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竹君的女儿们为什么个个都离婚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不久锦江饭店即在大世界畔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开张，掌柜的就是董竹君。开始的时候格局真是很小，只有两开间门面，不过是楼上有许多仅容一个桌面的小间。如果仅仅是一家普通的酒家开业，那在当时的上海也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可是它的老板娘董竹君却是位传奇性人物，其身世和画家潘玉良及张伯驹夫人潘素相似，颇具才华，又善交际，和上海新闻界很熟，在未开张前已被广为宣传。
许多年过去了，锦江饭店已经随着上海的发展淹没在高级饭店的丛林中，但是董竹君和她的传奇故事却仍然在这个丛林中亮出一点秀色来，不为世俗所掩盖。锦江饭店在今天或许已经归于平淡，但是董竹君仍然是上海女性自立自强的一个典范。
三个条件的婚姻
董竹君1900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母亲是给人家做粗活的娘姨。在她13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困，父亲病重，万般无奈，只能向长三堂子(妓院)老板借了300元钱，条件是将董竹君抵押在妓院里两年，但是卖唱不卖身，只陪客人清谈。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人称“小先生”或“清倌人”。小先生长大以后正式接客了，称“大先生”。
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是指豪华精致的妓院，又称书寓。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又称艺妓，懂得琴棋书画。
长三堂子这种高等的妓院，姑娘未成年是不接客的。这不是老板心善，他们的目的是要等姑娘卖唱红了，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这是老板的经营之道。
由于心情抑郁，幼小的董竹君从来不笑，就连照相的时候也满面愁云。客人们给她的绰号是“不笑的姑娘”。但是她有自己的长项。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逐日增加，客人不断，她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
不过在那个烟花遍地、人心不古的年代，许多的客人只是慕名专门来看她。虽然不唱，但是每天上下楼不计其数，等客人走了，她也累得两腿酸麻、精疲力竭。
堂子里的红姑娘有专门的人伺候，为她们梳头打扮。董竹君身边也有一位姓孟的、颇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经常给董竹君讲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还告诉董竹君说，妓院不会放掉她这样的红姑娘，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不会轻易放手的，他们会利用黑社会的势力，让你回不了家。多少姑娘都是被妓院榨干了血泪，年老色衰，最后流落街头。即使是从良，当有钱人家的小妾，也会因为出身青楼，在家庭里没有地位。
这位姓孟的女子还经常告诉董竹君，要尽快找一个好人，在接客以前嫁出去。这些话都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暗暗地等待机会，跳出火坑。于是她开始仔细地观察那些来堂子里的人。
可是这个地方好人太少了。偶尔会有革命党青年为避风头到这里来聚会。他们高谈阔论，使董竹君明白了不少道理，从内心佩服他们的救国志向。
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袁世凯窃取大权，暗杀了新党领袖宋教仁。大批革命党人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继续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现在上海的福州路就是当年上海红灯区的四马路，是当时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他们举行秘密活动最安全的地点。
当时的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是这里的常客。他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以新军军官身份领兵起义，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为实现中国内地的政治变革立下了赫赫战功。
于是，传说中才子佳人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了。在这个嘈杂的花街柳巷，夏之时与少女歌妓董竹君相遇了，她的容貌和歌喉令夏之时怦然心动。面对着这个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余下全文>>
二：夏之时的婚姻子女
夏之时一生前后有三位夫人。夏之时原配夫人阎氏，1913年病逝，育有一子，夏述禹。第二任夫人系20世纪传奇女性董竹君。董竹君，江苏省海门市人，出生在上海，是一个洋车夫的女儿，早年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后结识了夏之时，进而跳出火坑，结成伉俪。婚后，随夏之时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在日本，董竹君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还在家读完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 后来，她创办了上海锦江饭店，南京及上海军政要员也经常出没于此。卓别林访问中国时，曾在锦江饭店品尝香酥鸭子。解放后，董竹君将饭店无偿捐给了人民政府，后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1997年12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生前著有自传《我的一个世纪》，著名导演谢晋以其经历拍成了电视剧《世纪人生》。1929年，分居五年后，董竹君在上海与夏之时正式签署离婚协议 。她只提出了两点要求：其一，夏之时不要断绝抚养费；其二，一旦她有个三长两短，请夏之时念气情分，培养四个女儿大学毕业。但是后来夏之时并没有履行，还强迫其交出孩子。董竹君予以拒绝 。第二位夫人董竹君，两人1914年在上海结婚，1929年分居，1934年在上海离婚。育有4女1子。长女 夏国琼 1917年出生（美国籍）次女 夏国琇 1920年出生（已过世）三女 董（夏）国瑛 1920年出生四女夏国璋1922年出生 （美国籍）一子 夏大明 1926年出生第三位夫人唐则吾，1939年结婚，育有一女，夏国琪。
三：董竹君的个人生活
四川是个封建意识很浓厚的地方。长女出麻疹时，她腾出一间房子，进行消毒后放两张床，日夜看护40多日，直到女儿完全康复。丈夫对此很不高兴，认为她不该为了一个女孩的病对其他事情全然不顾。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苦，住在一间小屋内，但她带了女儿每天把房间擦洗得干干净净，连楼梯过道也不放过。她的女儿们也因此养成了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她从四川毅然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女儿的教育。丈夫认为；女孩子无需多读，她却认为必须让她们受高等教育。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带着女儿独闯上海滩，即使在穷困得靠典卖衣物度日时，决心仍不动摇。董竹君在上海东借西凑，又到菲律宾去招股，办起了一家纱管厂。厂务繁忙不得已，只好把三个女儿送到苏州一家教会学校的附小寄读。她知道教会学校教学比较严格，但又怕孩子们们受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所以紧紧抓住了放“风筝”的线。每逢周末、假期，就给她们讲些人生和爱国的道理，找些进步文艺读物给她们看，要她们学做家务、热爱劳动，培养她们善良热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还让她们多接近大自然，养成胸怀开朗和爱美的兴趣习性。追求真善美，是董竹君教育儿女的中心内容。有一次，鲁迅先生在一所暑期学校演讲，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她就带了四个女几去听，明知她们都听不懂，但为了让她们在进步思想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还是让她们坐在最后一排乖乖地听着。回来的路上孩子们不断地问七问八，做母亲的心里特别高兴。她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有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但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时，她既觉得心疼又感到高兴。 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邪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宜感情通过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切忌任性……她在锦江饭店当女老板时，决不让孩子们随便走进店里；她自己要会见朋友，除非是进步人士，其他三教九流的人一概不让到家里来，只有在锦江会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止孩子们沾染十里洋场的社会恶习。真可谓用心良苦。她的心血没白费，五个儿女个个成材，也个个敬重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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