
问：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对开展包括中东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表现出普遍的热情。在你看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如何从东方学的传统和欧美区域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中获得启示和借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如何从欧美与中东接触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尤金·罗根：中国对区域研究特别是中东研究的兴趣日益增长，让我备受鼓舞。这波中东研究的新浪潮，使我和我的西方同事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中国同行接触。今天中国区域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50年代英美的区域研究的建立有相似之处。
在西方，各国政府鼓励大学培养具有语言技能并全面了解具有地缘战略价值地区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的专家，来协助政府和私营部门维系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强有力的贸易关系。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覆盖的投资区域与中国高校区域研究的重点对象明显相关。但中国与英美区域研究间存在重要差别。英国发展区域研究，是凭借其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主义经验，而美国则受到冷战的驱使，以遏制苏联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影响。这种帝国主义或超级大国对抗的历史破坏了区域研究的学术正直性，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历史。
然而，我认为，对中国而言，借鉴西方的经验教训将是明智的选择，这可以避免被指责为萨义德在他那部影响深远的书中所描述的“东方主义”。中国学者应该学习他们所研究地区的语言，并投入大量时间去这些地区生活，以深刻了解这些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区域研究专家必须准备向他们对象地区的居民学习，这样才能保持对当地主人的尊重。在我看来，最好的区域研究学者是那些精通对象地区语言、在对象地区生活时间最长且在对象地区社会中拥有最广泛关系网的人。
此外，中国学者应该为全球学术交流做出贡献。我不愿把我自己的语言英语强加给我的中国同事，但向国际受众分享研究成果非常重要，而英语已经成为全球学术语言。我相信，对于共同感兴趣的地区，西方学者如果能了解到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将获益匪浅。我认为与全球学者的交流也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区域研究的质量。理想的情况是，通过我们对彼此工作的建设性批评，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弥补彼此在研究外国社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
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投资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受到投资对象地区政治动荡的影响，其经济角色变得越发政治化的风险也就越大。西方的区域研究专家的资政情况非常复杂。西方区域研究的经验表明，当学者卷入政府的权力政治时，大学要保持学术正直性是多么困难。这是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近几十年来许多西方学者自我批评的根源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上述几点思考塑造了《阿拉伯人》。我的叙述方式，我对阿拉伯资料的依赖，我对生活在近现代历史塑造的世界里的普通民众境遇的同情，我对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使阿拉伯人受西方钳制的那种权力关系的谴责，是我个人几十年来与阿拉伯世界接触经历的反映。我希望这本书是对近现代阿拉伯历史的诚实叙述。我也希望它能带来更多的理解，使历史可以助力于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桥梁。基于这个原因，当看到这本书的中文版面世时，我由衷地高兴，并期待获得中国读者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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