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利》是一本由[美]罗威廉（William T. Rowe）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言利》读后感(一)：转向“人”的历史
就中国学界而言，罗威廉已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且不说前段时间大热的集近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之大成的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即由罗威廉执笔，实际上罗威廉其敏锐的学术嗅觉也使得其学术著作成为中国学生争先阅读的作品，乃至成为研究生课程的必读科目。
对于该书内容，实际上我并不太感兴趣，我真正关心的是作者的问题意识、学术视角以及写作手法，这也正是罗威廉的拿手好戏。
我读罗威廉最早从《红雨》开始，作者选取了中国大别山区的一座无名城市进行了长期的追踪，不厌其烦的将其七个世纪的历史一一梳理。这种学术视角毫无疑问受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的影响，且近年新文化史学者也注意利用人类学理论等跨学科方法对区域社会结构进行“深描”。这种将重大政治事件的动因由短时段转向长时段、由政治经济因素转向文化因素的思路后来也被裴宜理沿用并发扬光大。
稍后，根据中国经济史课程安排，我又在老师要求下阅读了罗威廉的《汉口》两部曲，并在老师的帮助下梳理了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脉络。《汉口》两部曲的学术史意义在于不仅超越了马克思韦伯对于中国城市发展的刻板论断，也对施坚雅的中心城市理论进行了回应与修正。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西方中心论”批判潮流的一个有力批判，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因素重新拉回中国内部。
近年以来，罗威廉又把研究方向转向了“乾嘉中衰”这一时期，并先后有了《救世》与《言利》这两部书，这两部书给人最大特点就是“模糊”，在时间选择上作者既未选择“盛清”也未选择“末世”，而是选取了一个极为模糊的时段里两位极为“模糊”的人物。嘉道之世，固然已经被忽视已久，陈宏谋与包世臣二人——陈宏谋也就罢了——在学界实在也声明不彰。罗威廉却偏偏发掘出此二人来，透过二人一系列思想举措来描述清廷的“十八世纪危机”，来解读这么一批具有实务精神官僚的“救世”举措，乃至发掘出清帝国的“前近代”性质，也算是“中国中心论”的一个补充。
从写作方法来看，罗威廉大约已经在尝试克服年鉴学派与结构主义的弊病，即见时不见人与见结构不见人。既中国史转向与文化史转向后，这两本书或许又意味着罗威廉开始了“人”的转向，这也正是近几年王汎森等学界大佬所反复强调的。
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陈宏谋、包世臣等人的思想究竟对近代以来学术思潮产生了何种影响，尤其是同光中兴时期的各种改革思潮。
《言利》读后感(二)：【书摘】东方的经济自由主义？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柯林斯（James Collins）所说：“15~18世纪，西欧地区的政体（Political Units）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政体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结构特点，包括人口增长趋势、金银涌入，以及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同时面临着共同的挑战，首要的便是军事支出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东西方政体的反应也有一些共同点，它们都出现了“更大的领土整合，……加强对国内文化的管控，以及征收更高的税”。
对于现代早期的情况，似乎至少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国家应对。西欧普遍的反应是“财政-军事国家”的崛起，迈克尔·卡瓦斯 (Michael Kwass) 将之描述为“一种可怕的野兽，通过史无前例规模的征税或借款来供养陆军，或在世界各地部署海军”。研究清朝的历史学者有时也会将清朝视为类似的财政-军事国家，但在笔者看来，这无法让人完全信服。在西欧之外，欧亚大陆似乎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早期现代化：陆地型多民族帝国，如俄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清朝。正如罗友枝（Evelyn Rawski）和其他人所设想的那样，与明朝或明朝以前的中原王朝相比，清朝和同时代的欧亚帝国有着更多的共同特征：管理大规模领土和多民族人口的能力，利用由八旗、军机处和奏折制度组成新的行政管理方式，以及内务府为代表的财政体制。这两种政体都要求增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特别是在清朝和法国，这些税收并不是针对人口或不动产，而是针对消费品。
罗友枝展示了“18世纪消费革命”是如何受到法国政府极大地干预的。受影响最大的大宗商品是来自美洲新大陆的烟草，法国政府在1674年宣布对烟草实行垄断，并将烟草生意外包给了一家私营公司，即所谓的普通农场（General Farm）。南亚的印花布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法国政府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考量，1686年曾宣布禁止南亚印花布的进口，后来改为提高进口关税，并也由类似的“农场”经营。这些政府举措促使“走私市场迅猛增长”，罗友枝将这种影子经济称为“全球化的阴暗面”。
清朝的烟草和棉布都没有受到类似的国家垄断或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西方商人将南亚的棉花运入中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关税适中，大多数人认为这对国内的手工棉织业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新大陆的烟草是16世纪后期哥伦布大交换时引入中国的，中国烟草的本地生产替代进口的过程比欧洲更为成功，到清中期，中国消费的烟草主要来源于本地生产。众多的经世士大夫批评种植烟草浪费土地和金钱，并呼吁禁止种植烟草，但效果有限。
与法国进口新大陆的烟草和南亚的棉布相比，与之相似的是清朝从南亚进口鸦片。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包世臣因财政和其他原因是怎样反对毒品的进口，有时甚至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手段来限制流入。但由于对国家的多种危害，鸦片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特殊的，笔者在本章暂不涉及。
近代早期法国与清朝之间最相似的商品实际上是盐，食盐在两个国家都是本地生产，而且都属于生活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其生产和分配都由国家垄断。早在14世纪法国就开始对盐征税，但法国的第一种盐税（Gabelle）直到1547年才创立，罗友枝称之为“法国历史上最受憎恶的税种”，并成为17世纪之后民众叛乱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1790年3月法国大革命时期，废除盐税被革命政权视为第一要务。实际上，在18世纪上半叶，启蒙知识分子一直对该项税收进行猛烈的抨击。他们提出了很多理由，其中最具说服力和深远意义的论点是，为了“自由贸易”或“经济自由主义”。
从清朝士大夫对盐政日益激烈地攻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相似的自由主义倾向，而且有些士大夫就是这样做的。然而，正如本章所揭示的，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会更加复杂。最重要的是，在19世纪早期，即使是对清朝盐政提出猛烈抨击的士大夫也深知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直接成为反对清朝的自由主义者（Antistatist Liberals）。
《言利》读后感(三)：嘉庆中兴和道光危机
从嘉庆中兴到道光危机，乾隆晚年弊端横生，嘉庆帝广开言路，内务府等官制改革，开京控，对社会群体事件实行宽松政策。延续了清朝统治。但道光危机重现，军事失控，上从下剥夺大量资源，富人奢侈，穷人毫无出路指望。各级政府巨额赤字，大小官吏敲诈勒索 何其类似
从嘉庆中兴到道光危机，乾隆晚年弊端横生，嘉庆帝广开言路，内务府等官制改革，开京控，对社会群体事件实行宽松政策。延续了清朝统治。但道光危机重现，军事失控，上从下剥夺大量资源，富人奢侈，穷人毫无出路指望。各级政府巨额赤字，大小官吏敲诈勒索 何其类似
从嘉庆中兴到道光危机，乾隆晚年弊端横生，嘉庆帝广开言路，内务府等官制改革，开京控，对社会群体事件实行宽松政策。延续了清朝统治。但道光危机重现，军事失控，上从下剥夺大量资源，富人奢侈，穷人毫无出路指望。各级政府巨额赤字，大小官吏敲诈勒索 何其类似
从嘉庆中兴到道光危机，乾隆晚年弊端横生，嘉庆帝广开言路，内务府等官制改革，开京控，对社会群体事件实行宽松政策。延续了清朝统治。但道光危机重现，军事失控，上从下剥夺大量资源，富人奢侈，穷人毫无出路指望。各级政府巨额赤字，大小官吏敲诈勒索 何其类似
《言利》读后感(四)：中年变革者：包世臣（1755—1855）
在北美汉学界，人物传记大概是近些年比较少见的题材。受人类学、社会学影响，学者更倾向于透过微观考察，从普通人的视角探寻历史的幽暗微光。相比之下，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显得更加瞩目。罗的研究以城市史与社会史著称，他关于汉口与麻城的研究几乎是清代城市史研究者的必读作品。在上一部人物研究《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中国的精英意识》中，他分析18世纪士人陈宏谋的思想意识，重新建立起人们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认识。或许是感到意犹未尽，也或许是感到人物研究仍有较大空间，如今罗威廉又将目光移向19世纪上半叶的嘉道年间，将研究的重心放到了士大夫包世臣身上。
在清史学界，嘉庆道光时期恐怕是一种尴尬的存在。向前是灿烂辉煌的“康乾盛世”，向后是充满屈辱的鸦片战争。嘉道时期被夹在古代与近现代的历史分界点，似乎是一段很平庸的过渡。无论是政治史还是思想文化史，史学界少有关注，这一领域有分量的著作也不太多。然而，从清代两百六十年的历史来看，嘉道之际绝非像表面上那么平淡无奇。嘉道之际的人口在康雍乾盛世之后持续迅速增长，逐渐超过了土地所能承载的能力；人们大规模开垦土地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生态环境渐渐恶化，黄河河道失修、长江洪水泛滥、大运河淤塞；食不果腹的饥民流窜于川楚边界，被迫挑战现有秩序；川陕楚大起义历经八年，最终平定，然而高达两亿两白银的军费支出也耗尽了康乾盛世攒下的积蓄；世界范围内白银供应量的减少和白银外流令清朝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处处呈现出一幅萧条的景象。
身处危机之世，士大夫们著书立说、掀起了一股经世思潮，而《言利》的主角包世臣正侧身于他们的队伍中。包世臣，字慎伯，安徽泾县人。自幼家贫，喜好词章，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举之后，多次考取进士不中。包世臣的一生最高级别的官职是新喻县的知县，不过实际政绩差强人意，晚年于太平天国之乱中病逝。
谈及这段时期的经世思潮，坦白说，最有代表性的人应当是洪亮吉、龚自珍、魏源、陶澍、贺长龄。包世臣并不是最佳的研究对象。然而，罗威廉却认为，包世臣在很多方面是那个时代的“政策专家”，他虽然不为人熟知，却对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有过深刻的影响。和其他人不同，包世臣早年参与白莲教起义的平叛工作，先后出任陶澍、裕谦等大吏的幕客，还曾短暂地供职于粤海关。丰富的基层经验使得包世臣的许多改革建议都相当有可操作性和预见性，因此“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亦慷慨言之”（《清史稿·包世臣传》）。生于乾隆末年，逝于咸丰初年的包世臣是“盛世终结”的见证者，同样也是近代中国的探索者，他大胆的“言利” （speaking of profit）主张，是近代中国人“寻求富强”的先声，罗威廉认为：包世臣“参与了晚清的改革，同时参与了另一个不自觉的进程，即如何将大清塑造成中国”。
包世臣本人不避讳“言利”，而且认为自己大半生的贡献均在于此。在18世纪20年代的漕运和盐政改革中，包世臣都主张借助商人的力量，漕粮海运，并废除食盐专商专卖机制，让更多的商人拥有贩售食盐的权力，除此之外，他还主张尊重私人产权，提倡“本末皆富”，因此被林满红认为是一名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但罗威廉主张，包世臣身上更多呈现出功利主义色彩。这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坚定地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第二，减轻农民的财政和其他负担，这与18世纪“盛清”时期经世士大夫的观点非常一致；第三，对国家财政需求持续、真诚和迫切重视。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包世臣和洪亮吉一样观察到了“生齿日繁，地之所产，不敷口食”的马尔萨斯陷阱，但是他却通过数据统计的方法乐观地认为，通过更加精细的农业管理，如农作物的种植选择、农业劳动力的调配、农业商品化、地方社会组织上的改革，人口危机仍然可以得以解决。
包世臣的结论是错位的，但是他使用的数据统计法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十分超前，几乎接近于今天的定量分析。类似的计算方式也体现在他对鸦片危害的计算上：苏州城有超过10万名吸食者，每盎司鸦片的价格是4两。假设每个吸食者每天在鸦片上花费大约0.1两，仅仅这个城市每天就要花费1万两用于鸦片消费，一年则达惊人的三四百万两。按帝国整体计，全国的城市每年鸦片耗费达至1亿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垄断的盐课和关税收入合计每年不超过4千万两，所以流失到外夷的白银超过了国内税额的两倍还多。对于银荒，包世臣主张发行纸币来改善日益恶化的银铜兑换率（清代规定1000文铜钱=1两白银，但实际兑换率是浮动的），同时严格拒绝洋货，防止海外商品挤压国内市场。
在包世臣的眼中，导致嘉道萧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人口危机或白银减少，而是不法官员或奸民在窃取国家与社会的财富，这会导致国家财政不足，而百姓日益贫困。因此，他所提出的许多改革建议都涉及同一个目的：消除中间阶层的“中饱”，这正是后来湘军将领胡林翼的主张。无论是在漕粮海运还是将食盐专卖权下放到更多商人手中，包世臣始终都在创造一个既能减轻百姓负担，又能增加国家税收的方案。不过也应当指出的是，包世臣没有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我所谓的根本性变革指的是像欧洲一样转型成为新型军事财政国家，商人向海外寻求商机，军人保障他们的权益，国家向商人征收大量税款，进而武装军人，保护商人将他们的生意扩大到全球——他只是尽力重新分配国家与人民的“利”，使其各有所得。
《言利》虽然以包世臣为传主，但其实只有前两章介绍了他的生平和青年时期的政治改革主张。其余各章分别围绕嘉道之际的农政、漕政、盐政和货币问题与包世臣的应对之道展开讨论。《言利》与其说是在研究包世臣，不如说是在探讨19世纪前期的中国士大夫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危机。因此某种程度上，这部书也可以视为《救世》的姐妹篇，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清代中期社会图景。与陈宏谋所处的康乾盛世不同，包世臣所处的是一个弊病丛生的萧条社会，因而更加迫切地寻求国家的富强。包世臣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改革建议，这其中有不少被当时的官员采纳。但是在包世臣之后，中国社会却更加内外交困，危机也更为深重，如何寻求富强，这个问题困扰着近代中国，未来仍等待着梁启超、孙文这样的青年变革者予以解答。
《言利》读后感(五)：【转】罗威廉：包世臣与十九世纪早期中国的农业改革（华东师范大学讲演纪要，附《言利》中文版序言、译后记）
【讲座提要】包世臣（1775-1855）在军事、外交、盐的专卖、粮食进贡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措施，其思想在19世纪产生过深远影响，他还在农村生活和农业改革方面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看法，这是本次学术讲座的重点。他与同时代的洪亮吉形成鲜明对比，洪认为帝国面临人口和资源危机，但是包世臣指出提高农业产量还有极大的空间，例如农作物的种植选择、农业劳动力的调配、农业商品化、地方社会组织等等，由此改进人们的生计。较之洪亮吉，包更经常使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去支持其观点。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怎样国富民强成为一个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包世臣对此非常乐观，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并同时可以缓和当时已经普遍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史为鉴，这个讲座对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讲座题目：包世臣与十九世纪早期中国的农业改革（大夏讲坛131讲）
主讲人：罗威廉教授
开始时间：2013-11-04 10:00:00
讲座地址：闵行校区图书馆报告厅
包世臣（1775一1855），安吴（今安徽泾县）人。清代学者、书法家。包世臣是北宋名臣——包拯二十九世孙。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包世臣（1775-1855）出生在安徽泾县，曾家世显赫，后不幸中落。其父是位乡村塾师，在父亲晚年患病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协助管理家里的菜园，以卖菜收入支持家庭用度。父亲去世后，他曾利用家族关系得到过一个普通战地指挥官的职位，参与平定西北白莲教的战事。他聪慧有加，且善自学，参加乡试，一举高中。不过此后参加会试，十三次都名落孙山。直到晚年，才因朋友荐举出任江西新喻县的县令。虽仕途潦倒，但包世臣无疑是那个时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者和时政分析家。 除以书法家和书学研究者知于今世外，包世臣还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呼吁抵抗外国入侵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则更重视他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漕粮改革和两淮盐政改革中的作用。这两场改革可能被视为“私有化”——由政府或准政府官员承办转向由合约私商办理，包世臣因此被一些当代学者视为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 在整个成年时期，包世臣一直在不同的文章中阐述自己的农政思想。就如他在其他领域倡导的政策那样，他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变得越来越务实谨慎。他对大幅提高帝国农业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越来越感到悲观，这或者与其日感衰老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半个世纪以来清朝农村经济与社会情况不断恶化的趋势。
包世臣行书扇面核心观点
现代往往将包世臣的政策观点与西方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相比较予以解读，但也许用中性的“功利主义”来描述包的立场更符实际。他坚决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生产力，一直强调减轻税收压力和农业人口的其他负担，并持续地、真切地、急迫地提倡维持“国力”的重要性。
罗威廉罗威廉（William T.Row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东亚研究项目主任。他198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清代汉口的两部著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中的冲突和社区》被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挑战了过去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城市缺乏社会共同体的论断。
他的著作还包括《救世：陈宏谋与18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红雨：一个中国城市里的暴力》《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等。
人口和生产力
包世臣在中青年时期始终相信清朝农业经济的生产率比人们想象的要高，并坚信按照他的方法可使经济快速回归健康状态。他对数字有强烈的迷恋。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清朝经济的量化分析，不逊于最精细的经济分析师对“乾隆盛世”的观察。他说：“天下之土养天下之民，至给也；人多则生者愈众，庶为富基。今天下旷土虽不甚多，而力作率不如法。”面对同代人洪亮吉对于人口膨胀恶果的担心，包世臣重申了一个经典的儒家治国信条：以人胜天。 在青年时期的乌托邦式著作《说储》中，包世臣通过一系列数据指出：内地或者说是北至长城、西至嘉峪关、东到大海、南至西南边境的可直接课税征役的王治之地总共3600平方里，或者是6,868,800,000亩。假定其中40%是山、水、城镇和村庄，总共大约有4,121,280,000亩可耕地。在人口方面，自从清帝国摆脱多年以来的军事破坏，人口在盛世中迅增到7亿。如果排除工匠、商人、军人和其他非农业人口，每个农民平均有5亩土地，实际净产出约8担。 把包世臣的数据和预测与现代学者郭松义关于晚期帝国人口和经济的研究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郭用1812年的官方统计是791,525,000亩，转换为市亩共有1,050,436,000亩，也就是不到包世臣估算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郭估计1812年的人口为3亿5千万，是包估计7亿的一半。郭估计的每年每亩的谷物产量略低，但他的统计中每个农民单产更低。最重要的是，在郭看来，在包世臣写作年代1801年的数十年之前人均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都在下降，并且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继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就是无限制的人口增长，但包世臣对此多有忽视。
将私产与饥荒救济相关联
包世臣声称自己崇信私权。他关于私人财产方面最引人瞩目的观点是将之与自然资源和饥荒救济政策相关联。 包世臣在《说储》这篇专题论文中论述了盐业垄断问题。盐为“天地之藏”，是属所有民众的公产，在集体利益方面应该由国家管理。他结合关于自然资源集体所有权的讨论，主张建立分散式的私人商业管理模式：商家通过竞标方式来获得配盐合约，这比交付给世袭的官方盐商更为高效。这一建议为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两淮盐税改革成功采用。如此，既可以通过竞争使消费者低价购盐，也可以给商人带来更多利润，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的盐税收入。 第二个重要的政策领域是供应。在这方面包世臣关于私有产权的坚持有所妥协，特别是事涉处理饥荒问题时。在青年时期，他写过一篇以保甲制度为题的文章，试图把这种古老的制度变成财富再分配的渠道。根据家庭成员的人均耕地面积、牲畜拥有量和其他因素，家庭被发放类似于“等级标签”的门牌。富室被要求根据其等级来储存粮食：富室三年、小康之家两年、上户一年、中户半年。每个家庭在这些数量以外的粮食都可以出售以保证当地市场的适当供应。 在正常的状态下，财富再分配是在亲属中进行的。如果富户接济穷亲，将会被称为“义户”，这一荣誉标识将会被刻在其门牌上。那些吝啬而不遵劝服的富户将被蔑称为“不友”，如果连续几年如此就会面临被逐出社区的危险。在荒年的第11个月，县令将发布“制钞”给最贫困的家庭，授权他们向富裕邻居寻求贷款或谷物。包世臣还准备将这一计划扩展到更高层面，将县进行分级，州府长官在需要进行分配救济时就可以将县纳入进来。包世臣称这种制度为“派给”。 然而，在实践中无论是基于顾问还是管理者的角色，包世臣的措施都因为不够彻底和过于理想化而面临重重困难。在1814-1815年，当他的第二故乡南京遭遇饥荒时，其财富再分配理论首次得到检验。 嘉庆16年7月24日，两江总督百龄在南京钟山书院召开会议讨论包世臣“率富抑贫”的计划。出席的有翰林秦承业、尚书方葆岩、布政使、盐运使、南京知府、把南京城和郊区分开的上元和江宁两个县的县令。经过讨论，他们提出了具体的救灾计划。第一，盐运使从盐仓中拨出15,000石盐在当地市场平粜。第二，百龄命令省财政部门拨出60,000两向城外运河边的32个大米加工厂购买粮食。最后，还决定全面动员富户义赈。劝捐成效显著，城中四个巨富之户直接捐赠100,000两，其他100户富人最终每家捐赠近5,000两，共募集177,000两。 但从一开始这个救灾计划就为一些问题所困扰。在谁负责这个救灾计划的问题上，地方官员邱树棠认为应按“民捐官办”，而其他人认为“民捐民办”更为妥当。后在方尚书的斡旋下达成妥协，将27,000两直接委托给两位县令，余下的150,000委托给由24位由士绅组成的委员会分配给乡民。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谁有资格接受救济。官员们有的认为应该救济城市居民，至于外来乡民应该自行离开，自谋生路。包世臣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声称“四乡为城之本”，外地来的饥荒难民在城里应该得到直接救济，而不是阻止他们入城。最后，他的意见得到执行，据统计有89,000位农村居民和其他9,000位难民得到救济。
农业与商业
在他早期的文章《农政》中，包世臣运用所知的所有农业实践知识来具体规划帝国农业持续发展的愿景，意在争取让官员们了解农村人口面临的潜在危机，增进官员们的农业知识并参与农业实践。农政，要由政府自身行动开始。包世臣引用《论语》、《孟子》中诸多关于政府必须尊重农时的著名论述，并将“先王”视农业为“本政”与晚近统治者的大意疏农相比较。帝国利益受损易带来铺张浪费、农业技术低下、忽视礼制等问题，同时也可看到不少农耕定居家庭流离失所，变成“寓民”。地方官和文人毫不关心农业，他们大多数根本不知如何务农，不知稼穑艰难，只耽于文字游戏和空谈性命之学。正如该文中所提到的农业专家，“不以为小民治之”。 包世臣认为，指导农业是官员的职责所在。官员应努力了解当地耕作习惯（“土风”），但不必事必躬亲去带领百姓如何地尽其利。种地必须因地制宜，应作稻田的不应改成旱地。有迹象表明本土大宗商品价格似乎不正常：例如粮食廉价但火柴昂贵，牲畜丰富但服装稀缺。在这些情况下，官员们深厚的知识和土风经验就有用武之地，将有助于纾解“民困”，强化“国脉”。 包世臣一直强调农为百业之首，但不能被理解成贬低商业。他的主要忧虑不是农民弃农经商，而是担心他们成为“游民”。他经常使用“四民”（士、农、工、商四种职业）这一术语来表明商人和工匠在清代多部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们纳税相对较少）。他认为农业并不是单纯自给自足的，相反，它还是商业市场和经济作物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在冗长的《农政》手册中，他对以市场为导向的蚕桑、养种、树植和畜牧等业的描述不厌其详。在《说储》中，他提出应该废除国内所有关卡以便所有商品能流通全国，“均货便农”。 然而，包世臣不同意赋予农民选择农作物和分配土地的完全自由。他断然反对将潜在的生产性资源用于罪恶的烟草与酿酒业。以前的治国者和改革家对此也多有类似批评，包世臣则用数字对此作了阐释。他指出中国烟草原本仰赖进口，到16世纪开始在国内种植。过去几十年内只有20%-30%的人口在使用，如今无处不在。他计算每天每个抽烟者要花费不少于7到8个铜板，十个人的大家庭每年就会花费几十两银子。此外，还有不少生产粮食的土地转而种植烟草。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一块种植烟草的土地需要约50个工作日,而稻田仅需8-9个工作日，旱地或棉花地需12-13个工作日。据此推算，种植烟草需花费的劳动工时是稻谷的六倍之多，这还不包括收获之后的加工时间。 酒在古代仅用为礼仪或药用，如今在苏州这样的富裕之地酒香遍地。包世臣继续计算用于酿酒的谷物数量（包括大米、高粱、小麦），并与苏州成年男子每天消费的酒和粮食进行对比。据其估计，苏州成年男子每天平均消费的酒是大米的7-8倍，大约是小米的2倍。喝酒也等于是在消耗粮食，仅此一县，浪费粮食的数量就十分惊人。应该像过去一样，加强对私人造酒业的管控。 包世臣一直鼓励沿海贸易以促进农产流通。众所周知，在道光年间他作为顾问曾拟定一个详细的计划，即通过商船海运将漕粮北送京城。的确，在20多年前的1804年，他就提出从大运河转向海运的方案，好不容易消除关于成本过高的担心，又因顾虑“盗贼”、“风潮”等因素推迟。值得庆幸的是1815年他开放沿海商业农产品贸易主张在苏北的海州得到实行。 国内沿海贸易之外，海外贸易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面。包世臣一度反对海外贸易，要因在于保护国内的纺织生产者，还在于防奢。不过到了1820年，包世臣明显削弱了对海外贸易的批评，转而认为鸦片进口是帝国面临的最邪恶的敌人。烟草和酒是对“本富”的巨大浪费——其出产需投入大量劳力、土地和肥料；鸦片则是对“末富”或金钱的浪费。“外夷”生产和出口鸦片到中国，是为杀死国人。尽管朝廷明令禁止，但在最近几年里鸦片之害已经几乎蔓延到帝国每个角落。仅在苏州城里，就有超过100,000名吸食者，每盎司鸦片的价格是4两。假设每个吸食者每天在鸦片上花费大约0.1两，仅仅这个城市每天就要花费10,000两用于鸦片消费，一年则达惊人的三四百万两。按帝国整体计，全国的城市每年鸦片耗费达至1亿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垄断的盐课和关税收入合计每年不超过4千万两，所以流失到外夷的白银超过了国内税额的两倍还多。因为银是中国国内交易的主要货币，国内银矿出产有限，白银外流直接导致国内市场的银根紧缩。这实际上是“虚中实外”——中国的实际财富被掏空，外夷反藉此而致富。到19世纪30年代，包世臣更加尖锐地指出，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所导致的银贵钱贱问题引发了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包世臣在补救措施中并不打算削减对外贸易，其主张变得更为平和。事实上，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他有段时间曾在粤海关充任顾问。在一些书信中，他观察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趋势。他仍然提醒反帝官员和学者们，外国进口商品会冲击本地手工产品的市场需求。这次的商品不再是新奇的自鸣钟表或简单诱人的鸦片，而是由工厂出产的量多低廉的必需消费品。包世臣观察到这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民的副业收入已经完全依靠棉纺织业，他们赖此纳税及弥补家庭开支。近年以来，外国机织棉布已经充斥中国市场，本地手工织布的价格几乎削减了三分之二。他哀叹道，江南家庭棉布手工业已经名存实亡，棉花商很少到农村去进行交易。虽然包再次寄望于税收和货币改革来力挽时艰，但是开放海上贸易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趋势。
税收和货币改革
1801年白莲教运动结束之后，包世臣游历江南，他为农民背负苛赋重税的痛苦所震惊。他回忆说，人们宁愿选择“尝死”来抵制税负的重压。这次经历在他一生中都挥之不去。游历后，他写下一篇关于农业管理的长文，认为纾解农民困境最紧急和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减轻农业税。 在《说储》中，包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法是将国家财政的来源由农业转向商业部门。他的计划呼呼每年减少10,000,000两的土地税。在包世臣一生以实用为特征的农业改良主义中，削减农业税负是他最为重要的目标。他相信“生财之大道”是尽量不要干涉私人的、生产性的活动，尽量通过无形之手使公私得利，民财富裕。他对民众身负重税深表同情，但他在税收改革中从未寻求以损害国家利益来造福民众。他认为税收和货币改革应该同时进行：上利国，下利民；利国便民；或像本世纪末的改革家冯桂芬的预测——利民同时亦可富国。 在19世纪20年代，包世臣曾与平湖知县赵林甫讨论这些问题。包世臣了解到漕粮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政策难题，也是最难改革的。困难不是在于起因不明：正是腐败的地方官员抽走了下自百姓上至国家的税收（以及漕运系统工人的合法收入）。问题的存因亦非法律不完备，而只是五百年来积习滥用所致。亦非无解决之道：即使没有采用包世臣所提出的海运方案，只要建立更多的屯田并避免地方官员干预就可以省去许多花在腐败上的开销，也可以有效降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税率。问题在于，这需要一部分优秀官员加以协调并做出英雄式的努力来兴利除弊。 包世臣一直极其关注税负上升与货币管理不当的关系。1820年，他写道：在久远的黄帝时期就发明了货币，以之为调节余缺的手段，从而厚植“民财”。然而，现在银根倾斜，铜钱兑换使之产生负面作用。在农业商品化不断增强的时代，农民深受恶化的价格剪刀差之害：他们用铜钱来计算开支，而商人用白银进行交易。这样，尽管白银只是“末富”，谷物是“本富”，但后者的价值却受到前者的重大影响。官员的职责应是努力明智地把银与铜的兑换率控制在1:1000左右。 后来，包世臣更趋于把货币失衡与税收负担问题相联系。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他写下对货币危机进行深入分析的专论《银荒小补说》。包指出，帝国里许多地方的农民虽然用银来评估税收，但实际上是用铜钱来进行支付。尽管银与铜的标准兑换率是1:1000，但市场比率达到1:1630，税吏经常使用1:1800或更高的兑换率。因此，农民所支付的税收价格并没有真实反映出银铜兑换率的扭曲状况，且越来越受税收负担的压榨。包世臣益发认为取消银的货币地位是可能的。他主张发行纸钞来解决不断恶化的银铜兑换率。1846年，在长江下游市场上的银和铜兑换率约是1:2000，他还补充说官员在征税和漕粮时的兑换率可能高达1:3000，远超过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迫使农民放弃农业。他坚持认为政府应以铜币作为唯一的记账货币并主张引入纸币，但在1845年道光朝廷认为这可能会影响白银稳定，排除了这些方法。 终其一生，包世臣都是在建议他人如何进行各种农业改革。1838-1839年，他在64岁的时候终于得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机会去真正推行自己的政策，他得到江西一个候补知县的职位。新喻县虽被归类为易治而富裕的“兼优”类地区，但在1838年全然名不副实。当地民众和各种上级官员如地方官、漕运官员、布政使之间存在激烈冲突，地方发展备受困扰，已经多年拖欠漕赋。农村有产者反对高出数倍的用费和漕规，银铜比价状况也极为糟糕，关于税收和商业诉讼的案子积压如山。当地一些精英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协助平抑银铜比价膨胀的基金，但目前就如何分配认购款项争论不休。负责税收的皂役令人厌恶并常遭遇暴力抵抗。当地民众不满的一个特殊原因是文庙被当成了漕粮的收纳仓库。当地两位生员万国俞和胡尚友发起请愿以解雇漕运使，布政使作出回应称他们为“漕棍”并下令将其逮捕。 包世臣寻求以调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他显然未能全然解决新喻县面临的最严重的两个财政问题。他把地方精英们捐纳的基金和县公库资金存放一处，多次尝试与之协商重新分配原来的捐赠，但无济于事。一旦他本人去职，省级官员就可以掌握钱款并随意支配。更糟糕的是万和胡这两个“暴徒”，包多次试图引导他们到衙门且承诺会将其案情公正上陈更高部门，但他们拒绝服从还逃到邻邑。省里的官员恼羞成怒，转而采用暴力手段解决此事，直接派军队到新喻县将二人逮捕入狱，至少万是死在狱中。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人所在村庄大约有三百户农家的田地被烧为焦土。
总结
在开头，我就提到现代往往将包世臣的政策观点与西方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相比较予以解读，但也许用中性的“功利主义”来描述包的立场更符实际。这至少包括三方面：第一，坚决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第二，与18世纪中期的治世能臣一样，他一直强调减轻税收压力和农业人口的其他负担。第三，较有创新意识的是，他一直持续地、真切地、急迫地提倡维持“国力”的重要性。 1846年，包世臣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试图总结自己的事业生涯和政经大略。朋友说自己十分赞同包世臣用坦率的方式去鼓励人们逐利，但在当时的文人风气中，专注于此会被认为是过于琐碎和毫无价值的。包欣然承认“言利”是其一生中关注的最重要的主题。关于如何减少“公费”、如何根除“陋规”、如何发挥“地利”，这些都是关于利益的说辞。同样，盐政改革，漕粮海运，许多政策多由包提出由他人来予以实施。还有采用钞币作为缓解银荒和手段，他几十年来一直在反复宣讲，但未获采纳。他甚至还呼吁建立地方的行政基金，避免朘削人民。他主张努力救济饥荒，以免人们抛荒土地。这些政策看起来都是大公“利他”，实际上也是在“言利”。在每一个政策领域，他发现一个共同的障碍：不法官员和其他奸人在窃取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他所设计的每个政策本质上都期望能“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 众所周知，包世臣是一个深具影响力的政策提出者，但他在具体实践中，无论是1814年在南京城充当处理饥荒问题的顾问还是1838年在新喻县处理当地财政问题，差不多都是一个失败者。他沉迷于数字，在清朝中期没有任何其他政策分析者与之匹敌，但他达到这些数字目标的方法是漫不经心的。公平而言，他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可以通过精心管理而持续提高的基本信心是错位的。 包世臣的成年生活和研究论著跨越两个主要危机时期：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乾嘉过渡时期（这一代改革家有洪亮吉、严如熤、陶澍和稍后的魏源）和19世纪中期的大叛乱时期（这一代的胡林翼、曾国藩和稍后的冯桂芬）。在半个世纪的著作中，他一直表现出对农民的同情并考虑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在后一个问题上，后世改革者比前代改革者思考更为深刻，包世臣多少领先于他的时代。他同样不断努力根除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中间剥削者。这也是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们长期关注的问题，此类事务在19世纪中期一直困扰着他们。如果说包世臣在著作中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的话，从“嘉庆中兴”的急进年代到苦苦支撑的晚年阶段，他年青时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其实在逐步消逝。在1846年的著作中，他发现民生困苦和国计枯竭比以往更甚，每况愈下，日益严重。尽管曾拥有深远的影响力，也有一些政策得到成功的实践，但到19世纪中期此类问题仍屡见不鲜。他所担心的问题并未变得更好，只是变得更糟。
【附】《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中文版序言与译后记
中文版序言
罗威廉
第一次发现包世臣是在1970年代末，当时我正在撰写汉口的学位论文。包世臣曾去过汉口，他在文章中称赞汉口发达的冶铁业，可以担负生产武器的重任。包世臣的创新政策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西方汉学家普遍轻视“传统”儒家士人的创新思维。我当时便计划，一旦时间允许便深入的研究他。很长时间之后，我才重新回到包世臣的研究，本书便是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我花了几年的时间研究另一位改革家——陈宏谋（1696 - 1771），他活跃于乾隆时期，比包世臣（1775-1855）早了大约一百年。由于对陈宏谋的研究经历，不可避免的会让我将包世臣与陈宏谋进行比较。他们二人自清朝以来便一直被视为经世改革家，但陈宏谋生活在“盛世”的乾隆朝，而包世臣活跃于危机四伏的嘉道时期。时代背景的不同，导致两人优先解决的问题也存在差异。
在今天的西方学者眼中，包世臣的主要贡献是在漕运和盐政改革两方面。在两次改革中，包世臣提出漕粮和食盐的运输，应该委托给私商，而不是政府，因为商人会为了个人利益，而按照市场的逻辑运作。在漕粮海运方面，魏源认为从河运到海运的革命性意义在于清朝开始了对海洋世界的探索；但在包世臣看来，这项改革更大的意义在于国家放松了对市场和私人资本的控制。
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包世臣的思想类似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本书认为这种观点有些夸大其词。尽管包世臣尊重“逐利”和市场无形的手，但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核心关注点一直是维护国家的财政收入。对于18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陈宏谋而言，财政富足和国家强大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到19世纪早期，包世臣所面对的是积弊丛生、财政匮乏的社会现实。对于包世臣来说，尊重商业市场的力量，恰恰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面对日益增长的外来威胁，包世臣对此产生了恐慌，因此急迫地想要让国家变得富强。在这个意义上，包世臣上承顾炎武、陈宏谋以及魏源的经世治国理念，同时开启了19世纪后期冯桂芬等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译后记
许存健
受中国史学科划分的影响，学界长期以来将1840年作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线，导致研究清史的学者，或是专注于康雍乾的“盛世”，或是研究1840年以后的晚清史，嘉道时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近年来，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将关注点放在了嘉道时期，并将嘉庆朝出现的新现象，如地方精英权力的兴起等因素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本书探讨的便是活跃于嘉道两朝的包世臣，他虽然未曾担任高官，但作为幕僚，他在盐政、漕运、河工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并被中央官员、地方督抚所采纳。包世臣显然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他的眼光要比同时代的人要更为长远，预见到了19世纪后半叶的许多改革。
我对嘉道时期的了解，最初来自于导师倪玉平教授的三本专著——《清代嘉道财政与社会》、《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和《博弈与均衡：两淮盐政改革论纲》，通过这三本书，对嘉道时期的盐政、河工、漕运、关税等问题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后来有阅读了一些原始史料和其他论著，加深了我对嘉道时期的认识。嘉道之际并非孤立于整个清史，因此只有站在整个清史的视角，才能更好的理解嘉道之变。
罗威廉教授是著名的海外中国史研究专家，关于汉口的两本专著一直是城市史研究的经典，此外还有数本论著被译成中文出版。能够翻译罗威廉教授的专著，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认识到了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本书正文六章的标题，罗威廉教授进行了高度概括，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全章内容，我们进行了一定的改动。本书正文的翻译，主要采取直译的形式，以保证准确地表达罗威廉教授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我尽量查阅了所有中文引文的原文，并在注释中列出了部分原文，供读者参考。
罗威廉教授曾于2011年发表论文《乾嘉变革在清朝历史上的重要性》，强调乾嘉之变的重要意义。在本书中，除了乾嘉之变外，也多处提及嘉庆、道光两朝的差异。本书虽然是包世臣的个案研究，展限的却是整个嘉道时期士人“救世”的努力，以及漕运、盐政等改革的历史过程。本书的翻译推介，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对嘉道时期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接手了翻译工作之初，觉得十分茫然。虽然对本书写作的历史背景较为熟悉，但真正开始后，才感受到了阅读与翻译的差别，理解英文意思虽然不难，但转换成中文却并非易事。在这里，非常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期耀老师的辛勤工作，编辑校对了全书，为本书增色不少，同时李老师还承担了日文注释的回译工作。导师倪玉平教授审阅了全书，倪老师是研究嘉道时期政治、经济问题的专家，本书亦多处引用其研究成果。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就一些问题通过邮件与罗威廉教授联系，得到了热情的回复，谨此一并衷心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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