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成立

一：京师同文馆创办的意义

书上有，是培养外交人才

二：成立京师同文馆的时间

京师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8月24号，具体如下：

京师同文馆，是清末自强运动期间中国政府官办的外语人才学校，以教授西方语言为主的官办教育机构，也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新式教育机构，于1862年8月24日成立于北京。该校的倡始者是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䜣、桂良和文祥的奏请下成立的，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回应《天津条约》中未来条约需以英语、法语为正本的规定，因此必须培育足够的外语人才来应付外交事务。同文馆除了教授西方语言之外，亦供西方人学习汉语。同文馆于1900年因庚子事变被迫停办，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而结束。

三：京师同文馆创办宗旨是什么

京师同文馆

简称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九日，恭亲王奕䜣、李鸿章、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 该馆创办宗旨为办成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

最初只设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后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学等班。

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年并入1898年创建的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

四：京师同文馆创办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京师同文馆的创办背景 由于大清国当时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 觉得太丢人 在一个成立总理事务衙门的时候，因为咱们西北边界经常遭俄罗斯骚扰 所以同文馆先有的俄语 后来输日本加入了日语（ 英法于是最初的）

五：“京师同文馆”是谁建立的

京师同文馆 亦称同文馆。清末洋务派创办用以培养“译员”、“通事”的外国语学校。1862年6月11日在北京成立，附设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馆，学生10人，皆13、14岁的八旗子弟，聘英教士包尔腾任英文教习，候补八旗官学教习徐树琳任汉文教习。1863年，添设法文馆和俄文馆，学生各10名，仍从八旗子弟中挑选。这时的同文馆，各馆分立，分馆教习。1866年12月，恭亲王奕?等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招取30岁以下的满汉举人，恩、拔、岁、副、优贡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官员，聘西人任教习。1867年，天文算学馆开始招生，自此京师同文馆不再是初级的外国语学校，而具有中学或中等专科学校的性质。课程逐年增加，开设了不少自然科学实用技术的学科，有些课程也已分化得相当细、相当专门，例如算学就分成数理启蒙、代数、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微积分等。1868年，聘李善兰为算学总教习。1869年，聘美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同文馆才有了总管校务的人员。1871年，京师同文馆又添设德文馆，开始时由俄文教习C．韦贝兼任德文教习，1873年起由N．第图晋、W．N．夏干相继任德文教习。至此，同文馆学生增加到120人左右。伺年，同文馆设立医学、生理学讲座，由英人J．H．德贞任讲席。1872年，总教习会同各馆教习，拟订了“八年课程计划”。从此，同文馆开始有了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章程。1896年，因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御史陈其樟奏请整顿同文馆，重新修订了八年课程计划：前五年的课程近似中学程度，后三年的课程相当于大专程度；前三年的课程侧重学习外语，后五年则偏重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这份崭新的八年课程计划，反映了正在萌芽中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在计划中没有列入“四书五经”、“章句帖括”一类的传统科目。1896年，增设了日文馆。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文馆前后存在了40年之久。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教育的主要标本，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途径是依靠洋人办学。就本质上说，同文馆依然是属于封建学校。京师同文馆在中国最早采用了班级授课制，所以被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馆内还附设印刷所，译印西方近代科技、世界历史和外国法典等书籍。京师同文馆的创办，是第一次改革旧传统教育的尝试，也培养了一批外国语人才。

六：“京师同文馆”是谁建立的求大神帮助

1859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奏请咸丰皇帝设立外国语学校。这一建议受到咸丰皇帝的高度重视，遂下令筹备建校的各种事宜。1862年，洋务运动代表机构总理衙门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同年6月，学馆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正式上课，定名为“京师同文馆”。这里的洋教习当中，最引人瞩目的两个大腕是包尔腾和美国人丁韪良。 学馆的外语教习，原拟从广东、上海两地商人中遴选，但均未如愿：广东回话说无人可派，上海则称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又要价过高，只好作罢。其实，这两个开放地区不乏会说英、法语言之人，只是地方官员们虑其都不是正途出身的士子，怕到了京城惹是生非，而不愿意推荐罢了。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向朝廷报告上海通事（翻译）行迹一折中，曾述及这种情况，说“通事一途，其人不外两种”：一是游手好闲的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二是英法等国所设义学中的本地贫苦童稚。在他看来，从买办等渠道自发形成的外语通事们不仅身份可疑，与洋人关系密切，兼有为侵略者服务之嫌，当然不能信任，更不敢随意利用。但西方公使驻京后，国家正式外交即将开始，以后与洋人交涉、通商，事事需要翻译，那么外文学馆的师资从何而来？对此，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一时束手无策。事情拖延到同治元年（1862年）夏天，新桃换了旧符，才终于有了着落。此时，恭亲王奕??不仅掌管军机处，又任新成立的总理衙门带班大臣，对于西洋事务十分留心。他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兴办军事工业，开展中西文化交流，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运动的首脑人物。当总理衙门原议培养外语人才一事，他也时时过问，并未淡忘。在总理衙门休息的几位大臣。就在三个月前，按照《北京条约》中规定，新任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英国公使普鲁斯已捷足先登，相继进驻东交民巷内的法、英使馆，常来总理衙门办理交涉。但是每逢会议或与外国人当面商议事情时，由于对方多懂中国话，在洋人翻译官照例转达的当儿，总有预先思索的机会，回答言词往往斟酌较妥；而自己一班人马不懂洋话，又须立刻作答，没有考虑的余地，于是交涉事件，往往因此吃亏。这么一来，中国人不懂洋话就不再是显示自己尊严的意思，反而有令堂堂大清蒙羞之虞了。眼见得一年过去，外文学馆计划迟迟不能落定，奕??着急起来，把目光投到了在京的洋人身上。他接受了刚到北京接任驻华公使的英国人威妥玛建议，既然找不到国人任教，不妨聘请一名洋鬼子——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S.Burdon）为英文教习，挑选若干名学生入馆，先把课开起来再说。史载在此之前，这包尔腾与奕??已经有了一段交往。奕??在总理衙门任职后，因经常与洋人交往，感到不懂一些洋文颇为不便，就请了一位洋人来府中教习，又让其子载征跟着一起学说洋话，洋文先生就是包尔腾。据说载征连汉话说得都不精通，哪有工夫学说洋话呢，边学边忘，最后凡遇到洋人，不管对方说什么，他只管回答“噎死”（yes）了事。包尔腾早在1853年来华传教，是英国圣公会在中国的拓荒者。１８６１《天津条约》签订之前，朝廷一直禁止传教士进入内地游历；包尔腾来华不久，就曾到宁波、绍兴一带筹建基督教内地会，停留时间虽然短暂，但达到了探路目的，足见其胆识之高。１８５８年，他又与宁波长老会传教使团的传教士倪维思（Ｊ．Ｌ．Ｎｅｖｉｕｓ）夫妇潜入当时城墙高筑的浙江省会杭州，探察了这个人间天堂的奥秘，并成功地在那儿建立起了布道点和基督教堂。《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准入北京，包尔腾是首批来京的传教士，他对从事翻译圣经十分热心，1861年曾与艾约瑟（JesephEdkins）、丁韪良（WilliamParsonsMartin）、施约瑟（SamuelIsaacSc......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