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一：什么是社会学中“低水平均衡陷阱”？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R.Nelson）发表了以《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为题的论文，利用数学模型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珐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他从人口增长率对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很敏感这一论点出发，认为生活贫困，必然造成死亡率高，从而抑制了人口的增长；一旦人均收入的增长快于人口增长率，人们的生活将得到改善，其结果死亡率降低而出生率提高；那么人口自然增长率必然提高，造成人口加速发展。这样，快速上升的人口增长率，又将使人均收入水平回到原来的水平，从而出现了低水平均衡陷阱。那么，如何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跳出来呢？纳尔逊认为，要作一个“临界的最小努力”，即要通过大规模的投资，使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什么是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理论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R.Nelson）发表了以《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为题的论文，利用数学模型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三：高水平的产出和低水平的产出有何区别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R.Nelson)发表了以《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为题的论文，利用数学模型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四：论述西方经济学的贫困理论的概念?

研究、治理、开发和摆脱贫困，这也一直是人类共同的历史使命。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贫困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的主题。这正如西奥多·W·舒尔茨所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并衷心地希望经济学家们在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时不要忘记给贫困问题留点地位。但是，贫困作为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为人们所重视，且被纳入理论研究的领域，其历史并不长。贫困问题开始被社会重视，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课题之一，则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而真正对此进行广泛关注并进行理论探讨则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

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贫困理论

如果仅仅从贫困现象成为理论研究的内容来说，贫困理论起源更早，但在这种理论中，贫困并不是研究的主题本身。大约从16世纪开始，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改造人类社会，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理想社会的角度，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和祸害，贫困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违反理性原则的集中表现，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这是对贫困的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贫困被看作是制度的产物——贫困的根源是私有制；贫困是作为社会不公平的结果看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由此，认为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在于消灭私有制。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贫困的研究是从政治变革的立场出发的，除了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进行归纳和较为详细的描述外，对贫困问题本身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所涉及的贫困，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贫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研究，涉及到了大量的贫困问题，但这些问题发生的背景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是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最典型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频繁爆发和失业人员大量出现的特殊时期。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困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深刻的揭示当首推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最早从制度层次上揭示了贫困的根源。马克思的贫困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及其趋势的理论，具有阶级贫困的性质与制度分析的特点。马克思的贫困学说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生产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吸吮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这种私有资本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是马克思称之为“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结果。雇佣劳动制度怎样给雇佣劳动者阶级带来贫困化呢？马克思指出：“最勤劳的工人阶级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示出来”。而这个规律，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不断地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扩大资本主义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提高。随着资本集中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相对地增大，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从而雇佣工人也相对地减少，因而不断地产生出一个相对的超过资本增值所需要的过剩人口，从而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产生相对过剩人口。这个过剩人口不是同生活资料相比而成为绝对多余的人口，而是同资本积累相比变为过剩的。马克思写道：“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余下全文>>

五：经济学对你的影响

摘 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 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余下全文>>

六：经济学 案例分析 60分

1。职业道德是指人们在职业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即一般社会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职业品德、职业纪律、专业胜任能力及职业责任等的总称，属于自律范围，它通过公约、守则等对职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加以规范。职业道德既是本行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又是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具有社会道德的一般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身的特殊作用，具体表现在：调节职业交往中从业人员内部以及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间的关系。 有助于维护和提高本行业的信誉。 促进本行业的发展。 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任何社会的职业道德总要受到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一般社会道德的影响和制约，它们之间在一定意义上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道德，尤其是资产阶级直接操纵和参与的那些职业的道德，受资产阶级利己主义道德原则的影响和制约最直接、最严重，它们是资产阶级一般道德原则的体现和具体补充。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则受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指导，同时又是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在各行各业的具体体现和补充。

2。2010-08-01 03:41:17 [已注销] 对某一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如果选择医生，没有学历的应该不会要吧？学历只代表对这一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超过普通人，它其实很难反应一个人的能力的。如果有成绩单的话，那么可以说，成绩高的学生在这门知识上的学习、应用能力要相对要高（惯性思维就是，他的学习能力强，并且专业知识扎实）。所以学历和职称也反映了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

3。 逆向选择本意上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主要是指受众（如消费者、顾客等）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行为选择。在劳动力市场领域也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即资方）来说有企业逆向选择，是指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利用其在劳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而采取的一系列逃避责任、回避管制行为，并且这些行为与政府意志、劳工利益相违背。

作为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建设中的又一新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已于 2008年 1月 1日正式施行。《劳动合同法》从起草、颁布、实施再到实施之后的一系列过程，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其中最具争议最受关注的是《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新规定。《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者“连续两次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用人单位就应与之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针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许多企业包括一些知名企业在该法生效前夕采取了大规模裁员、重新订立劳动合同等行为，本质上就属于与大众意志，尤其是《劳动合同法》制定者所代表的官方意志相违背的逆向选择行为。

一、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下企业逆向鼎择的行为表现

1．裁员

在 2007年，《劳动合同法》即将正式实施之际，一连串的大型企业突击裁员事件被媒体曝光：深圳华为耗资 10亿元打扫门户；韩国 LG电子 7月裁掉 11%的中国员工；8月，中央电视台解聘了 1800名编外人员，占全台总人数20%；10月，沃尔玛在上海的全球采购中心裁员 110人。

福布斯杂志在《大裁员？在繁荣的中国？》指出，这轮裁员指向相同的人群，即临时工和长工龄的员工，而他们正是新法想要保护的人群。

2．提高新就业的门槛

自《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企业在新雇用员工时越来越谨慎，除了员工学历、素......余下全文>>

七：英语作业家庭陷入贫困哪些原因造成

一、定义：　　发展经济学中的贫困陷阱，就是指由于经济中存在恶性循环，而使发展中国家陷于贫困落后之中难以摆脱。贫困陷阱可分为两种：技术陷阱和人口陷阱。　　二、产生原因：　　20世纪50年代有三位经济学家揭示了“贫困陷阱”的产生根源：　　1、纳克斯于1953年提出“贫困恶性循环论”理论；　　2、纳尔逊于1956年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3、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循环累积因果论”理论。　　三、基本原理：　　“贫困陷阱”为什么能够相对地把人锁定在贫困中，其基本原理是这样的：　　1、因为你穷，你就享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引起人力资本的退化；　　2、因为你穷，你就缺少物质资本的投入，许多赚钱的机会因而与你无缘；　　3、因为你穷，就限制了你的活动范围和自由，因而使你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而日益边缘化；　　4、因为你穷，就可能影响你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从而一蹶不振而荒度人生。

八：什么是贫困陷阱

所谓“贫困陷阱”，通常地讲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或单元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一旦掉进这种“贫困陷阱”，要想从里边跳出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贫困陷阱”为什么能够相对地把人锁定在贫困中，其基本原理是这样

的：因为你穷，你就享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引起人力资本的退化；因为你穷，你就缺少物质资本的投入，许多赚钱的机会因而与你无缘；因为你穷，就限制了你的活动范围和自由，因而使你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而日益边缘化；因为你穷，就可能影响你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从而一蹶不振而荒度人生。

但是，“贫困陷阱”虽然很深，要想从里面爬出来很难，但它也绝不是一个“天坑”，也绝不是一个“黑洞”，不是所有的人掉进去就再也见不到天日了。那些个善者、勇者、智者、韧者，经过一番努力和拼搏，从而逃离苦海，重见光明者不计其数，对于这些成功者来说，改变自身命运的秘诀究竟是什么？这是许多人想要知道的答案。

需要肯定一点，世上绝没有什么救世主。你总企盼着有一只仙鹤把自己叼出“贫困陷阱”，然后放到桃花源里过神仙般的生活，这种梦想是绝对不会成真的。我的家乡有这样一户老雇农，解放十多年了还穷得叮当响，全家住在一个窝棚里。1962年，地区来了个大干部，他不能容忍让自己的“阶级兄弟”再过这样的穷日子，于是带领社员帮他盖了两间土坏草房。这草房一住就是40年，修了再修，补了再补，早已是漏雨透风的危房，现在已经传到孙子辈了。对于他家来说，要想过好日子，不知下一个关心他的“大干部”何时来临。这种“扶不起来的天子”，外力再大，恐怕也难去穷根，“贫雇农”的帽子算是戴定了。

要想跳出“贫困陷阱”，得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有言道：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人暂时穷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得没有志气，穷得低三下四，穷得萎靡不振。我在乡下，曾见过这样爷俩，老爹的媳妇死了，与已成年尚未娶妻的儿子相依为命，手里只要有两钱，赶快去小铺买二两酒喝了。如此下去，其光景可想而知。与此截然相反，有多少寒门学子，奋发苦读，终成大业；又有多少落魄之人，重整旗鼓，再展宏图。只要穷则思变的精神还在，以艰韧不拔的毅力顽强地探索摆脱贫穷的路径，迎来光明的前途就大有希望。

把有限的资源更多一些配置到智力开发上，这是摆脱贫困的一条基本经验。既然掉进了“贫困陷阱”，连饭都吃不饱，衣都穿不暖，哪还有钱搞什么智力投资。这种诘问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只要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就能得出一个新的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这样一个近乎于赤贫的家庭，父母共有七个子女，根本功不起孩子读书。老大老二靠勤工俭学读完了初中，后参加工作有了收入，从微薄的收入中又挤出少许工资资助弟妹先后读完高中和大学。就是采取这种大帮小，前帮后的滚动发展模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使这个大家庭的主要成员均由教授、检察官、律师、机关干部、公司经营者、富裕农户组成，从整体上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这个家庭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贫困之中坚户了教育优先的原则，改变和提升了家庭成员的智力结构，从而踏上了富裕的坦途。

要跳出“贫困陷阱”，还有一条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千方百计接近和融入主流社会，在跟随时代潮流中改变观念，提升能力，扩大活动范围，增强竞争力。如果你居住在一个山沟里，两耳不闻山外事，一心只种三亩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切都按照老祖宗的规矩办，那你只能是一辈子又一辈子地受穷。如果你知道山外的世界很精彩，而且不停地琢磨它，接近它，寻求......余下全文>>

九：为什么说治乱循环是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

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近几十年，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关于中世纪危机原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强调“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论”观点和强调瘟疫与气候灾变的“偶然”论观点之间。前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瘟疫只是过剩严重后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瘟疫是中世纪旧大陆人口数量增加和活动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产品之一”， “即使没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况仍会发生”。而后者则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与气候变迁一样，属于偶然性灾变，与欧洲社会上的人口“过剩”与否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后来的工业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煤和铁恰巧同时富集于英格兰一样。

西方争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争论号称是为了打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但显然这样的争论几乎就是西方史学界类似争论的中国版，只是有个时间差而已。这恰恰是再明显不过的国际学术研究中的......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