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兹曼娱乐至死

一：娱乐至死的内容简介

《娱乐至死》由尼尔·波兹曼所著，他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有2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 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这本书已经被翻译为8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大约卖出了20万册。2005年，时隔20年后，波兹曼的儿子安德森再版了这本书，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媒介生态学专著之一。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是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之一。他于2003年10月去世，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2008年5月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两部著作的中文译本：《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就西方传媒理论的引介而言，这是在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中译本出版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波兹曼继承了麦克卢汉的理论传统。1954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观点中获得极大的启迪，发展出自己的“媒介即隐喻”的论题，并且建树卓著。生前发表了20多部研究著作，使他享有世界性的学术声誉。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而20世纪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在这两部著作中，波兹曼分别揭示了这种文化变迁的不同侧面。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波兹曼的论述具有历史建构主义的倾向，在他的分析中，“童年”的概念来自与“成年”的文化分界，而这种区别并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发明”出来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彼此分享着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因此“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开始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 但是，“童年”本来只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我们又何必为它的消逝而担忧呢？或者说，童年的消逝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化危机的征兆？在我看来，波兹曼的真实论题可能被这个多少有些误导性的书名所掩盖了。他的确关怀属于童年的自然与纯真的人性价值，但就整个文化的走向而言，他深切的忧虑主要不在于“童年的消逝”，而是“成年的消逝”。印刷术在创生“童年”的同时也创生了所谓“新成人”（文字人）......余下全文>>

二：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书评（特点、内容、意义）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轼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冲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搞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综括全书，波兹曼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

一、电视介入政治使得原本严肃的竞选仿若综艺节目，民众热衷于政治家的花边八卦，对他们的着装外表评头论足，并让这些毫不相干的因素直接影响手中的投票器；

二、电视新闻报道的强势覆盖，大规模轰炸，使得原本多元情绪的新闻事件都变得淡化和娱乐化，主持人机械的“来看下一条”，就轻巧地将观众注意力转移，而包含在每条新闻中的应有情感正在丧失，无论观众还是传媒都在变得冷漠。

以上两者，是对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描述，也可看作是对今天中国的预测。

虽说波兹曼的这一判断语调平和，但却内含绝望之心———电视1900年诞生至今不过百年，但它已将政治、新闻、教育乃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喧哗缤纷的“杂耍”。在那张壮阔无比的“电视”屏幕上，无论多么残忍的谋杀，多么恐怖的地震，多么荒诞的政治丑闻，只要主持人温柔地说一声“接下来”，一切便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于是，如今我们每日沉浸其中的所谓“信息环境”事实上已成为“电视”的一面镜子，不仅失败的文化已成为一种文化，而且，新闻的价值也仅仅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或嘘声……更有甚者，非凡品德、完美的人格之类，也仅仅取决于“化妆术”的高下……

为此，波兹曼的忧心绝望之至，感人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余下全文>>

三：求娱乐至死 波兹曼著 txt（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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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娱乐至死” 真的是消极的观点吗？

“娱乐至死” 就是消极的观点，只是尼尔·波兹曼自己不愿意承认。在《娱乐至死》的开头，尼尔·波兹曼还专门强调：“我对那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他还补充说：“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但在书的后面他却一直在渲染“娱乐”的可怕。他说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但似乎真正有这种担心反倒像是他。在整部书里，他“反娱乐”或者说“反对过度娱乐”的态度是再明显不过的，在他看来，过度娱乐是危险的。尼尔·波兹曼虽然没有明说，但他根本就是觉得媒体应该是教化人的，人民群众应该是被教化的。人民肯定都是热爱三俗的，所以过度的自由会导致过度的娱乐，最终人类文明“娱乐至死”，所谓“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他如果生早点，八成会说世界需要一个哲人王来领导人民；如果生晚点，没准就出再本书叫《战网魔》。但这个星球上还有另外一种世界。那种世界从不缺乏“禁书的理由”，但并没有通向高雅化、严肃化、高智化，反倒成了大洋国的翻版。而尼尔·波兹曼完全从文化角度理解《美丽新世界》，也照成了误读。他声称赫胥黎所担心的“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和“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并不是世界国的公民自己自由选择的，而是因为世界国政府在每人还是婴儿的时候就不断地进行“睡眠教育”，通过洗脑向他们灌输了这些观念，并形成了近乎本能的条件反射。实际上，就连世界国的总统，也是“高雅”文化的爱好者，但是他认为世界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喜欢读这些禁书会不利于稳定，所以他依然赞同用“感官电影”这样的“庸俗文化”来“丰富”世界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我们热爱的东西”并没有毁了我们，真正毁了我们的是我们被强迫热爱我们未必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称：“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但实际上，奥威尔式和赫胥黎式都是同一种方法——当社会成为一个监狱，文化便成为了一场滑稽戏。人类文明不会娱乐至死，限制“娱乐”和规划“娱乐”才会致死，不自由才会致死。PS：之前写过一篇博客——《娱乐至死》：一九八四 VS 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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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理解中国式的娱乐至死

对于中国社会全面娱乐化的判断和批评，在最近几年很流行。这种判断和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的影响。

大家知道，英国有两位作家，一个是乔治•奥威尔，一个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他们分别写过两部预言性质的书，即《1984》和《美丽新世界》。前者描述的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景象，后者则预言了另一种可怕景象：娱乐至死。前者是我们所熟悉的、以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所谓“老大哥”）为典型的极权专制，而后者则是我们以前不熟悉的“娱乐专制”，据说可能会出现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尼尔•波兹曼对这两种情形做了这样的比较：“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在《1984》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

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娱乐至死》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正在成为现实威胁的不是奥威尔的预言，而是赫胥黎的预言。也就是说，波兹曼赞成的，是赫胥黎而不是奥威尔。

但必须指出的是，说中国处在赫胥黎描述的“美丽新世界”，说中国人由于娱乐太多而失去了自由，或者“毁于自己热爱的东西”，无异于痴人说梦，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经验不符。当然，中国目前的情况也不属于完全没有娱乐的极权主义，奥尔尔描述的那种情况，虽然我们的“文革”时期或许属于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警惕的是奥威尔、赫胥黎和波兹曼都没有想到的另一种可能：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极权专制和娱乐专制的结合，或者说“老大哥”和“美丽新世界”的结合。

七：“娱乐至死” 真的是消极的观点吗

《娱乐至死》由尼尔·波兹曼所著，他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

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折叠主要观点

有2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

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 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

折叠意义

这本书已经被翻译为8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大约卖出了20万册。2005年，时隔20年后，波兹曼的儿子安德森再版了这本书，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媒介生态学专著之一。

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是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之一。他于2003年10月去世，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今年5月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两部著作的中文译本：《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就西方传媒理论的引介而言，这是在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中译本出版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进展。

在很大程度上，波兹曼继承了麦克卢汉的理论传统。1954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观点中获得极大的启迪，发展出自己的“媒介即隐喻”的论题，并且建树卓著。生前发表了20多部研究著作，使他享有世界性的学术声誉。

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而20世纪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在这两部著作中，波兹曼分别揭示了这种文化变迁的不同侧面。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波兹曼的论述具有历史建构主义的倾向，在他的分析中，“童年”的概念来自与“成年”的文化分界，而这种区别并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发明”出来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彼此分享着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因此“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开始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 但是，“童年”本来只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我们又何必为它的消逝而担忧呢？或者说，童年的消逝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化危机的征兆？

在我看来，波兹曼的真......余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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