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合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谈谈你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基本上可以确定,如果中国觉得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还没有超过美国之前,是不会和美国直接对抗的,特别是军事上,中国不怕别人,是在说不怕别人来打,不是不怕去打任何人。这点和小日本是不同的,因为中美之间历史上没有太多的仇恨,特别是两个国家隔得太远,不像日本和中国,不打不行。
一种情况除外,就是美国和其它国家(必须是强国,能和美国掰掰手腕的)打起来了,中国是处身事外的,能够从两国对抗中取得利益,很有可能会寻机参与其中,就像美国在一战和二战的表现一样,美国不是不想打,只是让狗咬狗,都咬得差不多了,自己才上。
二:中美关系发展史 从古至今!!!急
1900年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组成八国联军两千多人,开始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条约》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即三八线,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的提议,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随后朝鲜半岛也分裂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日停战.
1971年,中美双方通过“乒乓外交”,以“小球”带动“大球”,拉开了两国建交的序幕。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1978年,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决定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开始实质意义上的双边关系。
1986年11月,美国太平洋舰队访问中国青岛,中美双边关系由政治、经济领域向军事领域延伸。2005年八月,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双边关系向战略高度发展。
2009年美国信任总统奥巴马上任不久,新任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中国,以密切同中国的联系。此举本外界普遍认为是中美关系新发展阶段到来的前奏。
三:中美关系的中美外交史
20世纪之所以常常被称为“美国世纪”,自然和美国的“全球化进程”有密切关联。对美国而言,两次世界大战既是灾难,又是极难得的机遇——对任何其他国家,它们都只是灾难。因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它有两次机会按自己的意愿把这个世界塑造成它喜欢的样子。第一次它失败了。威尔逊提出号称“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计划”,倡议为永保和平而建立国联,结果先被欧洲权力政治大打折扣,后被自己的人民否决。首倡国联的美国反而没加入国联。美国人似乎还没做好“达则兼善天下”的准备,不肯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问题多操心。10年后,经济危机(1929年至1933年)更使其连“独善其身”也不可得。第二次它成功了。与上一次不同,美国人没有再规避责任,决心领导世界。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将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承担主要责任视为理所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关贸总协定、重建的欧洲和日本见证了一个美国经济资源和价值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数十年后苏联解体时。这么说也许没错: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想中,中国的位置一直在变化。中美关系对两国来说一开始并不那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断递增,越到后来越是重要。到二战时已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20世纪的中美关系总有个“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后半段是苏联,与中、美构成一种“三角关系”。一战结束之后,为了争取日本参加国联,美国在巴黎和会牺牲了中国;二战时中美却成了盟友,联手打败日本。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倒向苏联,受到美国遏制;20年后中美结盟,共同制衡苏联。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国直到1990年代才进入了真正的“双边关系”,2010年后的十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驻华使节是波动起伏的中美关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所谓“外交授权有限”,他们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执行者,有时却也能影响政策。他们一般要请示华盛顿对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个人观点如何坚决奉行白宫和国务院所定的对华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强烈的个性,对中国的真切接触和对美国长远利益的考量,有时使他们越出这界限。从他们的资历来说,要么是总统政治性任命的,要么是外交机构里的职业官员(少数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来之前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见,因为同总统有私密关系,有时可以越过国务院直接向总统陈情;后者常常是会说汉语的“中国通”,遇事更多向国务院请示汇报。我们选出了美国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故事:蒲安臣,先后任美国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权使节,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诸国。司徒雷登,传教士,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及《别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试图让新中国同美国合作。老布什,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大使,后来也成为对中国最友好的总统,在关键时刻维护了中美关系。洪博培,已经宣布参加2012年美国大选,他在中国任期虽短,经历的风雨和收获的赞誉却不少。骆家辉,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州长,刚刚卸任的商务部长,7月即将到任的驻华大使,他需要在华裔背景和美国利益之间做出微妙平衡。1919威尔逊牺牲中国绥靖日本在19世纪,美国的对华政策常常唯英国马首是瞻,之后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华外交也逐渐独立。1900年前后,欧洲列强各自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为保护在华利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列强的势力范围和既得权利为前提,要求他们向美国开放。对中国来说,这一政策的正面意义是提出了要“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此后三十多年,“门户开放”成为美国对华关系基本原则。列强之中,最有超越“门户开放”、独占中国冲动的是日本。“一战”爆发,日本利用与英国的结盟,把德......余下全文>>
四:中美关系的改善有何历史意义
1、结束了长期的对话,开始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
2、提高了两国的战略地位,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重大的意义。
3、有利于两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金融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
4、中国处于美苏之间的关键性制衡地位,使中国战略地位空前提高。
5、尼克松访华,促使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形成中国外交史上第三次建交高潮。
五:请简述中美关系发展史,截止中美建交
美国从殖民地开始,可以说出身低贱,与当时的大清也是同病相怜的,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追求低于殖民地的在华利益关系,二战时为共抗法西斯成同盟关系,二战后美成国际领导者且对方苏联,成意识形态盟友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成敌对关系,接下来,美国朝战越战失败,苏联强盛,拉拢对付不了的中国制衡苏联,成战略伙伴关系至建交。
六:近代中美关系发展历程演变及启示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
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复兴。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一直奉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改革开放即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愿意遵守个维护现今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者。而不是去打破或挑战当今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
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因为国家实力的问题,中国尚没有能力武力统一台湾,也承担不起战败的后果。美国由冷战时期的希望台湾成为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到现在希望台湾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美国之所以制止台湾独立,维护“不独”,“不武”的现状是因为台湾独立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愿为台独而冒美国可能衰落的风险。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但中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自威尔逊总统以来一直奉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威尔逊认为国际的和平只能寄希望于“集体安全”的体制。而只有民主国......余下全文>>
七: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展望
一、中美不是“战略伙伴关系”
布热津斯基说过,美中关系“具有催化作用”,如果这一关系发生变化,除美欧关系外,美俄、美日关系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发生变化,这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我国有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矛盾的尖锐程度超过其他几强与美国的战略矛盾”,这是从双方的冲突和矛盾角度看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布什多次强调,美中关系的发展“攸关美国人民的福祉”,这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两国关系的战略性。总之,中美关系对两国来说深具战略利害,这已成为中美乃至国际社会的共识。
而这种战略利害性从表面上看,似乎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双方要实现自己的国家战略大目标,离不开对方的配合和协调;另一方面,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又需时时防范对方的潜在破坏或挑战,或者更进一步说,一方国家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很可能是以牺牲另一方的国家根本利益为代价。比如,美国要实现“世界领导”梦,必将防止中国实力地位与其“平起平坐”,必将推行它那一套民主人权价值观,这就与中国追求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根本目标相悖。反之亦然。
这一悖论实际上涉及到贯穿近现代世界历史、从来没有很好解决的两个重大课题。一是守成的大国与崛起的大国如何共同相处;二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两个大国如何避免冲突。19世纪末美利坚帝国崛起过程中与大英帝国的矛盾冲突,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分别反映了这两种情形。在前一情形中,尽管美英制度相同,英国当时陷入外交孤立而无力西顾,但双方“关税战”、间谍案、小规模冲突仍时有发生,而美国内战在很大程度上则可说是美国代表的北方和英国支持的南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之战。“日不落帝国”的衰落和美利坚帝国的崛起,是在摩擦、矛盾和冲突中完成的。显然,双方没有找到繁荣与共、和平相处的有效途径。美苏之间更是在势不两立中以一方的“惨败”而结束近半个世纪的战略竞争状态。
二、“战略竞争对手”说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那么,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是不是布什等人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呢?
首先,对“战略竞争对手”这一概念本身不宜作简单否定或排斥。不仅因为这一概念被许多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所认同,而且在逻辑上也站得住:(1)如前所述,中美关系构成了“战略关系”;(2)从本质上说,国与国关系就是“竞争关系”;(3)“对手”不等于“敌手”。“竞争对手”本身是个中性词。正如一家美国媒体所称,大国竞争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和平调整分歧”布什也一再强调,此一定位只是表明对中国“不怀恶意,但也不抱幻想”。其次,当我们仔细审视近几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状况时,会发现,在涉及双边关系的几乎各个重要领域,两国战略竞争态势愈益明显,确乎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国际政治领域,中国主张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美国则希望建立“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搞所谓“霸权稳定”。
安全领域,第一,中国倡导“相对安全”或曰“共同安全”,美国则显然在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双方在NMD和TMD问题上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就是两国安全观的不同。第二,中国主张利用多边合作对话解决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美国则仍不肯放手双边军事同盟。美国人爱把北约说成是多边或集体安全机制,但在北约这一多边组织的形式之下,体现的还是地地道道的美欧双边军事同盟的实质,根本不是中国倡导的“集体安全”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外交领域,中国积极发展“睦邻外交”和“伙伴外交”,通过前者,中国与几乎所有周边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换来了相互信任和共谋发展的局面;通过后者,则与世界主要大国构筑了形式不一......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