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文运动

一：“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什么时候啊！

白话文运动 兴起　　 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刘复）等人响应。

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发表《寄陈独秀》，表示赞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1918年5月，《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五号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也增多了，并出现了以鲁迅的白话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的新作品。 [编辑本段]高潮　　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第一次大会。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1920年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除一二年级国文科改为语体文外，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 意义　　至此，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在文体改革上是一个革命，而且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促进了新文学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以及汉字改革运动的发展。

二：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过程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寄胡适之》，1917）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 “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尝试集序》，1918）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1918年 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文章。年底，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 《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7） 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1852～1924）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1894～1968）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关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400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1921年以后，胡适去“整理国故”了。胡先骕的《学衡》杂志、章士钊（1882～ 1973）的《甲寅》周刊，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文化上以《向导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为阵地，共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后发表了《估学衡》（1922）、《答KS君》（1925）、《再来一次》（1926）等文章，大抵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书作法宝，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实际自己也做不通古文，错用典故；白涤洲（1900～1934）、唐钺（1891～1986）也在《雅洁和恶滥》（1925）、《告恐怖白话的人们》（1925）等文中给以批驳，这才把那批反对派打退了。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刘复）等人响应。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发表《寄陈独秀》，表示赞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8年5月，《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五号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也增多了，并出现了以鲁迅的白话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的新作品。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5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杂志。 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第一次大会。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1920年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除一二年级国文科改为语体文外，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 至此，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在文体改革上是一个革命，而且作为新文化运动......余下全文>>

三：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

五四运动 是 新文化运动 的继续和发展。五四运动成为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水岭，我国20世纪第一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开启了此后思想解放的先河，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后来所发生的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以及从那时起我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可以说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四：为什么有人说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失败的

这样评价是正确的，它的确是一场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一次自救运动，因为整个洋务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师夷场技以制夷，李鸿张等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派遣了许多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去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用于强大国家，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才是真正使国家落后受辱的根本原因，而洋务运动则打的是清政府的旗号，维护的是清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它从根本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它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潮流相悖，所以它注定失败。

五：白话文的运动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等等。“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力主“诗界革命”；南社主将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这期间“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的副刊。“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现代白话文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体”小说无不具......余下全文>>

六：文学革命为什么首先从白话文运动开始

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现代白话文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