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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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是神实主义这个概念生长的最好的土壤。可惜的是《四书》不能在大陆出版，现在只有港台版还没有内地版，推荐买台湾版读。一本神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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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阎连科的作品争议

阎连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作家，不少评论家批评他的作品内容充满各种性狂欢，妖魔化知青、丑化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等。他的作品由于经常触及中国审查制度的底线，所以屡屡遭禁。 作品遭禁阎连科有个外号叫“禁书作家”。 2005年阎连科在广州《花城》杂志发表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被中宣部指责诋毁解放军和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随即遭禁。遭禁后反而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小说电子版在网络疯传。 2006年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出版，再次被禁，原因是“以灰暗的描写夸大艾滋病的危害和恐惧”。阎连科说：“我觉得，禁这本书的人智商不高。在我看来，按照他们的标准《坚硬如水》或者《受活》反倒是该禁，但是《丁庄梦》禁掉就很没有理由。第一，它讲的事情人所共知；第二，你们自己也天天讲；第三，它没有伤害政府的任何神经。” 2011年阎连科的《四书》在大陆被出版社拒绝，无法出版。他说：“我是受到关爱太多的人。受到关爱太多，谁都想关心你的时候，什么都落到你头上了。我认为《丁庄梦》和《四书》如果是另外一个作家写不会有问题。你小说的某些内容会被无限地放大，放大到所有人都在误读你，甚至遮蔽其他的东西。现在我想对我都不是问题，我已经到这个年龄，完全可以面对它。” 《风雅颂》引争议 2008年作家阎连科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风雅颂》日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大学教授杨科在家庭、爱情、事业诸方面悲情而又荒诞的遭遇。有网友撰文称，阎连科在这部新作中诋毁北京大学并影射知识分子。小说借《风雅颂》之名“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邵燕君认为，阎连科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肆意嘲弄、歪曲。她说:“只有对事物的价值核心有了足够的了解和把握之后，对其批判才会有力量，才会深刻、厚重。明眼的读者很容易看出小说的破绽，阎连科对大学精神缺乏基本了解，更谈不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有深入研究。在这样的前提下，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只是凸显了作者对学术的不尊重，对人性的不尊重。而利用北大等一些高校的价值系统大做文章，其用心可疑。”她认为，阎连科“因为不懂，所以放肆”。另一位北大博士、评论家李云雷表示，小说堂而皇之地影射北大。“批评北大当然可以，但这样无中生有地‘影射’，却是批错了地方，又用力过猛。作者对大学与文化界的情况及其运作机制很不了解，却装作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又施之于猛烈的批评，批评不到点子上，隔靴搔痒，有些可笑。”对此说法，阎连科给予否认：“其实当初在选择小说主人公的身份时，我也顾虑重重，既然我把它作为我的精神自传，那么选择主人公的身份为作家吧，就显得我很自恋。思前想后就让他以大学教授的面目出现，因为这一职业与我的身份大致相近。”阎连科说，那些认为他贬损知识分子的人显然是高看他了，“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与力量，我只是写我自己，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体会到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并因此常常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我无意影射任何知识分子。”阎连科认为，他不熟悉大学，他在《风雅颂》中所写的乡村也不是现实中的乡村，“我笔下的‘大学’和‘乡村’由此不类不伦，如果有人对号入座那将是最大的荒诞。” 《我与父辈》引争议2009年阎连科发表自传体长篇散文《我与父辈》，大获好评，“万人签名联合推荐”的《我与父辈》，寥寥十几万字确实足以让我们体会到这位语言大师的魅力，朴实地讲述了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卑微生活，在品位这些坚忍与伟大的同时，却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不少人对其中关于知青的描述表示质疑：阎连科......余下全文>>

七：阎连科的四书是哪家香港出版社出的?

台湾麦田出版社

八：阎连科《四书》，沙梨熊《断鞭集》，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四本全 100分

阎连科在演讲中说，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总是被介绍成“在中国争议最多的作家”。他说他情愿被介绍成“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争议最多的作家’在国外可以看做是很高的荣誉，在中国却非常尴尬。”在争议最多的同时，他的作品也很难在国内出版，去年终于在国内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炸裂志》，无论市场销量和读者反应如何，这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安慰。阎连科说，“这不是我的选择，完全是命运的选择，自然的选择。”

阎连科说，他的作品最早受到争议是1994年的《夏日落》。《夏日落》的故事发生在某部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的一个英雄连，连长和指导员在战场上同生共死，在他们浴血奋战，并牺牲了许多战友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改变，越南和中国建交了。时移世易，追想战场上的情景，两人感觉发生了变化。

阎连科说，他写这么一个简单故事，其实只是要写真正的人，而不是军事经典里面的英雄，“当兵也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了生存，为了前程。所以我就写了些非常真实的人和故事，我只是把英雄写成了人，把战士从战场拉到了现实。”关于阎连科的争论就是从这个小说开始的。

《夏日落》开始了阎连科出版作品的坎坷之路，同时也是他的写作转折点。“这个转折使我对文学有新的认识。文学讲真话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文学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文学的真实不能违背人的内心的真实。”阎连科说。

写《受活》使他从军人变成平民

阎连科在军队26年，因为《受活》，使他从军人变成平民，但这个时期给他打击最大的恰恰是另外一部阎连科自己都不太喜欢的小说《为人民服务》。

阎连科写《为人民服务》完全是因为约稿，拖了很长时间，一定要给杂志社一个3万字左右的小说。“2003年初，写完《受活》我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为应付朋友约稿，从《坚硬如水》里找了个素材扩展下来。但越写越长，超过3万字了，编辑说，只留了3万字的版面，现在随便你写了，我不要了。”那就是《为人民服务》，阎连科说，这部小说出来后，自己承受了很大压力，也觉得对不起朋友和出版社、杂志社，“但因为这部小说，彻底被海外关注，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

从那以后，“让我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有读者对我说，我喜欢你的小说，我看过你的《为人民服务》。我知道这么说的是为了恭维我，你说我的小说好，去看《坚硬如水》，说我的《为人民服务》好，我会非常尴尬。但我到任何国家，大家都会谈论《为人民服务》。”

写《丁庄梦》是为了“拍马屁”

阎连科一转业进入北京作协就带来麻烦，很过意不去。他要以“戴罪立功”的心态去写一部主旋律的小说，那就是后来的《丁庄梦》，“我完全是以立功的心态去写《丁庄梦》。因为我刚刚调到北京作协，想写一个能给作协带来荣誉的小说，是部计划用来拍马屁的小说。在我所有小说里，没有一部像《丁庄梦》 那样写得纯洁、温暖，我投入了很多的理解和爱。”小说后来出版，结果只“出版”了三天。阎连科说，从这件事情上发现，“某些生活，别人都可以讲，你阎连科不能讲。其实我在村庄看到的死亡、疾病、冷漠远更厉害，远更荒诞。”

《丁庄梦》这部小说，后来改成电影《最爱》。“我提出不要说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不要说我是编剧，把小说里的名字都改掉。我放弃一切名誉是为了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能让大家看到，最后大家还是知道这是根据《丁庄梦》改编的。”

写《四书》自认为最满意的写作

到了50岁之后，阎连科完全没有了约束，只存在有没有能力去写的问题。“你忽然意识到，选择那些不允许写的东西，要放弃一切可能，包括出版的可能性。当你写《四书》的时候，清楚地认识到，完全为自己写作的时候，想写什么就写......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