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一：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最早见于什么书籍

关于最早出处，顾颉刚先生《三皇考》有详细考证（此小书收在《古史辨自序》中）。

关于五帝的考证，可以参考《古史辨自序》中《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和《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小书。

好吧好吧，其实以上内容就是整套《古史辨自序》……

二：历史上的夏王朝真的存在吗

目前，夏王朝的存在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但每当我们谈到这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的时候，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有人说，夏王朝其实是不存在的”，你要是问出处何在，有何证据，则语焉不详。

实际上，在古代，并未有人对夏王朝的存在产生怀疑，直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史学界萌生了“疑古思潮”，许多大学者们才开始质疑这段历史。

夏曾佑在1903到1905年编写了《中国古代史》，在这本书中，夏先生认为由开辟到周初，为传疑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并没有可信的材料存在，有关这一时期的事，都是在后世的经书和诸子的著作中见到的，并不是当时的材料，往往寓言、实事分不清，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定于1918年，出版于1919年，他在导言中说“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胡适认为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只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不是真的，很难确定，没有信史价值。其后，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又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顾颉刚不仅洋洋洒洒地写了《古史辨自序》，提出了“古史的层累说”，同时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对夏代的始祖大禹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从典籍上看，顾颉刚说，“《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麽关系。”而就大禹从何而来，顾颉刚说：“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厹，象形。’厹，《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其实，大禹这段，本是顾颉刚“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但这一段考证，激起了学术界的讨论——疑古的钱玄同在《答顾颉刚书》中赞成顾颉刚“层累的古史观”，却就顾氏引《说文》提出了疑义；柳诒徴也抓住这一点，撰写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进行批驳；鲁迅则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借小说以禹、鲧来揶揄顾颉刚。

到了二十年后，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七册中，重新否定了大禹是虫的说法，但毫无疑问，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对夏代是否存在提出的质疑，在当时的影响甚大。

陈梦家在1936年发表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中提出“夏世即商世”。他认为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第一，夏商地理文化相同，只有周起源于西方；第二，在王位继承上，夏商都是兄终弟及制，周人则是嫡长子继承制；第三，夏的大禹，商的祖先契都是治水的功臣；第四，先妣都为神媒；第五，禹为商人之祖，禹生的契；第六，夏商帝王名多有重复，夏商都是十四世，夏商帝王名相重复的就有七个。因而陈梦家认为夏之十四世即商之十四世。

顾颉刚、童书业在1936年发表《夏史三论》，对有关夏的传世文献进行了彻底的辨析，现举几点：第一，夏被提出来，在殷周之际，商人没说过，周人常言，但史书中提到的夏桀几乎就是商纣的翻版；第二，最初文献记载中，大禹是地神，和夏朝没有任何关系，直到战国时期......余下全文>>

三：专业的英语翻译者请进，帮忙翻译几个杂志、文章名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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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ft weekly

Discussion with Qianxuantong on ancient historical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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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是留学生，大学一年级的 我有点困难了 明天下午的古代史要讨论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顾颉刚 】呢。看都不

我也不怎么懂，但是希望下面找到的文字对你能有帮助吧~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抚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顾颉刚先生从1920年开始与胡适、钱玄同通信讨论古史问题，1923年正式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1926年将讨论文章结集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了古史辨派的诞生。

顾颉刚先生虽然表示要在考古学方面“好好读几部书”，但是考古学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并不仅是读书，而是暗示了一系列古代制度、古代现象的真实可信，如屈万里先生所说的：“甲骨文字虽然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而用它来证史则始于王国维。

五：历史学中啥叫二重证据法?详细介绍哦

即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

六：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是谁?

顾颉刚

(1893～1980)

[]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无悔、天游、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劳育、康尔典、周、武兴国等。江苏苏州人。1893年5月8日（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国哲学门，1920年毕业留校，以助教名义任图书馆编目。1922年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王钟麒（伯祥）合编《新学制本国史教科书》，与叶圣陶合编《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4年回北京大学，任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先后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以后，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传”、“纪”不可信的思想来自崔述，“经”不可尽信的思想来自姚际恒，治学要融会贯通的思想来自郑樵。他用历史进化论的寻求事物演变线索的治学方法学自胡适，对今、古文家的看法则受之于钱玄同。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给他深刻的影响，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坏伪古史。1909年，他有志于考辨伪古史，从事资料搜集、积累。1914年始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生不辍，计约二百册，四百余万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册，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计划推翻伪古史。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史学界的激烈争论。以后，将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辩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八册。

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上所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①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②打破地域向来一同的观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④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把崔述的“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之说发展为系统的理论认识，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国辨伪史上划时代的发展。

他对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许多种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后,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大国攻灭小国,把无数种族并到一起,到了战国中期才出现唐虞、夏、商、周同出于黄帝的说法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禹贡》的九州 《尧典》的流放四罪之处、《史记》的黄帝所到的四方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个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 他以为研究古代地理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作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为了促使史地学者钻研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于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在他领导下，学术研究成绩卓著，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称之为《禹贡》派。

他把考定古书著作的时代作为研究古代神话、传说以及民族和地理等演变过程的重要前提为此,他对《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老子》《庄子》、《墨经》、《山海经》、《穆天子传》、《战国策》等书的著作时代，作了不同深度的考订。他在观看各种戏剧和搜集整理歌谣时，注意到小......余下全文>>

七：中国最古老,辈分最高的神是谁

中国有几大神话体系，互不统属。分别是佛教神话体系，道教神话体系，中国上古（原始宗教）神话体系。而中国上古（原始宗教）神话体系又分为四大系统，即由西方昆仑神话、东方蓬莱神话、南方楚神话及中原神话。 西方昆仑神话体系以西王母为尊，东方蓬莱神话以东王公为尊，南方楚神话神话以盘古氏为尊（千百年来，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繁衍人类的神话一直在中华各民族中流传．但盘古神话究竟起源于何地，由哪一个民族所创作，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近来，壮学专家在来宾市开展民族文化考察时，发现当地壮族民间保留有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积淀深厚的活态性盘古文化，证明来宾一带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实证了我国神话研究先驱茅盾、袁珂等先生早年关于“盘古神话流行在南方”的推论），中原神话体系以三皇五帝为尊。佛教神话最高神只为如来佛祖，道教神话最高神只为玉皇大帝，这在中国古代都为官方所认可。后世小说家之言，变怪杂糅，尽出己意，《西游记》崇佛抑道，《封神演义》崇道抑佛，此皆不足为信。

八：上古神话为什么被历史化

神话的“历史化”，是指对神话采取一种基于历史意识的理解。即，对原本产生于原始思维的神话作出理性的、历史的解释。以下摘自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第六章历史化的道路：

一、历史化的解释 神话的“历史化”，是指对神话采取一种基于历史意识的理解。即，对原本产生于原始思维的神话作出理性的、历史的解释。而对原始神话作出的理性理解，显而易见最容易演成历史化的倾向：一切神话经过透视或还原，无非是一些变相的“人话”，关于人的生活的系列描写。像古代的神话、史诗或后代的小说、戏剧这样虚构的系列描写，都与依据大体真实的史实撰述的历史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反之，在许多名为“历史”的著述中，也不乏神话式的戏剧因素或小说笔法。神话所描写的神的生活，也可以理解为人间生活的折射，因此神话里人的因素和理性因素持续增长的结果，就是神话叙事向历史叙事的演变。 不同民族的神话，通过各自不同的道路，形成本民族神话的历史化形式，从而体现各自的民族精神。因此在不同民族的神话中，可以发现不同的历史化的道路，作为不同民族精神各自运动的结果。 在本书的论题中，历史化的道路与体系神话的形态互为表里：并可以归结为希腊、中国、希伯莱等不同道路。在各个民族的精神历程中，发生不同作用的神话历史化现象，以其自身的形态，揭示出具有代表性的三条途径，作为哲学的、政治的、宗教的典范，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精神现象的纵深。

二、希腊式的历史化 对神话作出历史化的解释，这是希腊式的。西方学者通常把对神话的历史化解释叫做“爱凡麦主义”（euhemerism）或“爱凡麦化”（Euhemerize）。前面提过的爱凡麦（Euhemerus，又译“欧赫梅鲁斯”）是前316年前后的一位希腊学者，他在《神圣的历史》（Sacred History，Hiera Anagraphê）一书中宣称，神话中的主角，原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或征服者，因为影响巨大，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崇拜，慢慢被神化。他认为“神话所记述的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人和事”，还对诸神和英雄作了索隐式的考证。例如，宙斯是希腊文明以前克里特岛上的一个国王，宙斯与提坦诸神之战则被考证为这位国王所平息的一次宫廷政变。又如造人送火的普罗米修斯是远古一位善塑泥人的巧匠，而背负大地的阿特拉斯则被考证为一位天文学家……。这种神话研究的“人物考证法”，虽然已被现代神话学否定了，但爱凡麦的理论，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希罗多德不自觉地运用了。在《历史》中，希罗多德把许多神话当作信史记载下来。 我们认为，这种希腊式的历史化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在于希腊哲学强烈的求知倾向。当富于理性的人们用自己的批判眼光和逻辑头脑，面对他们过着原始生活、吃着野蛮之果的先人所创造的神话，自然发生疑问，觉得这些离奇的设想经不起推敲，力图给予合理化的、历史化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知识阶层的启蒙意识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希腊、北欧，史诗（包括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作者、弦歌诗人、戏剧作家的理性思维，首先注入神话传说，赋予深刻的人生哲理韵味。后来，理性思维的进一步发展，致使对神话本身发生怀疑，使得人们对古代神话作出了历史化的解释。古典时期的希腊无神论思想家，固然对神话持有不信任的批判态度，即便是有神论思想家，也是如此。柏拉图曾经直截了当地宣称，希腊神话把诸神描写得如此不道德，过于世俗化了，应该“重新叙写”。 在希腊，神话历史化倾向的持续增强，导致人的、历史的启蒙意识持续觉醒。随着理性的持续发展，神控论转向“人类创造历史”，结果，历史记载代替神话传说，成为叙事的主流。这种意识变化，促使人们的思想力、注意力、想象力，更加趋于人事的、历史的、社会......余下全文>>

九：为什么中国有56个民族 40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各民族的族称是什么，对于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历朝历代都始终没有搞听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制定和实施民族政功各民族实现平等权利，组织力量对民族成分疾称进行辨别。这项工作，就是民族识别。经过努力，科学地理清了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构成，确认了56个民族成分。民族识别的顺利进行，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依据，打下了基础。

一、民族识别前的基本情况

1953年，新中国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各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最多的是云南，有260多种；其次是贵州，有80多种。

当时之所以出现这种族别众多的复杂情况，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民族迁徙与融合，各民族之间既相对聚居又交错杂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民族名称和民族成分纷繁多样。二是由于在各民族之间和同一民族的内部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同的发展状况又往往和民族的不同自称和他称交织在一起，使民族族称情况显得更为复杂。三是由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歧视压迫制度，使许多少数民族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民族成分。国民党政府把少数民族看做是“国族”的宗支，不承认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和应有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原来不敢公开自己民族成分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向当地政府上报自己的民族族称，要求承认为新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这400多个名称中，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自称或他称，有的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分支的名称，有的是以居住地区的地名为族称，有的是不同的汉语译音，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一甄别。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识别就被首先提上了民族工作的日程。主要任务有三：一是通过识别，认定某一民族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二是识别该族体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某一少数民族的一部分；三是确定这一族体的民族成分与族称。

二、民族识别的主要原则

民族识别，是一个涉及民族平等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的民族识别，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逐一进行的。

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民族定义。他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二卷，294页，人民出版社，1953。）斯大林同时还提出了两个附加条件：第一，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在资本主义以前是不可能有民族的；第二，民族的四个要素“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苏联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将其境内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弱小的人们共同体称为“部族”，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共同体称为“民族”。

我国的民族识别，既坚持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理论指导，又没有生搬硬套这个定义，而是从我国民族的实际出发。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发展很不平衡。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基本上都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其中大多数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有的还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或农奴制，有的甚至还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浓厚残余。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族才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果照搬斯大林的定义，将一部分族体称为民族，而将另一部分族体称为部族，这不仅不符合我国民族的客观实际，而且在政治上有悖民族平等的原则，不利于民族团结。

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时，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民族识别的总原则。他......余下全文>>

十：中国56个民族的起源

传统的汉文文献，是宗信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原地区，其中有一部分被流夜于边疆，才有了严“四裔”各族。司马迁综春秋、战国各说，在《五帝本纪》中这样叙述：由于共工、兜、三苗、鲧有罪，“於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不仅影响及于《史》、《汉》而下，一直到近代也还有一些专家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到边疆，才有了边疆的民族与文明。

然而这种一元中心起源的正统史观，到20世纪初叶受到了挑战。首先是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同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启发，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要以研究社会和国民人群进化并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来代替以帝王为中心的旧史学。他在1906年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以“中华民族”称呼汉族，而以“中国民族”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他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而“苗蛮”、“百越”，“百濮”等其他“中国民族”，“要之自有史以来即居中国者也”。以后他在1922年又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对汉族、蒙古族、突厥等族进行了初步的叙述。今天我们看梁的研究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而且难免受到大汉族主义正统观的影响，但20世纪初敢于否定汉族的单一来源并断言它是“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是对中华民族一元中心起源正统观的大胆挑战。

另一派即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顾于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 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1923年又发表《答刘(藜)、胡(堇人)两先生书》，进一步阐明这种上古史观，“1.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了地域向来统一的观念”，“3.了古史文化的观念”，“4.了古代黄金世界的观念”，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上古史及先秦文献的可靠性的大论战。这是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20～40年代的一个起了广泛作用的学术讨论。在学术上，顾受着清代崔述、姚际恒等辨伪学说的直接影响，在思想与治学方法方面，主要受着梁启超、钱玄同、胡适、王国维等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鼓舞。他说，“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蔡元培)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此后，他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还指出：“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基本观念。”

当然，“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古史辨派的疑古及对先秦古籍的全面批判以至否定，有些结论和方法都有矫枉过正之弊，但它对打破中华民族一元中心起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与古史辨派对上古历史及有关文献的态度大异其趣，然而同样不相信中华民族只有一源的是1927年蒙文通所撰《古史甄微》，认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样，其经济文化各具特征。蒙的这种“三系学说”，与1943年出版的徐旭生撰《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可为呼应，徐概括中国古代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三大集团互相斗争，后来又和平共处，终于完全同化，才渐渐形成了尔后的汉族。他说，“我们战国及秦汉时代的人民常自称为华夏是错误的，他们实是华夏、东夷、苗蛮三族的混合。我们常常自称为‘炎黄裔胄’，其实这个词不能代表我们。必须说是羲、、炎、黄裔胄，才可以代表我们全体老汉族(今日的汉族混杂了很多族是很清楚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叙言)。此书一出版受到了很大的重视，由于他......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