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苏轼

王安石和苏轼有关系麽

王安石刚刚主持新政时，常常引导皇上专断，皇上因此也只信任他一个人。当时苏轼任开封府主考官，出了一个题目，内容是：「晋武帝因为专断而平定东吴，而符坚在伐晋的时候却因为专断而灭亡，春秋时齐桓公只信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却因为只信任子之而导致败亡，同样专断,为何有不同的结果呢？」安石看到后，心里明白，有点不高兴。东坡的弟弟苏辙，因此就辞掉条例司的职位，也指出出青苗法对百姓造成困扰，王安石更加生气；於是便暗中订定一些章程，针对他们兄弟两人，大有处处防范的味道。而苏、王两人的嫌隙慢慢的加深了。

王安石是一个有独特见解的人，曾说过「天道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一类的话，但自信心太强，有时候不免会有一些见解无法周全，而令人觉得可笑。但由於位高权重，一般人就随口应和，顺风影从，偏苏东坡是聪明不凡，是非明白，而且常带一点游戏的习性，动不动就要向权威挑战一下，常因此使王安石恨得牙痒痒的！

例如，王安石为了表现自己和前人见解不同，常有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历史上记载「扬雄投阁」这件事不可靠。他不相信扬雄会因为怕被王莽追杀，一时情急从天禄阁跳下来，认为这是史臣乱写的；王安石更进一步否定扬雄写〈剧秦美新〉一事，而认为这只是后人诬谄扬雄而已，扬雄无论如何不会写这样的文章。东坡知道了，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一天，两人相遇，谈起这件事，东坡就煞有介事的说：「我也怀疑一件事！想要请教丞相。」王安石问：「你怀疑啥事？」东坡说：「西汉真的有扬子云这个人吗？」在场到人都禁不住大笑起来。

当然，东坡和王 安石之间的许多争强斗胜的说法，也不一定就是事实，极可能是无聊的人，在这两位名人身上做文章而已。这种传说很多，真真假假，很难说得清楚。其中最有名的，都和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所作的《字说》一书有关，安石很希望《字说》能够天下风行。但东坡认为这不是那麼好，他说：「丞相博学，体大精深，所写的书我实在不懂；只是如果每一件事都牵强附会，读书人都模仿这种风气也不好。最重要是，有些事不能牵强附会，就像★（牛牛牛）、麤两个字吧：牛的身体，比鹿壮；而鹿之行动，比牛敏捷。如今将本字重叠三次，却又有不同的意思，有甚麼道理呢？」安石没办回答，但始终不肯改正。听说东坡被贬黄冈之贬，就是因为这事，而不只是因为作诗所惹的祸啊。

东坡对王安石的《字说》的批评，还不只这些。书刚完成时，东坡就就开玩笑地说：「就算用竹子鞭马可以解作『笃』，但是用竹子打犬，又有甚麼好笑呢？」东坡又说：「按照〈字说〉的理论，这「鸠」字从九从鸟，是有证据的。为甚麼呢？《诗经》不是样说吗：『鳲鸠在桑，其子七兮。』儿子有七只，再加上爸爸和妈妈，刚好就是九个！」

又有一个说法，说东坡问安石：「『波』字为甚这样写呢？」安石答说：「因为『波』是水的皮。」东坡又说：「那麼『滑』哈意思呢，难道是水的骨头吗？」

虽然关於两人辩论的传说很多，但一般而言，大家都相信两位大人物原本没有嫌隙，而且格局都还不凡，不会那麼小家子气。但安石身边的人，因为妒忌东坡，常常想法子离间他们。

有一回，神宗想要让东坡参与编修〈起居注〉，安石有点为难；身边的人就献计说：东坡虽擅长作，不懂行政事务，可以用开封府推官的工作来困住他。但没想到东坡因此说话更大胆，写了许多奏章、万言书之类，评论时政，认为国家十分危险。安石更加不高兴。东坡就要求到地方去任职。

安石的门人李定，母亲去世，不服丧，东坡认为这是不孝，就讨厌他，李定因此也怀恨在心，就弹劾东坡作诗谤讪朝廷，是将东坡逮捕到御史台的大狱，存心要杀死东坡。但神宗始终不舍得杀东坡，就将东贬到黄州。

东坡贬官到汝州时，经过金......余下全文>>

苏轼和王安石,谁的政治才能高,谁的文学才能高?

【政治才能】

按现在的主流历史观，自然是王安石政治才能高，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主持了王安石变法。但是王安石只能说改革的想法是好的，但显然仅仅怀着一腔热情是办不好事的，并没有采用合适的手段，最终不但变法遭到了失败，而且在他死后就进入了宋朝的当政时代，最终将宋朝拖垮在内耗中。可见历朝历代正统文人将他作为反面教材不是没有道理的。

苏轼在史书上并没有什么重大功绩，他的政治观点主要是寒暑派，也就是介于司马光的保守与王安石的激进中间，虽然有骑墙和两头不讨好的嫌疑，但是温和的改革未尝不好，可能更容易获得成功。另外苏轼在做杭州太守时好像也很为杭州百姓作了一些好事，只不过都被他的文学光环盖住了吧。

【文学才能】

从大众文学的知名度上来说，无疑应该是苏轼，苏东坡之名妇孺皆知，“大江东去”小学生都会背，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是苏轼的文名主要在词上，因为词是大众文学，易于传唱，所以流传于市井，苏轼虽然也写文赋，但名篇存世量一般。从学术上讲，苏轼属于的蜀学派，但并不是开山祖师，蜀学派对全国的影响也远不如当时主流的河洛学派和新型的新学，甚至也不如关学。

王安石仅仅从语文书上来说的话，好像高中选了首诗，选修里面有几篇文，确实没有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看起来是远远不如苏轼了，但是他能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肯定是有缘由的，他在学术上的地位是苏轼所不能及的，可能文采稍差，但他创立新学成为儒家在北宋中期的新发展，并有大量的追随者。而且他的谥号是一个单字“文”这也是对他文学方面至高的评价，与韩愈相同。

所以说，从现在的主流观点来说，你这个问题肯定是王安石政治才能高，苏轼文学才能高；但按照我的理解我更推崇苏轼，文学上我认为二人不相上下。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

王安石刚刚主持新政时，常常引导皇上专断，皇上因此也只信任他一个人。当时苏轼任开封府主考官，出了一个题目，内容是：「晋武帝因为专断而平定东吴，而符坚在伐晋的时候却因为专断而灭亡，春秋时齐桓公只信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却因为只信任子之而导致败亡，同样专断,为何有不同的结果呢？」安石看到后，心里明白，有点不高兴。东坡的弟弟苏辙，因此就辞掉条例司的职位，也指出出青苗法对百姓造成困扰，王安石更加生气；於是便暗中订定一些章程，针对他们兄弟两人，大有处处防范的味道。而苏、王两人的嫌隙慢慢的加深了。王安石是一个有独特见解的人，曾说过「天道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一类的话，但自信心太强，有时候不免会有一些见解无法周全，而令人觉得可笑。但由於位高权重，一般人就随口应和，顺风影从，偏苏东坡是聪明不凡，是非明白，而且常带一点游戏的习性，动不动就要向权威挑战一下，常因此使王安石恨得牙痒痒的！例如，王安石为了表现自己和前人见解不同，常有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历史上记载「扬雄投阁」这件事不可靠。他不相信扬雄会因为怕被王莽追杀，一时情急从天禄阁跳下来，认为这是史臣乱写的；王安石更进一步否定扬雄写〈剧秦美新〉一事，而认为这只是后人诬谄扬雄而已，扬雄无论如何不会写这样的文章。东坡知道了，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一天，两人相遇，谈起这件事，东坡就煞有介事的说：「我也怀疑一件事！想要请教丞相。」王安石问：「你怀疑啥事？」东坡说：「西汉真的有扬子云这个人吗？」在场到人都禁不住大笑起来。当然，东坡和王 安石之间的许多争强斗胜的说法，也不一定就是事实，极可能是无聊的人，在这两位名人身上做文章而已。这种传说很多，真真假假，很难说得清楚。其中最有名的，都和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所作的《字说》一书有关，安石很希望《字说》能够天下风行。但东坡认为这不是那麼好，他说：「丞相博学，体大精深，所写的书我实在不懂；只是如果每一件事都牵强附会，读书人都模仿这种风气也不好。最重要是，有些事不能牵强附会，就像★（牛牛牛）、麤两个字吧：牛的身体，比鹿壮；而鹿之行动，比牛敏捷。如今将本字重叠三次，却又有不同的意思，有甚麼道理呢？」安石没办回答，但始终不肯改正。听说东坡被贬黄冈之贬，就是因为这事，而不只是因为作诗所惹的祸啊。东坡对王安石的《字说》的批评，还不只这些。书刚完成时，东坡就就开玩笑地说：「就算用竹子鞭马可以解作『笃』，但是用竹子打犬，又有甚麼好笑呢？」东坡又说：「按照〈字说〉的理论，这「鸠」字从九从鸟，是有证据的。为甚麼呢？《诗经》不是样说吗：『鳲鸠在桑，其子七兮。』儿子有七只，再加上爸爸和妈妈，刚好就是九个！」又有一个说法，说东坡问安石：「『波』字为甚这样写呢？」安石答说：「因为『波』是水的皮。」东坡又说：「那麼『滑』哈意思呢，难道是水的骨头吗？」虽然关於两人辩论的传说很多，但一般而言，大家都相信两位大人物原本没有嫌隙，而且格局都还不凡，不会那麼小家子气。但安石身边的人，因为妒忌东坡，常常想法子离间他们。安石的门人李定，母亲去世，不服丧，东坡认为这是不孝，就讨厌他，李定因此也怀恨在心，就弹劾东坡作诗谤讪朝廷，是将东坡逮捕到御史台的大狱，存心要杀死东坡。但神宗始终不舍得杀东坡，就将东贬到黄州。东坡贬官到汝州时，经过金陵，就去拜见安石。这时候两个人都先后失去最心爱的儿子，都在人生的悲伤中。其实东坡和安石虽然在政治上见解不同，但在生卒成名等事情却有许多巧合的雷同：安石出生早东坡十五年，去世、考取进士也一样早东坡十五年，这可说是人生的吊诡。这时候两人见面都很高兴。东坡因为儿子去世而伤悲，还......余下全文>>

李白.王安石.苏轼各是哪个朝代的

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汉族，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5岁随父迁至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县，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乡），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平凉市静宁县南）。其父李客，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阳）。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安徽当涂，享年61岁。其墓在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王安石北宋朝代的人。,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5月21日（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谥“文”。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江西临川县盐埠岭人（今江西省抚州市区邓家巷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

苏轼是北宋朝代的人。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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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主要是政见不同。

苏轼与王安石的主要分歧是在财税政策改革上，王安石搞租税、差役、兵役等货币化改革，同时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而苏轼则主要保留出劳力代役等传统形式，认为政府不应当与小民争利。

其他方面的意见不是很大。苏轼与司马光等人是不同的，只有王安石赞同的，司马光一律反对，而苏轼则是相结平和的，因此后来司马光上台执政，苏轼也是受排挤的。

关于王安石与苏轼的经典故事？

王安石和苏轼的故事

乌台诗案

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耿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余下全文>>

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著名的专家们读历史，有人就能够考证出李师师送给宋徽宗的香巾尺寸相当于现代的几厘米，野史公也喜欢读历史，却不过是觉得很多故事有趣，就和看一本幻想小说时没什么两样，用来消遣无聊的时光而已，近日又发现了两个有趣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听。

第一个是：萧规曹随

这是个有些不合时宜的故事，所以虽载之史册，却流传不广，野史公也是头一次看到，说的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生与吴厂岂敢闹事？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余下全文>>

王安石和苏轼谁更厉害一些？

我要纠正一个观点

王安石在文学成就上并不比苏轼差 大家都是唐宋八大锭 谁能比谁差到哪里

再说王安石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政治上 留给文学创作的时间比较少

苏轼的政治能力也不必王安石差多少

他历次任地方官 都有很不错的政绩

也官至参知政事 副宰相

这么比 似乎太过牵强

王安石晚年丧子 同时也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变法时犯的一些错误

和为什么变法会失败的原因

而苏轼 同样也认识到了新法的好处 承认变法的必需性

我反对这么生硬的拿这二人对比

这两个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同样崇高

王安石的坚定执着、克己奉公

苏轼的才华横溢、豁达洒脱

都是我学习的目标

还是希望楼主多多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改之

王安石和苏轼 谁的地位高?

王安石除了政治上的作为大于苏轼外，其诗文词虽也是一大家，但却不及苏轼很多，诗文辞赋苏轼成就在整个宋代都是最高的，他的豁达开阔之胸襟，达观淡然之心态，被后世士大夫和世俗阶层普遍喜爱，其影响力可说是中国文人中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