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斯符号学

一：符号学的符号学发展的四个模式

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的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因此，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在六十年代，当结构主义符号学潮流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六十年代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建构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封闭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系统观。 这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模式。由此发现符号表意的理据性不同，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号向无限衍义开放。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 巴赫金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有人称之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成就长期湮没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的莫斯科—卡尔图学派，发扬光大之。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但是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浓厚。如何处置科学模式与人文思索之间的张力，至今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以上四个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也各有符号学进一步发展必须摆脱的弱点。符号学从先前模式中一次次脱茧而出，它的成熟是符号学界自我学习，自我改进的结果。当今符号学的出发点，应当是皮尔斯理论，而不是索绪尔理论，这点无可否认。

二：符号学的学科历史

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是索绪尔与皮尔斯，他们在20世纪初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基础系统，但是符号学本身一直处于学界边缘，要等到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的名义起飞，在那时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几乎是一物二名。70-80年代结构主义突破自身，成为后结构主义，其中符号学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后皮尔斯模式代替了索绪尔模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近年来皮尔斯的符号学代替了索绪尔的符号学，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皮尔斯注重符号的意义解释，他的符号学是重在认知和解释的符号学，他的名言是 “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 （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这本是符号学应有的形态 。

三：符号学的符号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符号学作为一种理论正式起飞。索绪尔符号学直接发展成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大潮。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人，把结构主义发展成为六十年代最显赫的学派；符号学开始卷入其他思潮：马克思主义（戈德曼、阿尔都塞）、心理分析（拉康、克里斯蒂娃）、现象学/解释学（梅洛-庞蒂、利科）等。这些人大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名叫“结构主义”的运动，但是他们却毫不讳言对符号学的热情。在稍晚时候，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开始在苏联形成；而艾柯、西比奥克等人开始发展皮尔斯这一支的符号学。第二阶段的特点是符号学成为人文社科规模宏大的方法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索绪尔模式一家独大。 《当代符号学译丛》译丛八本已经由四川教育出版全部出版《存在符号学》Existential Semiotics，by Eero Tarasti《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The Impact ob Philosophy by Semiotics, by John Deely《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by Robert Hodge & Gunter Kress《符号自我》Semiotic Self, by Norbert Wiley《香烟，高跟鞋，及其他有趣的东西：符号学导论》Of Cigarettes, High Heels, and Other Interesting Thing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by Marcel Danesi《酷：青春期符号与意义》Cool: The Signs and Meanings of Adolescence (Toronto Studies in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 by Marcel Danesi《音乐，意义，传媒》Music, Meaning & Media，edited by Pekkilla et al《传媒符号学》Media Semiotics: An Introduction, by Jonathan Bignell, 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张杰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赵毅衡一、Eero Tarasti: Sings of Music: A Guide to Musical Semiotic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2塔拉斯蒂，《音乐符号：音乐符号学导论》，共224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3万净字数。作者：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国际符号学会现任会长，著名音乐符号学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权威。这本书是他及1996年开创学科的《音乐符号学》之后另一本著作，比较普及化，尤其是对不太熟悉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读者来说，比较容易读懂。译者：陆正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艺术系副教授，“音乐符号学”课题负责人。二、Susan Petrelli and Augusto Ponzio，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佩特里利与彭其奥：《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敞开网络的解释路径》，共620页，正文556页，译成中文大致是30万净字数。作者：彭其奥与佩特里利都是意大利巴里大学教授，当代符号学“意大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国际著名的符号学家，“符号伦理学”的创始人。这本书是当代符号学的名著，检......余下全文>>

四：符号学的主要学派

FerdinanddeSaussure索绪尔是瑞士开创现代语言学先河的语言学家，他本身并没有作品传世，有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教学讲稿，由两位学生组合编辑而成。现代符号学（SemiologyorSemiotics）的词语语源也是索绪尔按希腊语的“符号“衍生出来的用语。索绪尔建立的符号学是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使用符号的法则进行研究的科学，有别于传统语言学（Philology）对语言的历史演变进行异时性（diachronic）研究，现代语言学集中处理在当下时空之中，语言内部的指涉法则，这种并时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绪尔开创先河的提法，往后影响了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美国衍生语言学家NoamChomsky等。由于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成两部分来处理，为研究文化符号或者意识型态的学者，提供了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学，80年代至90年代间，在欧美文化批评界符号学盛极一时。到目前为止，全球学院训练的文化批评者仍有不少使用符号学方法进行文化现象的结构分析。索绪尔符号学的特点是单一符号（sign）分成意符/能指（Signifier）和意指/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意符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分。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意符和意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武断性（arbitrariness），没有必然关联。例如英文中的"tree"的发声及串字组合，因约定俗成的习惯被指涉为"一种以木质枝杆为主体的叶本植物"的概念。 VladimirProppM.M.BakhtinRomanJacobsonN.S.TrubetzkoyRussianFormalism ClaudeLevi-StraussRolandBarthesGerardGenetteTzvetanTodorovJuliaKristeva C.S.PeirceThomasSebeok 像似符号指向对象靠的是“像似性”（inconicity）：“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东西，因为与之像似（resemblance）”任何感知都有作用于感官的形状，因此任何感知都可以找出与另一物的像似之处，也就谁说任何感知都是个潜在的像似符号。画一个上帝在门口，可以代指教堂；画五颗五角星代表五星级；在画的香烟头上打“×”，表示禁止吸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是约定俗成的，如“×”；有些是相似的，如星星、香烟头。倘若两者完全一样，那还是符号吗？固然不是。天上的星星绝对不是五角的，那烟头也不是照片。符号传递信息一看便知，绝不能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透。 指示性，是符号与对象因为某种关系——尤其是因果、邻接、部分与整体等关系——因而能互相提示，让接收者能想到其对象，指示符号的作用，就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到对象上。指示符号的最根本性质，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对象。如车转弯前的路标，风向旗表示风向，温度计的水银柱表示气温等等。有专家，譬如美国的皮尔斯把它称作索引式符号。所谓索引式符号就是通过相关联系推测符号的信息，勿须解释。欧洲人的剧院用假面具来代指就是鲜活的例子，这些必须是约定俗成的。 靠社会约定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这种符号被称为规约符号。规约符号，是与对象之间没有理据连接的符号，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武断”符号。譬如，交通运输上用红色和黄色喻指警示之意。数学当中的“+”“—”“=”等。又如通讯电码、斑马线之类，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运输领域。皮尔斯把它命名为象征符号，有些专家又称为指号符号。总而言......余下全文>>

五：符号学与现象学的关系怎样

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就是根据符号来研究、分析、处理问题的一种理论体系!!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什么是符号?一切的语言、文字以及音乐上的音符，舞蹈上的舞蹈姿势，等等都是符号，符号就是把存在归纳、整理、上升为语言、文字的一种结果!!哲学以研究存在为目的，哲学的研究要通过符号，要借助于符号，但是不能局限于符号!!!

符号就是一种已经存在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存在的一种东西;而现象学，是根据实际的现象、实际的情况、实际的存在状况去研究、分析、处理问题的一种理论!!所以，现象学比符号学要先进的多，要好的多!!!符号学经常和教条主义，和经院哲学联系在一起!!

它们的关系是，符号学的研究，也要借助于现象学;现象学的研究，在有的时候，也要借助符号学;它们有一些共同的部分，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它们5的出发点和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学研究的结果是对现实问题的处理，和产生实际的成果;而符号学研究的结果，只能是书本上的!!!符号学的一切都是在书本上的!!!

以上是根据这两个名词的现代概念来论述的。但是你提的问题，好像是问这两个名词的西方哲学流派，符号学是来自于二十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而现象学是指20世纪西方哲学中德国犹太人哲学家E.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 ，1859~1938)创立的哲学流派或重要学派。这个理论是说:“现象学不是一套内容固定的学说，而是一 种通过“直接的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它所说的现象既不是客观事物的表象，亦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或马赫主义的“感觉材料”，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

从这个定义上来说，现在研究现象学有什么意义?如果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流派来研究，那么这个现象学，也成为了“符号学”，成为了一个符号!!!

它们的关系是: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

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①。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②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仅是粗劣的尝试。

六：符号学是semiotics还是semiology？

“符号学”有两个可以替换使用的英文对译词：semiotics和semiology，代表了符号学在美国与欧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Semiotics，也译为符号论，是19世纪末，由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rles Sanders Pierce）从逻辑学角度提出的，后经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C. W. Morris）等进一步发展。在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人们出于对皮尔斯的尊敬，一般采用Semiotics。

符号学（Semiology）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中提出的，为巴特等欧陆理论家继承发展，代表了符号学发展的语言学一路。他们出于对索绪尔的尊敬一般使用该词。

七：什么是传播符号学？

传播符号学的定义取决于如何界定传播学与符号学的学科关系。有学者将传播学与符号学同一化，有的学者则认为两者是隶属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传播学研究与符号学从某些方面上说与符号学研究是同义语(Bouissac 1998:133)，传播学与符号学这两个学科名称术语有时甚至可以互换。法国学者皮埃尔•吉罗（Pierre Guiraud)也将两者作为同一对象处理。

符号学者与传播学者常常站在自己的立场将对方的研究领域视为隶属要素。即：符号学将传播视为符号的过程环节，而传播学则常常将符号视为传播的信息方式，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专章写“传播的符号”。他认为，“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独立于传播关系的参加者之间”。许多符号学家则认为，符号学大于并应包含传播学，如库尔泰(Joseph Courtes)认为，“符号学的目的在于发掘意义，这首先意味着它不能被压缩为对于传播(发送者到接受者的讯息传递过程)的描述：符号学包括传播学的同时还应该能阐述更一般的过程，即意指（signification)过程。”(Courtes 2001:3)

在传播学者的使用当中，“传播符号学”是指一种研究传统、派别和方法论。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认为符号学是传播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之一，与“过程学派”相对。符号学派着力点在于“意义的产生与交换”，他们声称自己研究了传播中更为重要的问题(Fiske 2008：6)。

从实际发展状况来看，传播学与符号学呈现出边界重合与学科互动的趋势，两者正显示出更紧密结合的迹象。（胡易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