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

一：古代西方人才选拔制度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的科举制度被介绍到了西方。科举制用考试选拔人才的原则备受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世纪欧洲各国政府实行赐官制，文职官员的录用不进行任何考试。因此，像大哲学家培根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了求得一管半职，只好去巴结宫廷权贵。赐官制必然导致吏治腐败，“朝有南郭，野有遗贤”的现象相当普遍。

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的传教士克鲁兹，发现科举制与西方人事制度迥然不同，实行“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他对此很感兴趣，随后在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这个世纪末，欧洲就有了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详细报道。18世纪介绍中国最有影响著作是阿尔德的《中国概况》，其中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至1810年，《大清律例》被译成英文，也有关于科举的法律条文。

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地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即使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欧洲学者仍对科学制度称道不已。廉士在《中国总论》中说：“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

欧洲人赞赏的是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原则：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

在中国科学制的影响下，欧洲开始废弃腐朽的赐官制，确立从竞争性考试中选拔文职官员的制度。早在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家亚当·斯密就提议，每个人“被获准在任何机构自由从事某一职业前，必须经过考试或试用”。他的主张是受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影响，而后者又是受中国政治哲学的影响。斯密提出选拔人才的原则为欧洲各国普遍接受。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大约是在1800年。英国有识之士早就呼吁政府效法中国科举制度，面向全体国民，开科取士。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考试。此举受到种种非难，但英国行政改革者最终获得胜利，应为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拔人才的制度。1855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70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

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对应试者进行基础知识的笔试，低级职务的考试在地方进行，高级职务的考试才在首都伦敦。强调入选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当时的英国报刊就指出：“生活中没有什么能比这与中国所实行的制度更相似的了。”《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

英国文官制度吸收了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

二：谈谈你对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发展的认识。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选士、养士制，历经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定型为隋唐及后期的科举制。它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及考试方法。

三：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对中国古代选拔人才制度的几点启示

通过回顾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可知自三代到明清，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世界的范围来看，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显然独具特色，其系统、完整、严密与历史悠久，堪称世界之最。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中有一些基本原理可供今人借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选 　　这里所说的“考选”，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之意，其与西方人事行政学中“考选”概念大体相同。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几种基本精神：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内行管理。我国科举时代的考试，基本上体现了这些原则——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 — 主要指社会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这种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同时，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多层次的考试，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种抑制作用。此外，实行考选，对提高封建官员的素质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考选制度天然具有一种强大的约束力，它制约应试者只有具备良好的素质方能胜利通过此门。 　　（二）多渠道选拔 　　我国古代选拔官吏，无论是察举制时代，抑或是科举制时代，其选用人才的途径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世官制时代，亦有乡举里选制度作为世官的补充。古代选官之所以要多渠道，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政治平衡。每一个时代的各种仕途，又有主次之分，有一种仕途居主导地位，是该时代具有标志的意义的仕途，其它多种仕途与主导仕途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具体地说，世官制时代，主导仕途为世官，其它仕途主要是乡举里选；察举制时代，主导仕途为察举，其它仕途有任子、军功、辟除、荐举、征召、太学生、吏道等；科举制时代，主导仕途为科举，其它仕途有学校试、荐举、补荫、吏道等。这种多渠道、分主次的选官模式，有利于调动社会各层次的能动因素，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三）德才兼备 　　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用人才的标准—— — 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等，不过，从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来看，其总趋势则是倾向于德才兼备。就以表面上看起来纯粹以才学取人的科举而言，实际上德行的因素无处不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度对应试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凡娼、优、隶皂、罪户子弟，均不得参加考试。换言之，只有封建统治者认为符合德行条件的人才能参加考试。二是科举考试全被封建道德说教所充斥，它制约应试者不能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德行要求。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德才兼备”，是指古代社会而言，它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与今天所讲的德才兼备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如果从原则上着眼，古今之理相通，似应无疑义。 　　（四）回避 　　回避是选官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关于选任官吏的限制规定。今史籍中能够见到的较早的回避制度，是东汉制定的“三互法”。《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载：“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历史上选任官的回避制度，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曰籍贯回避，即本籍人不任本籍官。三互法中便有籍贯回避内容。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回避就越复杂，如明代不仅郡县守令要回避乡邦，而且有时还限制同一籍贯者不许在同一机关中任职，甚至有某些官不由某些籍的人担任的特殊规定。二曰亲属回避。东汉时关于婚姻之家不得交互为官的规定，即为亲属回避的一种形式；而北宋时确立的“别试”制度，则是科举考试方面亲属回避的......余下全文>>

四：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其他

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即有赖于我国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和封建生产力方式不断向周边地区拓展的历史现状。它的存在既依赖于专制王朝，又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历史。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的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客观上使中华文化统一到儒家文化的前提下来，这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如果以科举制度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科举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但到了明清时期，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文取士，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杜非）

五：中国古代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哪些

1.察举（汉）由丞相、御史、列侯、刺史、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

2.征召（汉）皇帝亲自委以官职

3. 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高门权贵子弟一般是凭藉门第获得上品，并由一些被视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为官。

4. 科举制（隋唐宋元明清）通过科举考试

六：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九品中正制

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乡举里选”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三国时的曹魏御史大夫陈群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七：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征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