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求翻译~
不信仁贤,则国空虚。 就是国家政府要尊重贤才。要怎么用人。
二:李尚贤,男孩,这名字好听吗?名字出处墨子的《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我觉得很好听也很有深意啊,愿男孩子长大后成一个像墨子一样文采斐然的大家哦∩ω∩
三:《墨子.尚贤上》翻译
墨子说:现在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强,人民众多,刑政治
理,然而结果却国家不得富强而得贫困,人口不得众多而得减少,刑政不得治理而得混乱,完全失去所希望的,而得到所厌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墨子说: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不能做到尊贤使能。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贤良之士多,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大;如果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小。所以王公大人的急务,将是如何使贤人增多。
那么,使贤人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呢?墨子说:譬如要使一个国家的善于射御之人增多,就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之后国家善于射御的人就可以增多了。何况还有贤良之士,德行醇厚,言谈辩给,道术宏博的人呢!他们确实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良佐呀!也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之后国家的良士也就可以增多了。所以古时圣王为政,说道:“不义的人不使富裕,不义的人不使显贵,不义的人不使相亲,不义的人不使接近。”所以国中富贵的人听到了,都退下来商议说:“当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贫贱,那我不可不为义。”有亲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有亲,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疏远,那我不可不为义。”相近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相近,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人,那我不可不为义。”远处的人听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以为与上面太疏远而无所倚仗,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那我不可不为义。”一直到边鄙郊外的臣僚,宫庭宿卫人员。国都的民众,四野的农民听到,都争先为义,这是什么原故呢?这是因为君上用来支使臣下的是一件事,臣下用来侍奉君上的也是同一条道。这好比富人有高墙深宫,墙已经立好了,仅只在上面开一个门,有强盗进来了,关掉他进入的那张门来捉拿,强盗就无从出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在上面的得其要领。
所以古时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即使是从事农业或手工、经商的人,有能力的就选拔他,给他高爵,给他厚禄,给他任务,给他权力。即是说,如果爵位不高,民众对他就不会敬重;俸禄不厚,民众对他就不信任;如果权力不大,民众对他就不畏惧。拿这三种东西给贤人,并不是对贤人予以赏赐,而是要把事情办成。所以在这时,根据德行任官,根据官职授权,根据功劳定赏。衡量各人功劳而分予禄位,所以做官的不会永远富贵,而民众不会永远贫贱。有能力的就举用他,没有能力的就罢黜他。举公义,避私怨,说的即这个意思。
所以古时尧把舜从服泽之阳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大治;禹把益从阴方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统一;汤把伊尹从庖厨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计谋得行;文王把闳夭、泰颠从狩猎者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西土大服。在这些时候,即使处在厚禄尊位的大臣,没有不敬惧而不邪的,即使处在农业与手工、经商地位的,没有不争相勉励而崇尚道德的。所以贤士是用来作为辅佐和接替的人选的。因此,得到了士,计谋就不会困乏,身体也不会劳苦,名立而功成,美的更加彰著,恶的不会产生。这都是因为得到贤士。所以墨子说道:“得意之时不可不举用贤士,不得意之时也不可不举用贤士。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的大道,就不可不尚贤。尚贤是政治的根本所在。”
四: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际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
《墨子??尚贤上》中记载: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户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其意思是:墨子说:当今掌握国家政权的王公大人都希望国家富强、人口兴旺、刑法治国。但是,国家不但不富,反而贫穷;人口不但不兴旺,反而寡弱;国家政治不但无序,反而混乱。这就是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所希望的,反而自取恶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原因就在于掌握国家政权的王公大人不能够崇尚和使用有贤能的人治理国家。所以说:治理国家的贤能良好人士众多,国家就会被治理得富强有序;治理国家的贤能良好人士寡少,国家就会被治理得贫穷混乱。所以,王公大人的当务之急,也就在于崇尚和使用有贤能良好的人治理国家。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其意思是:所以,只要得到贤能良好的人,策划就不会被困惑,身体就不会劳累,就会功成名就、彪炳青史,而丑恶也不会在社会中产生和存在。这都是因为崇尚和使用有贤能良好的人治理国家的结果。因此,墨子说:“得志的国君不可不崇尚和使用有贤能良好的人,不得志的国君更不可不崇尚和使用有贤能良好的人。国君要遵循尧、舜、禹、汤的治国之道,那就不可不崇尚和使用有贤能良好的人治理国家。所以说:崇尚和使用有贤能良好的人治理国家是国家政治的根本。”
五:“古之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出自哪里
《墨子》应该是: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
古代圣王为政,给有德的人安排职位并尊重现贤能的人
六:党的立国之本是什么?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和国家的立国之本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1-05-28 发表评论>>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一位是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写了20多年社评的政论家,两人坦诚地交谈,话题广泛而不乏尖锐。邓小平问: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有多少种?查良镛列举了多种,但仍难以说全。邓小平说:总有100多种吧。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
这是我们看到的邓小平关于根据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较早论述。实际上,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要早得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则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过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主题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一开始,邓小平就指出:“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被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邓小平为什么从解放思想入手撬动历史转折?这篇讲话经历了怎样的酝酿过程?它又是如何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宣告了新时期的到来呢?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走入了死胡同。政治动乱,思想、体制僵化,人民生活改善缓慢,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邓小平本人也经历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这一切使得邓小平不得不对严峻的现实进行反思。复出后不久,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追问: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这样的疑问在邓小平这一时期的文稿中随处可见。一个个沉重的问号下,邓小平反复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
带着这样的思考,1978年9月13日到20日,访问朝鲜归来的邓小平特意到了东北。他考察了大庆、鞍钢两个企业,但更多的时间是他自己在谈,不知疲倦地谈,谈那些他思虑已久,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话。他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在东北视察期间,邓小平先后发表了六次谈话,9月16日他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的谈话后来收入了《邓小平文选》。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谈话中,他连续用了11个问号。可见他那时就在考虑: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东北的广大干部也正是从邓小平的谈话中,慢慢明白了,社会主义首先要搞生产,要搞经济建设。
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和他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实现这样的转移谈何容易。
此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在全国展开。由此引起了长达数月之久的争论。常识问题都需要争论,可见思想僵......余下全文>>
七:全面从严治党,树立正确用人导向,用什么样的人
治国之要,唯在用人。选人用人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风向标,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对政治生活危害最烈,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保证和治本之策。《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要求“严格标准、健全制度、完善政策、规范程序,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这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明确要求。
选人用人是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干出来的。历经革命、建设、发展、改革、开放,我们党带领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作出“三个伟大历史贡献”,实现“三个伟大飞跃”,离不开党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培养、选拔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队伍,离不开成千上万党员干部的顽强拼搏、浴血奋斗。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就要求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选贤任能,把优秀人才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使各方面的干部充分涌流、集聚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各展所长、各得其所。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保证。“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有了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过硬的领导班子,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才有坚实的组织基础,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才能得到严格执行;反之,基础不稳,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滋生蔓延。苏荣在江西大肆买官卖官,于是许多干部心思都在琢磨苏荣和其夫人喜欢什么;周本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八项规定”不满,其任省委书记期间,河北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存在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可见,干部队伍源清流洁,是党内政治生活风清弊绝的重要前提,《准则》第八部分强调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必然要求。“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人用人工作体现着鲜明的价值观和政治导向,选人用人导向正确,党内政治生活就会正气充沛,干部就会见贤思齐、心齐气顺;用人不公,就会邪气横生、人心涣散,从政环境陷入恶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的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七个有之”,有四个与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有关;巡视发现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正之风和用人腐败问题反映突出,违规用人问题比较普遍,正是这些地方、部门政治生态恶化的污染源;王珉等人卖官鬻爵、插手人事,给当地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带来严重破坏;聂春玉在吕梁任人唯亲、任人唯“钱”,吕梁因此成为山西“塌方式腐败”的典型缩影。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想再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针对当前党员干部、群众关注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选人用人不正之风问题,《准则》开出了药方,从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选人用人的根本遵循、防范和纠正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措施、规范党内同志交往的要求、关心和爱护干部的机制制度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为选好人用对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指明了方向。
按照《准则》要求,坚持正确导向,选好人、用对人,要落实总书记2013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好干部标准,严把选拔任用干部的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选人用人导向......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