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时期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那时候很辛苦的，有孩子多的家庭裤子都是轮流穿的。吃的就靠工分，干得多才得工分多。每逢节日才有肉吃`````
二：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生活状态
一、边区的穿衣 普通民众穿衣
由于受自然环境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影响，边区民众的传统衣料比较粗糙、简单。如庆阳民众穿衣以土布、皮毛为主，男女衣着“均不尚华）。不同性别、年龄、阶层的人穿着不同，男人穿满襟土布上衣，戴黑色圆顶瓜皮帽；女人穿自制土布浅色满襟宽袖上衣；乡绅、文人及富者着黑色绫绸或土布长袍，外套蓝色绫布或绸缎褂子，戴礼帽。在陕甘宁北部一些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地方，冬季以皮衣为主。在抗战前，即使这样比较粗糙的服饰也只是比较富有的人家才有，大多数贫苦人家常常是无衣可穿。在经过土地革命的地方，农民生活也十分困难，冬季没有御寒之衣。抗战前边区只有极少数富有人家服饰比较好，普通民众以土布为主，而广大贫困阶层还是衣不蔽体。
抗战前期，虽然边区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农民穿衣仍然存在着困难，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域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的必需品如布匹、棉花等都禁止运往边区”。布匹来源少，布价飞涨，购买布匹在贫苦农民家庭的支出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如对延安一乡20户新来移民难民调查，其买布开支占家庭总支出的66.8%。
抗战时期，边区乡村服装在式样上与传统服装没有多大差别。一位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的作家描写了老百姓在冬天的穿着：男人头上包了一块毛巾（我们平常用的洗脸巾），在前面扎起两个结（同四川同胞用布扎头是不同的），不是我说笑话，真的像生了两只角。他们身上穿着一件翻转绵羊皮，也不用布缝就是干干脆脆的一只皮，下身穿着棉裤，裤角管用带束住，腰里面束了一根带子。包括到延安参加会议的边区乡村干部“有穿着短衣裤，农民的老百姓服装，戴着毡帽，神气十分质朴.边区政府推广植棉和发展毛纺织运动，在产棉的地方民众服装以土布为主，而养羊多的地方民众服装以皮毛为主，当时边区农村的衣着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二）党政军学的穿衣
延安是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心，八路军制服成为延安城里党政军学“统一”的服装。“除了老百姓而外，八路军与边区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穿青布军装。”（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215页）。中共领袖也不例外，毛泽东经常“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俄〕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5~6页）。从海外来到延安的华侨也脱掉了洋装，换上了粗布衣服，“穿的是土布衣裳，冬天穿的毛衣、毛袜，是自己纺的或用手捻的毛线织成的”（郭戈奇：《在延安岁月》，《抗日华侨与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边区领导人和普通人员的衣着也有差别，主要表现在衣服质地和口袋数量的不同，“少数干部和教师也发延安产粗毛呢服，只是学员的上衣是三个口袋，干部教师的上衣是四个口袋”（常青山：《一九四五年的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72页）。在边区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的妇女也身着军装，“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77页）。在延安城里，革命男女都身着八路军制服，于是斯诺说：“在共产党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在延安城内如果是外来的知识女性，穿着其他颜色、样式的服装几乎成了奇装异服，会引起人们异样的目光
二、边区的吃饭
（一）老百姓的吃饭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陕甘宁边区粮食以小麦、谷......余下全文>>
三：中国在抗战时期的人民生活，越详细越好。快
我老家是东北的
那时的中国，人，
吃大米是犯罪的
有专门的经济 警察会抓人的
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生活在一个怎样的
如果让你现在跑到原始森林里面生活会是什么状态就可以想象了。文字表达出来的只能看得懂，只有亲身体会才能够了解。
五：抗日时候人们怎么生活的
跟平时一样生活啊
不过敌军来的时候
就会四处迁徙
六：抗战结束后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那时候很辛苦的，有孩子多的家庭裤子都是轮流穿的。吃的就靠工分，干得多才得工分多。每逢节日才有肉吃`````
七：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老百姓生活情况
1943年华北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特别是在敌占区尤为严重.日伪曾以天旱、农业歉收为由,掩盖其疯狂的掠夺政策.事实上饥荒正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整个敌占区惨遭战祸,广大田园尽成战场,农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破坏殆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以华北为其兵站基地,对华北的掠夺愈加野蛮,对占领区人民的奴役和统治愈加残酷.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夏明方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
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的农村,灾荒较之与战争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更大的影
响力.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间地质活动平静,气候状况亦大范围
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
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
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
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
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
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
关键词 自然变迁 天灾人祸 农村人口迁移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抗战期间的人口迁移时,更多的是将视
野集中于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城镇人口的迁移上,而相对忽视了
自然灾害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农村人口迁移.然而,由于后者——即
以灾害为动力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事实上所具有的规
模和影响,对它的任何轻描淡写的研究,大概都不足以使我们完整
地把握战时人口迁移的流向和特点,进而从另外一个侧面更深刻
地揭示出这场侵略战争本身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及其给中国
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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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城乡人口西迁谈起
毫无疑问,抗战期间最大的人口迁移潮,是华北,华中,华东等
内地广大城乡的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之下或者出于抗
战需要而向西南西北的迁移.但是移往大后方的人数一开始就被
作了无限的夸大.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声称"曾有八千万人西
移".①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则大多同意张嘉首先提出来
的5000万人的说法.②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美国派往中国的军
事观察家格兰姆 贝克就提出疑问,并作出"至多不过两千万人"
的估计.③陈达教授则估计为1350万,其中由沦陷区24个重要城
市撤退到后方的约有350万,另有大约1000万人会由其故乡迁
出.④陈彩章根据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于1938—1942年间运送后
方的难民数及大后方各省市县收容救济难民人数,估计在"千万人
左右".⑤这一说法被不少研究者采用.值得注意是王洪峻,李世平
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解放前后有关大后方的人口统计和战时移
民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客观事实进行推理,对千万人
之说也表示质疑,并作出各自的估计,一说不超过560万,一说入
川移民约200万人,而且主要是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及工商业
企业,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还有一部分遭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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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陈彩章著:《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重庆版,第112页.
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格兰姆 贝克:前引书,第229页.
张嘉著:《旋风式的通货膨胀》,《工商经......余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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