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治国之道

一：司马迁曾说过 治国之道

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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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马迁史记有关于用人之道

司马光的讲过，司马迁就不清楚了

可以从两方面入手，1管理者要有人格魅力，推荐星云法师讲述：要静下来聆听对方的声音，是“沟通”的秘方。多替他人设想，是避免摩擦的不二法门。东汉刘縯、刘秀两兄弟，在家乡日夜练兵，准备打倒王莽的新朝时，左右邻居就说道：“刘縯太糊涂了，如果这样闹下去，将来我们这些乡亲的命都要不保了。”说着大家都躲起来，生怕会被牵连。后来邻居们看到刘秀也脱下农装穿上军服，准备出征，又说道：“连谦和敦厚的刘秀都参加他们，大概不会错。”大家才放下心来。

由此可知，你是否是个优秀的领导者?在于你属下能否持续着优异表现。关于用人之道，我的意见是：

“取人之直，疏其谄曲；

取人之朴，疏其奢侈；取人之宽，疏其狭隘；取人之敏，疏其懒惰；取人之辨，疏其迷糊；取人之信，疏其虔偶。”

人有所长，必有所短，可因知以见长，不可忌长以摘短。

（二）

有徒弟问过我：“师父，为什么每个人有事一定要找您谈?有话一定要对您说?任何人、事、物在您面前都可以摆平，而且大家也都很心甘情愿地为您所用?师父是如何调御的?”

孔子有句话说：“能与人言而不与之言，则失人；不能与之言而与之言，则失言。”我自信我是个能不“失人”又不“失言”的人，故大家对我有份信赖。孔子有句话说：“能与人言而不与之言，则失人；不能与之言而与之

言，则失言。”我自信我是个能不“失人”又不“失言”的人，故大家对我有份信赖，更何况藉着佛光的庇佑，有什么不能摄受的?

曾国藩云：人生有三乐——

一、读书声出金石，一乐；二、弘奖人才，助人日进，二乐；三、勤劳而有憩息，三乐。

除此之外，我们也常听人家说“为善最乐”、“知足常乐”、“如愿快乐”、“涅第一乐”……“乐”是和谐、规则、快意的感觉，如何在人生道上寻求自己快乐的安住点很重要，不管是乐土、乐育、乐业、乐群、乐天，只要能乐此不疲为社会服务，自然能乐事劝功让大家来肯定

2用人要甄别人品，推荐参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的观点: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司马光曰：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余下全文>>

三：司马迁到底是怎么死的？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 56岁。 　　司马迁约死于这一年。死因不明。 　　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 关于司马迁死因，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惹恼武帝，秘密捕杀。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司马迁与太史祠》一书说，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3年），55岁的司马迁给朋友——已定死罪的前北军使者护军任安复信中，有为自己七年前为李陵说情，蒙冤下狱的埋怨语句，任安在狱中大声朗读，被狱卒抢去，经贰师将军、仇家李广利及其当贵妃的妹妹转达汉武帝，武帝大怒，下旨将司马迁秘密逮捕处死。终年56岁。 这一说法难以服人。首先，司马迁入狱两年，即由汉武帝一手给纠错平反，任命他为中书令，相当于中央秘书长，职位比先前的太史令高了许多级，既然不计前嫌反委以重任，会因信中几句怨言将他杀害吗，而且还是秘密杀害，这太不符合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与雄才大略的气质了吧！如此，汉武帝那52年龙椅又是怎么坐稳当了的呢？另外，《报任安书》说到当年为李陵辩护求情，是“欲以广主上之意”，“未能尽明”，是为了宽慰皇上减少烦恼，是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这明明是再度向皇上敬献忠心，自我反省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致“龙颜大怒”吧！再细看《汉书》中《司马迁传》和《贰师将军传》，里面并没有司马迁秉笔直书历史，拒收贰师将军白璧贿赂，两人结怨的记叙。贰师将军在司马迁给任安复信这年，已奉旨率兵七万出征匈奴去了，没在京城。 二，《史记》出版，高兴而死。 《司马迁与太史祠》一书又说，汉武帝下旨秘密捕杀司马迁，一天深夜，两名蒙面狱卒将司马迁押上囚车，运到城外渭河边，将他推进河里，被船夫救起上华山学道。十多年后，司马迁以道士形象探视女儿司马文英，从平通侯、外孙杨恽处得知，经杨恽争取，汉宣帝批准，《史记》已经出版发行，当即大笑三声倒地而亡。女儿、外孙从他内衣里发现一块手帕，上面写着“太史公司马迁被害落水，船夫搭救后上山修道”。担心变故，女儿将他的遗体悄悄运送回故乡韩城县（市）高门原秘密安葬。 这更是小说家之言，上一个故事的曲折延伸。试问，圣上钦点的死刑犯能让两个普通狱卒偷偷丢进河里了事？那时虽然没有可“立此存档”的摄像机，也会有监斩官吧？不然怎能向皇上交待。另是，太史公落水被救上华山隐居修道十多年，没有任何证据或可靠历史记载。再则，被封杀一二十年的《史记》能够出版发行，作者为国家立了一大功劳，表功都来不及，其亲属还用得着悄悄安葬他么？逻辑错误证明此说殊不可信。 三，退居故里，无疾而终。 此说见于今韩城市司马迁祠内《翟邑侯重修太史庙记》碑文，文中说：“众为太史公生辰，华山方外士自信知其详，谓司马子长四柱为甲寅、戊辰、庚午、丙戌，寿七十三岁。卒于丙寅年九月初四日。” 该文认定，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27年，即汉元朔二年5月7日，卒于前55年（汉五凤元年）9月4日，享年73岁。碑文虽为清康熙七年韩城知县翟世琪先生所撰写，但他记叙的是华山“方外士”遗留的证言，比较可信。因为记述司马迁生卒时间很具体，没有前叙不合逻辑的传奇故事。司马迁晚年的真实生活应该是：他56岁修订完《史记》后，随汉武帝又干了几年中书令，60余岁退居“二线”，闲适中上华山与道士们探讨人生之道、长寿之法，《史记》出版后，70岁正式退休回故乡颐养天年，至73岁无疾而终。

四：司马迁的经济主张是什么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

兼论其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

——刘蕴之 司马迁笔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属于法家或有法家倾向的人物。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态度，诚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所指出的：“《史记》在肯定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政治革新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不恰当地暴露和夸张他们的个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资刻薄，少恩''''；责备韩非‘惨?少恩''''；非难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严威酷刑''''；批评晁错‘峭直刻深''''，‘擅权，多所变更''''；甚至对商鞅、晁错的被害，也发出幸灾乐祸的讥刺。”[1]虽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难”等对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词语；但是，他所指出的却大致是一个事实。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致使读者有语焉不详的感觉。笔者不揣谫陋，企图对此稍做补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内学者。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应该说部分导源于他的经济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这个“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脉络来说，也是很难用当时已有的哪一个现成的学派来加以规范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中，尤其是《货殖列传》。他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伊始就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换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这段话是用发展的眼光来驳斥老子那种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正是从这种发展的眼光出发，他接着又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承认人们的欲望，承认人们对欲望和财富追求的无止境性；而且认为，如果有谁想遏止这种追求，那必将是徒劳无功的。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带有极大的合理性。他在《货殖列传》里又说：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里所说的“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符合客观规律与自然法则的意思。

司马迁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编户之民”的。他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他还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列，说：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畜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余下全文>>

五：材料二中体现了始皇帝怎样的治国之道

材料二　始皇为人……专任狱吏……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以上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的治国之道：严刑酷法、集权中央、勤政治国。

《秦始皇本纪》出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作者司马迁。这篇本纪以编年记事的形式，记载了秦始皇及秦二世一生的主要活动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真实地反映了秦朝建立前后四十年间风云变幻的历史场面。

六：申论写作：能用的名言警句知多少

以下是我上王公成老师的申论课的时候王公成老师给拓展的，老师说这些名言警句比较规范，不仅立意深刻而且语言规整，比较有气势有平仄和谐的感觉：

孔 子：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 子： 政者，正也，子率已正，孰敢不正。

韩非子：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王安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荀 子：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孟 子： 乐民所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所忧者，民亦忧其忧。

王 充：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知经误者在诸子。

孟 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孙 武：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管 子：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

黄宗羲： 天下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王 符：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利也。

司马迁：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明代黄倌： 大臣法， 小臣廉。

宋代胡宏：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

《孙子兵法》：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三国志》： 《魏书》：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肢虽病，终无大患。

《旧唐书》： 但立直标，终无曲影。

《淮南子》： 苟利于民，不必法右，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礼记》： 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

《尚书》：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论语》：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左传》： 不以一眚掩大德。

《尚书》：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如果感觉不错请采纳。

七：富民政策议论文880字

2010年5月9日，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朱厚泽在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提出了著名的“宽松、宽容、宽厚”三宽政策，颇受知识分子欢迎，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

朱厚泽生病住院期间，笔者多次随胡德平前去探望。作为胡耀邦富民政策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朱厚泽在辞世前，多次谈到胡耀邦的富民政策及其出台始末。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1月视察贵州时，提出“富民政策”是党的全部政策的出发点。当时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全程参与了这次视察。根据耀邦同志在视察中的讲话和指示，贵州省委召开电话会议，调整全省工作布署，朱厚泽在会上作长篇传达。事后，《贵州日报》全文登载了朱厚泽的传达内容，耀邦同志的“富民政策”轰动全国，并由此引来一场关于“国富”与“民富”的大讨论。

胡耀邦风雨贵州行

1983 年12 月30

日，耀邦同志从四川泸州过长江，沿着纳溪到大方很少有人走的山区公路，向贵州西北部高寒的乌蒙山区进发，一定要亲自到毕节去看望贫困山民。当时天寒地冻，冬季的贵州山区，要么毛毛雨在公路上结冰，形成一层“桐油凌”，要么大雪封山，汽车很难前行。中央办公厅要他坐直升飞机，他执意不从；坐火车，他也不肯，说那样就看不到沿途的“

干人”了。

“

干人”是贵州土话，意思是，干巴巴一贫如洗的穷人。1935年中央红军入贵州，最流行的民谣就是“红军到，干人笑”，说的就是一贫如洗的穷人欢迎红军的到来。耀邦同志当年长征路过贵州，深知贵州人民之苦。有人多次对他讲：毕节太穷、太落后了，他一直惦记在心，所以这次特意要坐汽车走毕节。他深情地说：“交朋友莫忘交穷朋友，走亲戚莫忘走穷亲戚。”

12月31日前往贵州毕节途中，车队冒风顶雨。快到雪山关时，车轮套上铁链，沿着盘山公路缓缓前行。山上风雨交加，气候恶劣，行至雪山关前，耀邦同志发着高烧，抱病指示随行的胡启立、倪志福，团中央书记刘延东，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帼英，不要省地县同志陪同，四人分为两组，就近访问几家农户，了解农民的温饱。不久，胡启立等冒着风雨汇报。访问的几家农户有粮食、有腊肉、有火烤，衣被还可以。据这几家人讲，川黔边农民的温饱基本能解决。耀邦同志说：很好嘛，高寒山区农民吃得饱、有火烤，我就放心了！看来，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好办法哟，是行之有效的呀！

1984

年元旦，耀邦同志又抱病乘车从毕节到贵阳。路过大方县老鹰岩地段，路面封冻，老百姓形容那路“凌得像玻板亮晶晶。”最滑地段要靠铺碎石，车子才艰难地开过去。耀邦同志在面包车内，朝铺石子工人拱手作揖致谢。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元月4、5

两日，胡耀邦在贵阳花溪碧云窝宾馆与云贵川三省负责同志座谈。座谈中，耀邦同志突然问：“像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一时没有人回答。朱厚泽从容不迫，以简洁明确的语言答道：“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同志听了很高兴，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

在5日的座谈会上，耀邦同志提出要把不发达地区的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时，朱厚泽又有一段精要插言。他说：“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

当时与会者除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余下全文>>

八：给一位2004年2月2日夜里2点整出生的姓“刘”的小孩起名

刘喆(取双之意,又由2个吉组成)

PS:一年半没起名字?楼主不是在开玩笑吧?

九：司马迁是崇尚儒家的吗？

司马迁应当可以划入儒家，因为无论是从其早年经历、所生活的时代背景还是对于孔子及董仲舒等尊崇的态度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而且从作为司马迁代表作的《史记》来看，该部史书以儒家经典《春秋》作为模范，两者在价值观上也是基本相同的。（以上论点的大部分依据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当中都可以找到）

十：治国必先富民对于作者的政治主张有什么评价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这篇短文为了讲清“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道理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讲“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紧接着从另一方面讲“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从这两个方面作了鲜明的对比后进行总结“治国常富，乱国常贫”进而得出“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的道理。

为了实现 “富民”目标，管仲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为重要。为了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劈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市民，勉稼樯，修墙屋”，以实现“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主之大务也”，“地僻举则民留”的经济政治主张。在古代，民经济非常单一，农业生产一直是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来为一切有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而管种比其他绝大多数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而且，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务本饬末则富”。因此，他根据齐临近东海盛产鱼、盐的优势，而发展渔、盐业，并设立渔、盐、铁官职进行行业管理，特别是鼓励渔、盐市易，以适应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用太史公司马迁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来表述当时们求财的现实愿望自然十分妥贴。

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还明显体现在赋税改革方面。他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实物税政策，次地轻征，增产多得，“与民分货”，目的在于提高种田的生产积极，促使他们增加产量，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自然，政府所得赋税收入也随之增加。同时，在主张征收土地实物税的前提下，对增加税、房屋税、牲畜税、户税、关税和市税等各种工商杂税来鼓励工商业发展，以分配和协调社会财富，维护工商业利益，来达到“民富则易治也” 的政治目的。他还对重税盘剥，主张取于民有度。他说：“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虽大必危。”鉴于当时地力、民力都有限，他主张：对土地每两年征税一次，税率从白分之十到三十不等。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饥年不征。为了规范市场，打击富垄断者，控制他们与民争利，管仲还采取了向富者征收消费税的经济手段。

此外，管仲在对外贸易、货币、价格、粮食生产与流通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并进行了许多功的实践与探索。管仲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原因大概有二：在他从政之前，曾经营商业多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感知识和实践经验，而主要原因在于，他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不是地偏僻的西部内陆地区[如秦]，而是面临大海、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齐鲁大地。辽阔浩瀚的大海拓展了这位思想家的怀和眼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熔铸他那深刻、睿智的思想。

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无法掌握科学的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管仲也不例外，但他的“富民”论却充分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层建筑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他那套系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在中古代历史是空前绝后的，他早于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改革家，如李悝、申不害、吴起、商鞅等，但更高于他们。他相齐时间长达40余年，纵横自如，举重若轻，最终功名就。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实干政治家和经济改革家，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他为中历史第一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也大有借鉴意义...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