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阶段

一：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个国家是否形成有效的投资增长，取决于

A 试题分析：“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因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因此要避免这一陷阱加大企业科技创新，故题肢①正确；国内物价不断上涨使民众不敢消费，因此应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因此题肢③；题肢②④与题意无关，故排除，答案选A。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如何界定

从字面上理解，“中等收入者”就是收入中等的人。根据财政部有关专家的分析，中国城镇人口户（一般按3口之家计算）均税前收入6万-20万元，就是中国比较标准的“中等收入者”。户均收入6万元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起点，这个起点与2000元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相吻合的。因为计税收入3000元前面有社会保险费用和公积金费用的适当费用扣除，大约人均500元，这样实际起征点是2500元，折合年薪就是30000元。3口之家两人工作正好是6万元。由此看来，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者都是中等收入者。

三：如何界定中等收入者

目前，国内对中等收入者内涵的界定存在着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以多维依据界定“中等收入者”

“定性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等收入者的内涵包括收入、教育、职业等综合指标。中等收入者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具有谋取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的能力，主要依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也可以拥有少量的私人资本，在生活上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具备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对其劳动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良好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地位。

“收入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应以纯收入指标来定义中等收入者，因为收入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可决定人的生活方式、受教育程度、积累财富及各类生产要素的能力。

“中产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等收入者相当于西方的“中产阶层”，是指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买房、买车，能够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旅游、教育等的现代消费人群。

划分中等收入者的依据，学界的认识虽不统一，但家庭财产的多寡和经济地位的高低，甚至人们的职业声誉以及生活情趣，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通过其所获得的收入来反映和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入水平的高低是划分“中等收入”的首要指标。但是，严格地讲，中等收入者也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它还具有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重规定性，是一个反映资产状况、生活质量、职业特征等的跨学科性、综合性的概念。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除收入水平之外，他们将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如拥有住房、汽车等资产、受过高等教育、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专业工作、每年享有出国旅游的经济实力和休闲时间等，作为划分中等收入者的依据，这已经成为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种方法。

（二）以国情为出发点理解“中等收入者”

在理解我国中等收入者的内涵时，必须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具体国情。一方面，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标准不能定得太高。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目前我们所提出的“中等收入”只能是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背景的、以我国国情为基础的“中等收入”，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另一方面，我国中等收入者的界定标准也不能过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里，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目标性的概念，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应该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人们心理描述中的中等收入者应该是一种生活较为富裕的状态，他们的收入不仅能够保证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还要有相当数量的结余来进行享受性消费和各项投资。

（三）以时间和地域为尺度划分“中等收入者”

由于事物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等收入者的划分标准不可能一成不变，应具有差异性（见表1）。从纵向看，由于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时期不同，同一地域的中等收入水平是各不相同的。即在同一个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等收入者也有着不同的划分标准。从横向看，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中等收入状况也不相同。仅就经济学意义上的收入数量来界定，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就非常之大。

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体现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镇之间的生活成本、就业结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相同的收入和支出水平在不同的地域所能取得的生活质量也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在理解中等收入者的内涵时，必须将其与对应的地域相结合进行界......余下全文>>

四：从多少年开始，中国开始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最少要3年，最长可能要10年，大萧条可能已经不可避免了，我们现在开始节约吧，兑点外汇过冬。多备些生活必须品，米和面。我已经作好准备过冬了。。

五：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意思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截止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4126-12735美元之间，而智利2014年人均GDP为14477美元，智利显然已可以被认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仍然不是发达国家。

经济学家认为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是“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六：百分之多少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减速由全要素生产下降导致

中等收入陷阱定义：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中等收入陷阱特征：“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以上内容参考百科内容：/link?url=UhZrch0z8yarT8QdO8Z7TrUVkhCjvPXWHLDcsGPZ4ZBbNJBPS_LcrpWn7yGd_fG5vr27lB9gMIetyUtdnq6j0K

七：中国什么时候能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3月18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在主题为“直面中等收入群体焦虑”的分组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谈到，按照中国6.5%的潜在增长率，中国大概在2022年到2024年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李培林说，中等收入群体焦虑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在国家层面，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00多美元，是那些陷入中等收入困境国家当年达到的天花板，中国能否跨越陷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从个人层面看，中国进入新常态后，各种发展机会相对在减少，低收入者能否进入中产阶层，或者已经是中产阶层能否保住目前的地位，变得很不确定。

李培林指出，中国的发展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16年，国内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5%，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增长并不是因为国内消费本身的大规模上升，而是投资和出口下降带来的相对上升。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从国际上看还非常低，消费发展潜力还很大。

因此，中国面临的双重问题，一方面是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如期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是中产阶层能否成为大多数，中国社会能否建设成橄榄型社会。

经济学家有时把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看成一个概念，但社会学上是两个概念。

李培林说，以收入为标准看，按照世界银行的通常标准，201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是44%，涉及到5亿多人；按照中国自己设立的标准，即家庭年可支持配收入9-45万元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2015年中等收入家庭占24.3%，涉及3亿多人。

在上述绝对标准外，还有相对标准，即按照国家和社会收入的中位线，75-200%的区间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以此为标准，201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38%，也占到近5亿人。相对标准的问题是，中等收入人群数量不会随着平均收入的提高而不断增加，除非改变收入分配结构。

李培林指出，按照中国6.5%的潜在增长率，中国大概在2022年到2024年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现在看，这对中国还是比较确定，我们还有信心在此阶段保持6.5%的增长率。难点是中等收入群体如何持续扩大。

“因此我们提出要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的战略，实施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完善以提高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让大学生和农民工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部分，让农民通过专业化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李培林说，如果实行这样的政策，可以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美的矛盾也会减弱。因为这样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有更大的购买力，也可以为美国创造庞大的就业机会。

在提问环节，李培林进一步阐述对上部中产阶层和下部中产阶层面临不同焦虑的看法。

李培林说，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主要面临的是下部中产阶层的问题，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在经济低迷时有所下降，所以产生了认同危机和普遍不满，这种情况在亚洲的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也存在。但中国大陆的情况不太一样，大陆更焦虑的反而是上部中产阶层。下部中产阶层由于劳动力短缺等原因工资还在上升阶段，上部中产阶层则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上升空间被压缩。

八：中国靠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

科技，，文化 ，服务，以及强大生产力都要站在世界顶端，说白就是有能力全世界吸血，美国不就这样，收入高，物价反而很低，全世界都被他吸蔫了，亚洲国家人口多，即使如日韩发达，物价也降不下来，澳大利亚物价也很高，中国什么都是半吊子，所以要弱一下，但是科研能力不差，所以有机会再往前走走，越南其实早我们十几年就到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他们属于毫无研发能力，只能做代工，所以比中国更差，印度人搞科研也还好，不过他们是民主国家，国家不是统一领导，也没人加班，既不守时，人也懒，所以发展动力不足，不可能向中国瞬间崛起，所以发展慢些，但是也很有前途

九：1960年时全球有多少个国家曾处在中等收入阶段

炒作的概念不问也罢 各国的统计差异太大 你懂的 查看更多答案>>

十：目前，中国处于攻克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以下哪个说法是错误的

中国已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之际，相较于已经完成升级的少数国家，可以说是天时颇为不利。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已进入缓慢的增长期，后进国家外部需求普遍不振，此时，如果后进国家正进入转型升级期，显然要比过去20年的转型升级更加艰巨困难。 　　不过，中国显然已经克服了中等收入的第一个陷阱，即中国不依靠出口资源品作为技术资本积累的来源。直到2014年，中国贸易顺差一直是由加工贸易形成。2014年加工贸易顺差达3500亿美元。中国通过出口劳动积累资本。实际上，中国自21世纪开始已经是资源品的净进口国。 　　从2014年开始，由于全球资源价格进一步下跌，中国的一般贸易也出现了顺差。我们预期，中国的贸易顺差将长期大额存在，每年的顺差额都将超过5000亿美元，意味着中国会积累足够的资本服务工业体系的升级。 　　中国经济目前似乎也正在跨越中等收入的第二个陷阱，普遍家庭收入增加快速，高于GDP的速度，服务业发展强劲。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逐年上升，2015年对GDP增长的贡献将超过60%。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持续下行，分别是10.5%、9.3%、7.65%、7.67%和7.4%，但是，中国城镇新增就业的数量却在不断增长，2010年到2014年每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分别达1168万、1221万、1266万、1310万和1322万，2015年可能更高，1月-9月达到了1066万，整年有可能达到1400万左右，而2015年的GDP增长速度可能不及7%。整个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一直表现出供不应求的现象。 　　以上说明，中国经济具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即跨越了资本陷阱与就业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