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一：谁帮我说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的内涵和影响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

发愤著书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在“发愤著书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作用，主要是干预现实、批评现实，提出“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国，《说难》《孤愤》。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

另一方面“发愤著书”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二、发愤著书说理论的历史传承和影响

孔子的《论语•阳货》：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怨”是说人们可以借文艺来发泄胸中的牢骚,“发愤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且发愤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

在后代，韩愈在文上主张的“不平则鸣”就是“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延伸。韩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另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言易好”，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也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三、发愤著书的意义和局限

“发愤著书说”不仅成为历代进步文人奋笔和黑暗现实斗争的理论依据,而且还上升为衡量文学作品思想性的一个客观标准。

1，提高了“怨”的地位，同时也打破了儒家的中和观念。

2，扩大了批判现实的范围，比汉儒的“怨刺”说更为合理。

3，给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这一理论以主体性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如司马迁在总结“发愤著书”时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分离，所以论述缺乏全面性，但这是瑕不掩瑜的。

另解：

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极端逆境但是志向不被屈服，因为身处苦难却能更加的激扬奋发。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发奋，用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怒之情，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讲述古今往事，引人深发，启迪后人更加明智。这些都是陷害司马迁的统治者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巨大历史功效。

发愤著书就其思想而言，无疑继承了诗经诗言志这一特点。有这么一种说法：乱世出英雄。说往往在时事混乱的环境下，才可以逼出来一些改变时代命运的英雄。也就是说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应对能力，从而发挥出身体的潜能。比如说：拿破仑，朱元璋。相反，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闲适舒畅的生活，往往会摧毁人们的主动发掘自我潜能的欲望以及能力。

虽然关于是快乐出诗人还是，苦难出诗人。古今中外，说法不一。但是，依我的经验以及切身体验来看，真的是只有在苦难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才能写出来比较好的诗歌或者其他文学作品。作者处于困境之中，忧思郁积，无处发泄，唯有诉诸于文字，才能达成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平衡。自古而今，经历了诸多人生磨难和精神挫折才终成大作的作家举不胜举。反观当今，优秀的著作仍然属于常处忧思者专有。...余下全文>>

二：6、 在《史记》的《 》中，司马迁提出了他的“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一见于《报任少卿书》。两段文字大体相同：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世，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丹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少卿书》）

三：试比较韩愈“不平则鸣”说和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异同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论。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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