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的性格

一：董卓性格是什么

年轻的时候很豪爽大方，仗义疏财，勇猛无敌，所以受到羌人的敬佩。进洛阳以后，渐渐变得骄奢淫逸，进取心减退，不可一世。败退长安后，变得多疑胆小，懦弱无能。

二：董卓的性格

陈寿《三国志》对董卓的评价是：“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也就是说他残忍狠毒、暴虐不勘，古之少有。这和《三国演义》的评价基本相同。

董卓性虽残暴，但善待士族，颇有侠风。

三：董卓 的性格 多一些

胖子，贪婪，残暴不仁。不过，对他的评价也不一定都是坏的，因为对他的认识大都都是演义里的。事实董卓这个人其实应该也不错，聪明。他废帝迁都就说明他有一定智慧。他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他把政权都给王允打理，说明他也不是专政的人，而且他不是那种疑心病重的人，要不然也不会把政权都给王允打理。所以董卓除了残暴外，还对人信任，明辨忠良，他儿子吕布跟他抢女人他都能原谅说明他有容人之量。

四：董卓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人物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董卓是集恶人之大成者，其实抛开儒教的束缚，摆脱历史的偏见，我们会对董卓有全新的认识。 谈董卓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凉州。 汉朝的凉州地处西北边陲，土地贫瘠，并长期与游牧民族交战。凉州人以射猎为业，居无定所，过着刀口舐血的生活。凉州的地理环境加上东汉末年的动乱，孕育了一批军事人才，董卓就是其杰出代表。 董卓字仲颖，陇西郡临洮县人。董氏属当地豪族。《三国志》说，董卓臂力过人，身背两弓，骑马奔驰之际，能左右开弓。说明其力量之强和骑术射术之精。同书又说，董卓好游侠，在家乡有相当的知名度，并且在游牧民族中都颇有威名。郡太守和州刺史都欣赏他的武勇，都曾招他作官。董卓在担任地方武官时，在与盗贼和游牧民族的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其军事才华，并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董卓在担任凉州兵马掾时，既要指挥作战又要帮助长官进行战时的谋划，说明其并非有勇无谋。 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后汉书.董卓传》）。六郡指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此六郡都属于与游牧民族交界地区，此地人多骁勇。良家子指非巫医、商贾、百工。羽林郎是皇帝的卫士。这次经历是董卓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被选为羽林郎说明董卓的能力和名声被中央政府所重视。从此以后董卓逐渐担任东汉中央政府的高级武官，而非地方的基层武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掌握了一只属于自己的精锐的凉州兵。 董卓当上羽林郎后不久，在洛阳受到中郎将张奂得推荐，回到凉州，以军司马的职位随张奂参加了对羌族的战争。董卓与司马尹端并击羌军，大破之。击毙羌族首领，斩首万余级。战争结束后，董卓“拜郎中，赐缣九千匹”。董卓说，自己虽有指挥之功，但作战还是要依靠士卒，于是，董卓把这九千匹缣全部分给了吏卒。这段史实说明董卓不但善战，而且具备作统帅的风度。这也是董卓日后成为西凉军阀首领的重要原因。此后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其间，董卓曾讨黄巾失败，被免官。但董卓善于钻营，贿赂十常侍，当凉州战事再起，董卓又被起用。东汉政府为了巩固西北边防，需要董卓这样的人。董卓的存在确实巩固了凉州的防务，但由于董卓长期在凉州作战，其在凉州的实力和声望已超过了东汉政府，于是逐渐不受东汉政府节制。 董卓手握重兵，东汉政府当然对其不放心，先后两次要董卓到洛阳来任职，借以夺其兵权。董卓拥兵自重，挟羌胡以威胁东汉政府，拒不来京，更不交出军队。这种形势下，东汉政府想让皇甫嵩以武力解决掉董卓，董卓屯兵河东郡以观东汉政府的变化。东汉政府终于还是不敢发难，可见董卓当时的军势已颇为强盛。 189年，大将军何进为诛宦官召前将军董卓进京。为了正确评价董卓进京后的作为，先要了解东汉末年的形势。 东汉有一个特点，地方豪强的势力很大。因为辅佐刘秀夺得天下的大都是豪强，夺取天下后他们的势力到了巩固和加强。刘秀作为开国皇帝想丈量全国的土地，但因为地方豪族的反对而作罢，可见地方势力之强。到了东汉后期，中央政权衰落而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政府渐渐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权。东汉的官员从地方名士中选出，名士代表的是地方豪强势力，所以皇帝也基本上被官僚给架空了。皇帝为了维护中央政府压制官僚集团而起用宦官。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乱”表面上是名士与宦官的争斗。其实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豪强的争斗。 大将军何进作为外戚当然是属于皇帝一边的，他扮演的是皇帝与名士调解人的角色。他拉拢名士，诛杀宦官希望能维持东汉政府。他还希望能得到西凉军阀董卓和并州军阀丁原的支持，于是召其进京。董卓还未到洛阳时，洛阳已发生变乱，何进被宦官所杀，宦官被以袁绍为代表的名士所消灭。到此为止，皇帝在与名士的斗争中已经彻底......余下全文>>

五：三国演义董卓的性格

陈寿《三国志》对董卓的评价是:“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也就是说他残忍狠毒、暴虐不勘,古之少有。

六：张飞因何对董卓不满?体现了张飞什么性格?

历史上董卓根张飞似乎没什么交集。

演义里面是因为董卓看不起没有身份地位的兄弟三人。

原文节选：

三人救了董卓回寨。卓问三人现居何职，玄德曰：“白身。”卓甚轻之，不为礼。玄德出，张飞大怒曰：“我等亲赴血战，救了这厮，他却如此无礼。若不杀之，难消我气！”便要提刀入帐，来杀董卓。

（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勇猛、鲁莽、嫉恶如仇、心高气傲。

七：董卓和袁绍的性格特点和主要事迹

立足陇西董卓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强家庭。当时岷县属于边远地区，与西北羌人的居住地相邻。董卓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史书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董卓年轻时就曾经到羌人居住地游历，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富足的资产，多与羌族部落酋长交往。董卓不仅体魄健壮，力气过人，还通晓武艺，骑上骏马，能带着两鞋弓箭，左右驰射。他那野蛮凶狠的性格和粗壮强悍的体魄，使得当地人们都畏他三分。不仅乡里人不敢惹他，周边羌人也不敢有丝毫怠慢。羌族首领豪帅为了保全自己，极力迎合趋附董卓，并且与他结为友好，以求暂时相安无事。地方豪帅们经常带着大量的牲畜和财物前来拜望，与董卓称兄道弟。他十分熟悉那里的情况，见羌人如此敬畏自己，便寻思如何来利用和控制他们，在羌人中培植和收罗亲信，为自己以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于是，在野心趋使下，董卓丝毫不吝惜花费自己的家产，每当羌人豪帅来家作客，他便杀牛宰羊款待羌人豪帅，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和拥护。羌人一方面畏服董卓的凶悍，一方面感于董卓的“豪爽”，所以都归附他，愿意听候他调遣。一次，一个羌人豪帅见董卓家的牛羊宰得所剩无几，便从老远的地方赶来上千头牛，赠给董卓。由此 可见，董卓当时在羌人中的影响之大。除了结交羌人，董卓还注意保持自己在当地豪强中的地位和影响，凭着他非凡的才武，拉拢、兼并其他势力，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经常扮演游侠豪杰的角色，在当地享有“健侠”的美名。同时，董卓还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无赖之徒，他们为董卓的义气所感动，后来都一直死心塌地地跟随他。董卓势力的扩张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自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来，地方豪强地主势力就相当强大。东汉末期，由于中央政权衰弱，农民起义不断，地方豪强便趁机兼并土地，扩充势力。朝廷对豪强势力的膨胀虽然深感忧虑，但又无能为力。在众多矛盾冲突并发的灵帝时期，中央政府一方面想极力抑制地方豪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利用地方豪强来镇压农民起义和胡人的反抗，董卓便也毫不例外地成了官府利用和招抚的对象。当时董卓就出任州兵马掾一职，负责带兵巡守边塞，维护地方治安。这样一来，董卓通过控制更多的羌人，为他今后势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时之间，董卓成为闻名陇西的风云人物，不管是在官府，还是在民间，董卓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膨胀和地位的相继上升，董卓似乎已不满足于边远豪强的名分，认为自己需要更加广阔的政治空间。于是，他开始进一步蓄积力量，伺机发展。不久，东汉朝廷急于解决西羌问题。这对于董卓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契机。西羌问题一直是东汉政府最棘手的民族问题：自公元108年（永初二年）开始，羌人就不断发动反叛，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持续时间也很长久。汉桓帝年间，西羌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平息，反而声势更加浩大。羌人不堪忍受汉朝地方官吏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杀死汉人官吏，侵占州县。而面对羌人的反抗，内忧外患的东汉政府根本就束手无策，只得求救于地方豪强，想借他们的力量来缓解西羌危机。当时，深知董卓底细的陇西地方官吏便极力向朝廷推荐董卓，这无疑给董卓创造了一个发展势力、满足贪欲和野心的良机。公元167年（延熹十年、永康元年），董卓担任羽林郎，统管元郡（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羽林军。不久，他升为军司马，跟从中郎将张奂征讨并州反叛的羌人。征战中，董卓极力表现自己，充分发挥他勇猛强悍的优势，纵横冲杀，左右开弓，由于战绩突出，因功迁升为郎中，后来又因功升迁为广武（今山西省代县）令、郡守北部都尉（统治四川省汶川县西南大部分地......余下全文>>

八：董卓和袁绍的性格特点和主要事迹

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东汉末年少帝、献帝时权臣，凉州军阀。官至太师，封郿侯。原本屯兵凉州，于灵帝末年的十常侍之乱时受大将军何进之召率军进京，旋即掌控朝中大权。其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招致群雄联合讨伐，但联合军在董卓迁都长安不久后瓦解。后被其亲信吕布所杀，余部由李傕等人率领。

袁绍（？－202年），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袁老乡袁老村）人。出身名门望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自己也居三公之上，其家族也因此有“四世三公”之称。袁绍初为司隶校尉，于初平元年（190）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合军的盟主，与董卓交战；但不久联合军即瓦解。此后，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先后夺青、并二州，并于建安四年（199）击败了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势力达到顶点；但在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在平定冀州叛乱之后，于建安七年（202）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