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怎样理解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近年研究文章中，有部分论者从宏观上把握五四运动，从总体上探讨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也有论者将五四运动放到20世纪的大视野下面进行回顾与反思。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独立于第一次历史巨变与第二次历史巨变之中，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新旧民主革命)，而且在中国社会进程中也具有划时代性的标志。有研究者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 。这样的见解是站在20世纪末来打量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后提出的论断，认识有其独到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启蒙的结果是人的觉醒与人的思想的解放。石仲泉认为：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的开端，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讨论是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继续和发扬光大。 五四的思想解放的影响是深远的，有论者指出：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五四运动有一定的时限，而它所蕴涵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则融入到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之中。由是观之，文化--政治的历史互动关系。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化。
五四精神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五四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有研究者提出："爱国主义是其精神源泉，民主与科学是其中的核心，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解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quot;
对五四运动作总体性评价也是研究者谈论较多的话题。有论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三个层面：思想解放层面、文学革命层面、学术解放层面。 另有人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它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方向，但却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未能完成显得性的价值整合。" 也有论者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对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基本口号、思想主体等提出新见解。认为"打倒孔家店"并非是五四运动的口号，"激进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才是五四精神的主潮。"
具体研究的重大突破
具体问题的探讨涉及到五四运动的方方面面，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立体的考察。研究没有局限于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经过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也不止于原有的研究范围。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视野的伸展，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具体问题，研究者们挖掘了一些新材料，贡献了一些新观点，使五四运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首先，对五四时期各个社会界别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研究有新的突破。五四时期各社会界别都牵涉到运动之中，每个界别都作用其中。以往的研究对这方面已有涉及，但仍然忽略了对有些界别的研究。如对省议会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仅就政治运动方面而言，举凡运动中的学、工、商、农、军界，已均有论及，唯对运动中作为政府与民众之中的中介、并在运动中发挥特别作用的各省议会，尚未见有所论及。" 通过对五四时期省议会在当时的表现研究，论者提出了"省议会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的观点。这个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又如，对商人在五四运动中的......余下全文>>
二：戊戌变法是否属于亚洲觉醒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不仅表现在维新变法、议会民主、个性解放等新思想的迅速传播，而且反映在人们对变法失败原因的多方面的反思。反思历史才有可能创新历史。历史的当事人对其历史的反思则更值得关注。
一
对梁启超来讲，戊戌变法的失败真可谓是刻骨铭心，对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898年9月26日亡命日本起，他的许多论著都对变法进行了这样那样的评论，个别论点真是入木三分。到达日本不久，他就写了《戊戌政变记》，就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全面论述了这场变法的经过和成败得失，成为今天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第一参考书。但从总体上来讲，梁启超反思最多的是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他不同意当时国内外流行的一些观点，对变法的夭折有自己系统地看法。
梁启超在日本看到不少报刊在论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归之为康梁维新派“急激误大事”[1](P162)，于是他一方面向一些名人要员致信，驳斥这种观点，一方面著书刊文，陈述变法失败的要害不是他们太激进，而是变法不彻底。
梁启超将改革分为激进和温和两种，认定他们的所谓激进改革可以救中国，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温和改革不能有成效。他认为，李鸿章搞的练兵、开矿、设厂、修铁路、办学堂、派留学生，都没有抓住变法的根本，因而不可能国强民富，反而变出许多问题来。其称：
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之海军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路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所变者若此。然而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之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2]（专集之一，P83-84）
梁启超认为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抓住根本，全方位地变法，像李鸿章、张之洞那样修房补漏式的“温和”改革，只能越改越乱。他沉痛地指出：
（李张等人）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枝枝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盖国家之所赖乎成立者，其质其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有总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之，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如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呜呼可哉？[2]（专集之一，P83）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李鸿章晚年也承认他所办的洋务只是一座“纸糊的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打。问题的实质在于梁启超是以此来证明李鸿章这种“温和”的改革不可能使中国富强，反而越改越糟，而只有他们那种激进的变法才是最正确的。那么，梁启超何以会失败呢？
善于立论的梁启超的逻辑推理是：第一步，以李鸿章的温和改革失败为证据说明他们激进的改革本身没有错；第二步，再论证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将这种正确的激进的变法主张真正贯彻下去。具体是：
（一）布新而不除旧。无......余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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