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你好，你要的答案是：

城市化一般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工业化与城市化具有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来推进的，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但另一方面，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对工业化也有反作用。城市化如能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则会推动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否则，就会延缓甚至阻碍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範关系可形象地称之为“发动机”与“加速器”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同步地推进城市化。

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是工业化造就的工作机会才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

三：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与作用该怎样分析

1.工业化与环境污染

对工业化与环境的讨论始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它是用来描述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之间关系的一种假说。其含义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与中期，环境污染随收入增加而日趋严重，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污染随收入增加而逐渐得到改善。近年来，许多文献用各种污染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3]-[6]。一些学者用工业化发展水平代替EKC中的收入，专门研究了污染排放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7-8]，认为工业化水平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发展态势符合EKC曲线特征。这些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污染排放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在到达某点后又随经济增长而下降。换句话说，环境能够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自我调节，而这个调节过程依赖于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结构调整。还有部分学者通过方向性距离函数研究了工业化进程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9]，认为现阶段中国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污染排放总体上增长缓慢，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中国工业高速增长、污染减少的核心动力。除此之外，一些文献比较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在降低污染排放中发挥的作用，这类研究多采用因素分解法，将污染排放总量或排放强度分解为包含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在内的诸多因素，比较这些因素对改善环境质量的贡献大小。

2.城市化与环境污染

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的研究最早见于人口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文献中，这些文献检验了人口增长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认为污染排放与人口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现有研究对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的检验结果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认为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城市化带来了能源消费增长，进而恶化了环境质量[10]-[13]。第二类研究认为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但城市化能够提高公共设施和公共交通的使用，形成产业集聚，进而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处理成本[14-15]，从而有利于污染排放的降低[16]-[17]。第三类研究认为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18]-[23]。国内外现有理论研究对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实证检验结果也存在很大差异。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城市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这不仅取决于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还受城市化中的社会环保意识、经济结构调整和法律制度健全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可一些实证研究仅以城市化率和污染排放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做回归，遗漏了其他影响污染排放的重要因素，一些研究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也发现结论有很大变化，因此，这种结论并不稳健。第二，样本选择差异也是造成结论千差万别的主要原因。

3.工业化、城市化与环境污染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看，工业化与城市化与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工业企业的扩大生产吸引了人口与资本的集聚，推动了城市化，城市化则为工业化创造了更多的需求。现有研究通过大量数据实证检验了各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也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不过，现有文献或者研究工业化与环境，或者研究城市化与环境，较少将工业化、城市化与环境置于同一框架。如上所述，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那么，工业化、城市化与环境这三个概念就是无法割裂的。首先，工业化发展消耗了大量能源，释放出二氧化硫、烟粉尘和化学需氧量等各种污染物；同时，工业化还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资金来源，这使得环境污染源自工业化，而污染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又要依赖于工业化。其次，城市中人口与工业的超速集中与过度集聚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资源环境问题，然而人口与工业的集中又便于有限的环保投资应用于污染治理，从而发挥更大的治理效......余下全文>>

四：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具有哪些特点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达到102398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位；工业增加值为4593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4．9％。而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所占比重只有12．6％。

在上述的一组对比数据背后，隐含着一个建立在农业国家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伟大而创造奇迹的故事。纵观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主要工业国人口约为7亿，所占比例不足12％，而超过21％世界人口作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中国，进入工业化的高速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也必然产生许多人类发展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挑战和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的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一般采用的轻纺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赶超"的强烈意识是采取重化工业战略的基本动因，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又似乎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榜样"。为了尽快实现"赶超"目标，采取了比前苏联更强的强制性积累，试图在远比前苏联落后的基础上跨越轻纺工业阶段而建立重化工业体系。在经济制度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创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以保证能够通过高积累的方式集中大量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建设。工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迅速延伸到整个经济系统，从而形成了在中国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此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化工业起步的工业化战略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

这一战略的贯彻和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重工业快速增长。1952年至1965年期间，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5％，高于轻工业年均增长率5．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迅速由35．5％提高48．4％。从1953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投资占54％，而工业投资中重工业投资所占比重高达89％，主要投资于冶金、电力、煤炭、化学、机械等行业。

尽管现在评价这一工业化思路的得失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但是其缺陷和失误是明显的。由于缺乏重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形成了重工业增长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的局面，导致了"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结构性缺陷，轻工业及其他产业严重落后，表现出"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率"的特征。消费品严重短缺，消费需求受到严格抑制。在此期间，工业尽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工业与一二三次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极不协调，资源配置和结构状况存在明显缺陷。工业化过程经常处在工业高速增长--结构关系失衡--调低工业发展速度--恢复比例关系--再提高工业发展速度的反复循环过程中，国民经济增长处在严重波动的状态中。国民经济因结构矛盾而缺少稳定、持续的增长能力。

以计划经济为体制背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基本战略，同时处在与国际经济较少联系的封闭状态，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到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1978年，第二产业在GDP的比重达到48．2％，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6．9％。第二产业的比重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霍夫曼（Hoffmann）系数为0．76，但是并不能据此给出工业化先进程度的判断，更得不出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结论，因为当时存在着工业消费品严重短缺的情况，80％多的农民被排除了工业化进程之外。

在这一时期，中国用了......余下全文>>

五：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长期滞后于工业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1]与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协调推进的，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我国过去由于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分割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由此造成了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二元结构恶化等不良后果。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协调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今后一段时期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成因 　　为什么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主要是由如下四个相互影响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工业化超前或城市化滞后。 　　建国初，我国面临一些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国内工业化基础非常薄弱[2]； 二是国际上强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苏联在发展的初期成功地实现了重工业化，这给我国以强大的示范作用；三是西方国家的 和敌视，使我们不得不重点发展国防和军事工业等重工业；四是1840年来被沦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使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军事、国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视；五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从心底深处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快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六是当时的经济发展理论大都支持加速工业化[3]。在这种背景下，循序渐进、各产业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难以获得广泛认可，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则成为巨大的诱惑。 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一方面使重工业超常规发展，使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另一方面使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础受到破坏，使广大农民难以积累起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起始资本，城市化的正常机制被破坏。因为在工业基础薄弱且没有多少外援的情况下采取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必然要以剥夺国内农业和农村为代价，以农民相对贫困为代价。 　　其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赶超型工业化的实施。 　　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特征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我国当时资本极为稀缺。如何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将资本需求很大的重工业快速发展起来，是一个必须突破的难题。显然，遵循比较优势的市场体制是不可能在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只能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推进。因此，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应运而生。中央政府通过计划手段，一方面将城乡资源强行配置到工业部门，使工业产值或工业化水平超常规增长；另一方面强行转移农业剩余，并阻止农民进城（即直接阻碍城市化），以维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资，加速工业化原始积累。 　　再次，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进程。在这种体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权，而农民不仅不能分享国家的许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过“剪刀差”等途径为工业化做奉献。农民进城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缩小，因此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阻止在城门外，持续推行“就地消化”方针[4]，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并维持市民对城市文明的垄断特权。政府、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显然都不欢迎农民进城，这是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最深刻的经济利益根源。 　　为了保证城乡分割体制的实施，在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以集体生产、集体生活的形式剥夺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自主权、财产和收益支配权；统购统销制度则剥夺了农民的生产成果支配权和流......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