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艺术成就

一：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其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心选材，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虚实相生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的人物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

（3）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使他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

（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

（5）结构和语言。《史记》整体结构系统宏伟，人物传记的结构，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作者自己之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毛遂自荐之语，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富于表现力。

二：论述《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

艺术成就：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

简介：

原名《太史公书》，后世通称《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最初无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记》、《太史公》。《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有的称作“太史公书”，也有称作“太史公记”的。到了三国时期，这本书才被明确称为“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在汉魏期间属于禁书，官民不得自由阅读，即使是王公诸侯亦没有此权利，而且删去《史记》的《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10篇，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记》的版本，与司马迁的原稿差别很大。东汉明帝、礌明帝曹睿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称，永平十七年某日，汉明帝曾在云龙门召见他、傅毅、贾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番话相当有问题。

作者简介：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87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三：结合史记内容谈谈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史记》不仅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它的出现不仅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历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艺术。他以丰富多彩、生动形象的人物活动，向我们展现了三千年的历史经验，而且给人以巨大的艺术感染，给人以美的享受。

《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文学著作，是一部史学和文学上的巨著，其艺术成就是很有影响力的。首先，《史记》善于描写人物，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细致入微。《史记》是我国写人艺术的开创者，全书有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这些人物都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豪情壮志。给人予无限的鼓舞和钦敬。比如《项羽本纪》里项羽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从其开始“学万人敌”一直到乌江自刎时的“无言见江东父老”。处处都体现了司马迁对人物性格的把握。第一，注意细节刻画，极力描摹人物的神情口吻。在描写项羽时，首先写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而学剑又是半途而废。说书剑不足以学，后学兵法，又只是略知其意。而在观秦始皇出游时却说自己可以取而代之。就此短短的两个细节就把项羽这个豪放不羁，胸怀大志的形象展现出来。第二，善于通过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场面来表现人物。《鸿门宴》通过紧张、复杂的情节描写，揭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当曹无伤派人将刘邦“欲王关中”的野心告诉给项羽时，项羽大怒，准备“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可是在鸿门宴上，刘邦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席温顺言语对项羽讲过之后，他不但不杀刘邦，而且竟然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天真、幼稚、轻信，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斗争的意识，是个莽撞汉。而刘邦，当得知项羽要来攻打时，虚心听取了张良的建议，利用项伯度过难关。精细老练、会利用人，表现出刘邦机智权变的性格。刘邦鸿门宴脱险后，立即诛杀了内部的叛徒曹无伤；可是，项羽对项伯的通风报信、吃里爬外的做法不闻不问。通过这个戏剧性的情节，成功地展示了项羽和刘邦两个历史人物的个性：一个豪爽、无谋和轻敌；一个机智、老练和精细。第三，善于通过渲染气氛来烘托人物，增强故事感染力。项羽被困于垓下之时，兵败被围，四面楚歌，已经是处境悲凄了。可是作者还加入了项羽的慷慨悲歌，“美人和之”使悲愤之气更盛。 其次，《史记》的人物带有浓厚悲剧性色彩。《史记》描写的人物中大多数都是一些悲剧人物。就项羽来说，本来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勇武过人，所向无敌，为人率直磊落，不善于也不屑于使用计谋，加上他刚愎自用，残酷暴烈，因而最终遭到了失败。作者是将他作为一个失败的英雄来描写和歌颂的，对于这样一个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而又在短短的时间里骤然覆灭的人物悲剧人物，作者是抓住了他一生中的三件事来表现的。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钜鹿之战写他的叱咤风云，勇冠三军，一举摧毁秦军主力，成为天下瞩目的英雄的人物。鸿门宴写他坦率、天真，以“不忍”之心轻纵敌手，以至于坐失良机，为自己留下后患和悲剧的种子。垓下之围写他慷慨别姬，勇敢突围，斩将杀敌，所向披靡，后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要他渡江，他不愿忍辱偷生，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不肯东渡，终于从容不迫地把头颅送给了敌人，自刎而死。突现了项羽的悲剧性性格。

四：《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的史学价值：

《史记》的史学价值：本书全面记述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取材广泛，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深刻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古人“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史记》的文学

史记》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西南），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他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写成《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终于精通天文历法、史学、儒学等各家学说。

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的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使他有机会阅读宫廷图书馆中大量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116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受了腐（宫）刑。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忍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最后完成他所期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司马迁前后用了大约18年的时间。但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把它整理问世。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司马迁死于何时？很难确知，有人认为大约死于汉武帝末年，一生只活了50多岁。这部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甚至叫《太史公》。

“史记”一词，本是古代史籍的泛称，并不是司马迁的原名。

《史记》名称的出现，大概是到了魏晋期间。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的编纂方法，它就是后世史学家所称誉的“纪传体”。它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种体例组成。

“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珐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史记》中还记载了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余下全文>>

五：《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贰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余下全文>>

六：论述史记写人的艺术成就

史记是一部名垂千古的历史名著，它的著者司马氏是大家流传百代！它的历史价值文化艺术价值无法估量！

七：试述《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被称为“百科全书”，被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有很多的成功之处，譬如说它描写人物的艺术就很有特色，很成功。

第一，精巧的剪裁和安排。

《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例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他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正面表现一代开国帝王的神采。而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

司马迁也善于在同一篇传记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同时写出其性格的复杂性。例如《李将军列传》，记叙李广一生战功盖世却备受压抑的经历，主要表现李广一代名将的风采及其遭遇的坎坷。司马迁在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中，选取四个战役构成全文的骨架。从不同侧面描述李广的性格和遭际：上郡之战，突出李广的“善射”本领和临危不惧、从容镇定的大将风度；雁门之战，显示李广的机智和应变才能；右北平之战，凸显李广的胆识和神威；从卫青袭击单于之战，则重点叙述李广遭遇的坎坷。四场战役写出李广与程不识不同的带兵方法，写出他冶军宽缓而得力的特点；杀霸陵尉，表现了李广负能使气的性格；“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则表现了李广的疏财爱士；与才能不及中人却封侯拜相的李蔡的对比，揭示了统冶者的奖励不公和李广对自身偃蹇命运的愤郁不平。这些描述，又在李广的主要性格之外，增添了丰厚的血肉。主要事件和典型细节相互配合，详写和略写相互结合，既鲜明又完整地表现了李广思想性格、生平际遇的特点和全貌。

第二，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

司马迁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有不同篇章人物之间的对比，也有正反对比。

《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狡诈机智的刘邦形成鲜明对比。两个人先后都入驻秦都咸阳，刘邦听从张良、樊哙的谏议，不入秦宫室，封存其资财府库，与地方父老约法三章，约束兵士。秋毫无犯。项羽则屠杀烧掠，得其财宝、美女而东归。这样，刘邦的深谋远虑，项羽的识见短浅，便如画而出。

除重要人物之间的对比外，《史记》还往往描写一些次要人物。形成对主要人物的比衬。如《项羽本纪》中老谋深算而坚忍的范增之与简单直率又鲁莽的项羽，《高祖本纪》中经常从容不迫的张良之与时时窘迫栖皇的刘邦，都形成了鲜明有力的对比衬托，从而突出了人物各自的性格特点。

第三，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显人物特点。

描写紧张激烈的环境和场面，把人物置入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去塑造，是司马迁写人艺术的又一特点。

《项羽本纪》的“鸿门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文字。在这场力与智的冲突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智诈狡猾，张良的善于谋划，樊哙的勇猛机智，以及项伯的温和憨愚，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到鲜明表现。

第四，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

司马迁写人物，除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外，还以富于表现力的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项羽本纪》写霸王悲歌别姬，《高祖本纪》写刘邦被项羽射中后谎称“卤中吾指”。《陈涉世家》写陈涉辍耕慨叹，《陈丞相世家》写陈平为乡人均分社肉，《李斯列传》写李斯见厕鼠、仓鼠而叹息，《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等等，都十分传神地揭示人物精神风貌的某些特征。

《史记》也有以简单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人......余下全文>>

八：史记的叙事艺术成就有哪些

《史记》乃中国叙事文学的伟大里程碑。司马迁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

精妙的叙事艺术

1、五体会通。综合前代史书中各种体例，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2、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3、追根求源，详因略果。

4、条理清晰。

为成“一家之言”、“极尽文章之妙”，司马迁运用了多种叙事方法。

互见省笔之法。

重沓熟复之法。

顿挫波澜之法。

倒提作衬之法。

九：论述《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 人物塑造方面的艺术成就，无论是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一座丰碑。

在史学方面，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此前的中国史学,《尚书》是纪言体,《春秋》是纪事体，《左传》是编年体，《国语》和《战国策》是国别体。《史记》之后,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就成为了我国的主流和正宗。这不能不归功于《史记》人物塑造的艺术成就。

在文学史方面,《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它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形象生动,千百年来让人荡气回肠，难以忘怀。日本近代学者斋腾正说:“读一部《史记》，如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这决不是溢美之词。后代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也无法超越《史记》这座高峰。《史记》的艺术成就,诚如鲁迅先生所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十：史记 左传 艺术成就比较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耿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