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

一：关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

从三次革命历史观的角度看待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革新的六个阶段，跨周期太长了。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看如此跨度的振幅是对该理论的片面的理解。

一国的发展革新总是伴随新技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也就是下一代新技术的出现会经历一个罗斯托的经济增长周期。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现在的工业4.0，这期间会有符合罗斯托理论的四个经济周期。

这样可以把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解读为下一个技术革新周期的质变阶段。毕竟高额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是伴随收入水平的，技术只是条件。每个经济周期都有。

另外，如果大跨度历史观的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可以理解为准备起飞、起飞，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理解为走向成熟，现阶段可以理解为高额大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而这个阶段伴随技术个性和经济发展，会持续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

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你是如何理解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美国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罗斯托在学术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提出经济成长阶段的理论。他试图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历史的进程，他用六个阶段的理论代替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他确信他的理论解释了西方各国已经历过的工业化过程，提示了一个国家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要遇到的一系列战略决择问题。

（一）传统社会阶段。此阶段没有现代科学技术；资源过多配置在农业，而非工业；在社会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家族和氏族；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实际收入仅够维持生存。牛顿学说以前属于这个阶段。

（二）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这是从传统社会阶段向起飞阶段转变的过渡阶段。此阶段，近代科学知识开始在工业生产和农业革命中发挥作用；金融业开始发展，并为新的投资提供资金；商业也随着交通运输业的改进而正在扩大。农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既要提供更多的粮食来养活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又要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销售市场。所以，农业产量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它决定着此过渡时期持续时间的长短。

（三）起飞阶段。此阶段阻碍经济增长的问题得到解决，增长成为各部门的正常现象。此阶段农业劳动力逐渐从农业中解脱出来，进入城市劳动，人均收入大大提高。罗斯托认为，一个区域一旦实现起飞，经济就可以“自动持续成长”了，因为较大的积累比例和较强的主导部门，会使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不会感到不足，所需要的原料生产与供给、交通运输、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起飞阶段大致为30年。

（四）向成熟推进阶段。这是起飞后经过较长期的经济持续发展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阶段。此阶段，经济中已经有效地吸收了当时技术的先进成果，并有能力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产品。新的主导部门逐步建立，代替旧的主导部门，国民收入中有10％～20％稳定地用于投资。一般来说，铁路建筑、钢铁工业以及大量使用钢铁的通用机械、采矿设备、化工设备、电力工业和造船工业等部门的发展，是一国经济“成熟”的标志。在向成熟阶段推进的过程中，成长所依靠的是对供给方面的投资，也就是靠对工业设备部门的投资，并由此带动了经济成长。

（五）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此阶段工业高度发达，经济的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的生产，社会对高额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普遍化。越来越多的资源用来生产耐用消费品；技术工人和城市人口的比重都比前阶段有一定提高；用来供社会福利和保障之用的一部分资源逐渐增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此阶段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关部门成为主导部门。这些部门的特点是提供劳务，而非生产物质产品。居民追求时尚与个性，消费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变性，人类社会将不再只以物质产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还包括以劳务形式、环境状况、自我实现的程度所反映的“生活质量”的高低程度。

罗斯托认为，六个阶段中，起飞阶段最重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突破。起飞阶段的开始通常源于一种特别锐利的刺激力量。刺激力量可能表现为政治革命的形式，也可能是技术革新所引起的，或表现为新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或表现为国际环境不利变化所提出的挑战。从非经济方面来讲，起飞阶段则表明要使经济现代化的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取得确定的胜利。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指出了“起飞”的条件最重要的有三个：1.资本积累率要占国民收入10％以上；2.建立起能够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3.通过变革，形成与起飞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

这第三项在中国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在腐败严重的地区，司法也被腐败污染了，如此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余下全文>>

三：83《经济增长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的作者是（）。 A、舒尔茨 B、罗斯托 C、阿马蒂

D刘易斯

四：中国处于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哪个阶段

从三次革命历史观的角度看待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革新的六个阶段，跨周期太长了。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看如此跨度的振幅是对该理论的片面的理解。　　一国的发展革新总是伴随新技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也就是下一代新技术的出现会经历一个罗斯托的经济增长周期。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现在的工业4.0，这期间会有符合罗斯托理论的四个经济周期。　　这样可以把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解读为下一个技术革新周期的质变阶段。毕竟高额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是伴随收入水平的，技术只是条件。每个经济周期都有。　　另外，如果大跨度历史观的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可以理解为准备起飞、起飞，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理解为走向成熟，现阶段可以理解为高额大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而这个阶段伴随技术个性和经济发展，会持续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

五：如何理解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

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

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路径和经济增长效率存在巨大差异，不仅并未出现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预期的收敛趋势，而且属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更是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势依然严重。转轨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持续高增长表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可能有着不同路径，一国成功改革模式直接应用于另一国家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随着20世纪后期实证方法的发展，经济增长根源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也一直是经济增长前沿文献关注的焦点。

自Ronald H. Coase(1937，1960，1988)的代表性成果发表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就没有停止过经济增长根源问题的争论，大量文献演绎经济增长内生化模型，并进行计量分析，指出经济体内众多要素与经济增长都有着正向的作用关系，罗列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宏观经济政策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决定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在Montesquieu(1748)和Smith(1776)之后，North(1981，1990，1994)和Delong & Shleifer(1993)通过理论演绎分析了制度对经济产出的作用，并通过实证分析了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对经济产出和个体最优化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制度理论还特别关注有效制度分析，Knack & Keefer(1995)和Mauro(1995)构建出有效制度的演进机制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制度有效论演绎表明，经济增长取决于有效制度 (产权保护和民主政体约束)，正是通过制度约束以及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效率。当前，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较大进展，已经摆脱单纯理论阐述为主的研究模式，转向研究框架体系化、研究方法模型化和研究结论可检验化的规范模式方向发展，但经济增长根源问题并未形成共识 (江曙霞等，2006)。

制度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和所有个体的经济行为，都可以放置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分析，微观经济个体行为、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受制于制度发展。在不同制度约束下，一国经济将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效率。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制度发展，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2004)。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更是体现为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经济正是在制度更替和作用效率改进过程中发展。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只不过是经济实现增长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或本身就是经济增长(Noah & Thomas，1973；North，1990)。

在长期经济增长内生决定机制的研究文献中，以Acemgolu等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决定论尤为突出。为回答1500—1800年间欧洲的兴起根源，Acemoglu et al.(2005)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比东欧、西欧和亚洲，大西洋贸易、地中海贸易和其他港口贸易后指出，欧洲兴起直接诱因是大西洋贸易，大西洋贸易为西欧兴起和制度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证，也导致了欧洲和亚洲国家间经济增长的两极分化。但欧洲贸易发展和经济繁荣根本原因并非来自于此，因为同样是受益于大西洋贸易且同属于西欧的国家间(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贸易国和以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增长却存在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受益国之间初始制度禀赋差异。非集权的初始制度安排，促进了欧洲大西洋贸易的发展，市场化竞争和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深化，进而更深入地促进贸易发展、民间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余下全文>>

六：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有哪些

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途径。不过，尽管早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如A.Smith、K.Marx、D.Ricardo等，均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但真正建立起经济增长理论现代形式的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Harrod与Domar。Harrod与Domar将Kenyes所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动态化，从而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造成生产逐年扩大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其二是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促成生产的整个模式完全改观。也就是说，资本在改良中逐步积累，生产力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发展。可见，马克思特别强调生产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则会导致由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由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生产劳动时间占全部劳动时间的比例是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也是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可见，亚当·斯密的思想中已经隐含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雏形。假定Q是上一年度的国民收入，a为上一年度国民收入中用于雇佣生产劳动者的比例，w表示生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则本年度生产劳动者的人数为aQ/w。再假定本年度每个生产劳动者的产出为p，则本年度的国民收入为p(aQ/w) 。所以，本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为(ap/w)-1。可见，雇佣的生产工人在全部劳动中的比例a越大，劳动生产率p越高，工资水平w越低，经济增长率越高。大卫·李嘉图（1817）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也涉及经济增长问题，他也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李嘉图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将大规模增加，从而导致对谷物的需求日益增加，最终使得耕地趋于贫瘠。假如没有生产技术进步抵消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则主要生活资料（谷物）的价值（进而价格）将趋于上升，货币工资随之增加，利润率相应下降，但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将日益提高。利润率的下降会打击资本积累的意愿，储蓄从而资本积累的降低会导致经济的衰退，最终整个国民经济会进入年复一年地以土地等自然资源为主要资本进行简单再生产的静止不增长状态。马歇尔（1890）认为，投资者对于当前消费的延迟以及企业家对于工商企业的组织管理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工资会随之提高，劳动者借以分享财富增长所带来的福利。熊彼特（1912）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是推动社会财富增加的基本因素。所谓创新就是新的生产技术、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材料以及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发现过程。而创新精神及其创新成果的枯竭就是经济增长的末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源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或称就业理论）本是一个短期静态的分析体系，他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处于萧条状态的经济体，因此他更为关心经济的稳定（即供求的平衡）而不是经济的增长，他企图解决的......余下全文>>

七：one important criticism of Rostow's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y 10分

对罗斯托时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批评

八：舒尔茨认为什么完全可以成为靓丽的经济增长点

舒尔茨经典的农经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根本，诺斯说产权和制度是决定因素，刘易斯结合二元理论走新古典道路证明了产业均衡的实现，罗斯托说在于资本积累实现起飞等；从经济增长理论来说，经济增长的源泉本来就是颇具争议的话题，从索洛到哈多到剑桥之争到新古典再到超越索洛，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你可以结合宏观经济和发展经济学看；不同国家的发展方式和路径不尽相同，研究起来角度也不一样，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普遍认为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包括人力）、制度变迁等起了重要作用，还有一些专家从中央意识、地方改革、社会结构、产权等方面考虑农业和农村的变化，都是有一定意义的和理论基础，至于非要刨根问底说真正源泉恐怕单从某一个角度都无法解释这样的发展过程，农业的发展和增长是一个长时期复杂的系统过程，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此专业的问题在这里一下搞明白是不可能的，可阅读和参考农业经济和发展经济相关文献。

九：经济增长的实质是什么

在谈论经济增长实质之前，我想先探讨一下体现经济增长实质的财富的实质。目前比较认同财富的涵义是指具有可交换性的对象。如马克思认为，财富的实质是价值，价值是量上一定的可交换性。财富的表现是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它包括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所谓"可交换性"即交换双方在品种上的相互短缺性。换言之，这种财富不仅具有以货币衡量的等同性-社会一般主观有用性，而且又在品种上为交换双方主体所短缺。当然，可交换性的隐含前提是可以被独占和让渡。由于任何社会一般主观有用性的形成和发展，都必然有人的体力和脑力付出，因此，这种财富必然都含有所谓的"人类抽象劳动"，不管这种财富的具体表现形态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这种财富观与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的国民经济帐户体系(SNA)的财富观是一致的，因为这个帐户体系的统计范围包括一切进人市场的有形和无形对象。

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可概括为两派:供给决定派和需求决定派。前者又可分为供给数量决定派和供给质量决定派。供给数量决定派的代表人物有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哈罗德、麦迪逊和斯科特等。他们主要强调资本和劳动投人的数量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增长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粗放型增长。供给质量决定派的代表人物有索罗、丹尼森、罗默、卢卡斯、罗斯托和舒尔茨等。他们主要强调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在他们看来，凡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也就是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技术、知识和制度等等。这种增长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集约型增长。至于需求决定派，其代表人物则有康瓦尔等。康瓦尔认为，需求决定产出，强调需求及需求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究竟我国目前处以那种增长方式了？

下面我们可以来看看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情况： 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简单的数量快速扩张的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1978-1995年，中国C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8％，在持续17年的时间里保持接近10％的经济增长，在世界各国中是罕见的。第二，通货膨胀率较高。第二，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较大1978-1995年期间，GDP增长率的落差最大达到10个百分点以上。第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与以上经济增长模式对照，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持征是：第一，经济增长速度降低。1996-200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8.26％。第二，通货膨胀率降低。]996-1999年，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年均上涨仅为0．26％。第三，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降低。GDP增长率的落差缩小到2．5个百分点。第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1996-1998年间能源加工转换效率平均为70％，比1984-1995年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2.6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特点变化的原因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特点的变化，主要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商品和服务总量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国内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状态基本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需求约束的增强和不同程度的生产能力过剩，被描述为初步的买方市场状态。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市场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商品和服务的供不应求状态，是形成简单的数量快速扩张测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冈；而其供大于求状态，则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特点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供给短缺条件下，由生产者决定商品的交换活动。因此、生产者可以将比较粗糙简单的加工产品卖比较高的价格，获得比较高的利润。这就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伴随物价较快......余下全文>>

十：罗伯特·默顿·索洛的主要贡献及著作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发展学派突出了提高储蓄率的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都反映了当代发展经济学的要旨。罗斯托和赖维斯把提高储蓄率当作经济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关键。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出现，破除了资本积累被夸大了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丹尼森研究美国的经济增长为代表的，其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近30年。该理论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经济（隐含规模收益不变）和外生技术进步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索洛模型认为，当外生的技术以固定比率增长时，经济将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增长，而当外生技术水平固定不变时，经济将趋于停滞，投资仅能补偿固定资产折旧和装备新工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丹尼森等人通过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证实和巩固了索洛的观点。正因为该模型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故被称为“技术决定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各国没有技术水平的差别。因此各国有很强的使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趋于一致的倾向。而事实正与之相反，这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地方。早期哈罗德—多马模型与新古典模型的共同点是，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因素——技术进步，是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在1957年索洛的著作中，技术进步被看成是增长模型中的主要决定因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增长理论，是以索洛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在索洛1956年提出的模型中，生产的投入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他的模型惟一的自变量是人均资本。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一方法检验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的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于是，索洛用外生的（即不是由经济过程本身决定的）技术进步对那部分不是来自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产出“余数”做了说明。由于索洛的这种做法不能令人满意，几十年来一直有经济学家试图把索洛余数内生化。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英国经济学家斯考特等人的研究使经济增长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索洛认为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因为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如此。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自认——并不全然是自我调侃——他们已经趋近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但在经济学里，没有这类理论。如果想建构这类理论，最后很可能会落到什么也不是的下场。但索洛认为这与他坚信经济学应力求“科学化”的想法完全不冲突。所谓科学化，指的只是应采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尊重事实。有一次索洛曾听到史翠登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循环周期、可分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奥肯法则的一些惯性现象。在索洛所做的经济成长研究中，和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多马理论中存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何才能调和两者的歧异？我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索洛个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通常的方法加以建构。索洛认为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下来的就属......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