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
作者：王静思
中国报刊月报 2000年04期
信息时代的来临，给传统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企事业自身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新闻学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道路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选择。
从信息载体的转换趋势来看，正如纸的发明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一样，电子载体（磁盘、光盘）的出现也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是文化工作的一次技术革命。
回顾文化信息载体的演变史，不难发现：信息载体不断更新的过程，就是人类文明逐步向前推进的过程。从最早的口耳相传，到绘画传情、结绳记事，再到诉之于龟甲兽骨、铜竹绢帛，一直演变到纸的发明和应用，新的文明都会表现在新的信息载体上，与此同时，旧的载体就会成为新文明发展的羁绊，而退化成一条支流、一种补充或一门艺术。而今，由纸质出版物向电子出版物的转换已经成为信息载体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在世界范围内，电子图书正以平均每年20%以上的高速度在不断地吞噬纸质图书的领地。近年来，我国电子图书的发展势头显得更猛、速度变得更快。可以预料，这一领域一旦打开，它的读者群很快就会壮大起来。因为借计算机来娱乐、欣赏、阅读、查询、编辑和写作，方便快捷，只需按照简单的操作程序轻敲键盘，轻点鼠标，所需内容就会立即显示在您眼前，中间几乎不会有等待。这就彻底清除了搬运、查询、剪贴、装订、翻阅和抄写等与思维无益的劳动，大大增加了有效时间，提高了学习和工作效率，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电子载体的诞生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是人们阅读和研究方式的一次技术革命。必须接纳，难以抗拒。
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推进我国信息化建设是我国新闻出版行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世界正跨入“信息时代”，信息是社会中的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个网络化、数字化的信息环境正在加速形成。以Internet的普及和利用为契机，“信息高速公路”在世界各国得到迅猛发展。在高速信息网络上，信息资源以电子方式存贮，并通过通讯网络相互连接，提供即时利用。这种网络时代的新兴的信息服务方式，引起了信息收集、加工、传输和获取方式的根本变革。当前数据库与高速信息资源相结合，展示了一种新的信息存取手段。数据库成为当代信息资源的主体，数据库产业已成为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出版的文献已基本实现数据库化，数据库的生产能力已达到产业化的规模（数据库生产能力包括产量、专业领域、种类、加工深度、全文提供能力等）。一个国家拥有多少自己的数据库，能用数据库提供多少服务，是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之一。目前国际上数据库正向全文型、事实型和数值型发展。随着电子出版技术的普及，互联网上的全文数据库正在不断增加。
我国信息资源的计算机化程度很低，数据库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数据库质量不高，规模、容量小，上网率低。数据库建设的严重滞后影响了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基础设施中的很多设备和技术可以靠引进来解决，然而从国外引进的信息资源却不能取代自己国家信息资源的开发。如果我们不开发自己的数据库，那么就会形成有路无车的局面，就会任由“洋车”奔驰，“洋货”充斥。这不仅将严重阻碍我国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而且会丧失信息主权。为此，我们要从实现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战略高度出发，加强信息资源的建设，特别是国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这对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的意义。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反复强调要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和数据建设。邓小平同志曾经号召我们要“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深刻地揭示了信息资源的战略地位和开发信息资源的根本目的。1995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重视信息的有效利用和传播，加强图书、资料和数据库的建设。”又在《国家科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科技信息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规定，要把“逐步实现科技信息工作计算机化，大力发展数据库的生产与服务”作为重要任务。近年来，计算机在机关普遍被当作打字机降格使用，远远没有发挥迅速获取信息的优势，而各纸质出版物的储存和查询方式又一直得不到改善，远远没有起到及时提供信息的作用。一方面现代化设备无数据库的支持；一方面大量信息资源被白白闲置。这一矛盾的解决已刻不容缓。这样，一项将国内图书、期刊、报纸资源由以纸质为载体向以电子为载体转变的战略性任务已经义不容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在国家大力推进“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背景下，根据行业发展的需要，信息资源的开发已迫在眉睫了。
网络上的大部分信息资源是以数据库方式存在。我们要从实现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战略高度出发，大力发展数据库，特别是大力开发全文型、事实型、数值型数据库。原有历史文献资料资源（包括报社、杂志社、图书馆、档案馆等的文献资料）的开发，对丰富国产数据库，形成“信息国道”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今后我们以此为起点，可以开发系列精品数据库，加强网上信息资源的建设，促进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发展和完善。
保存科学资料，使人类科学研究得以延续和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是社会科学知识的载体，是科研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文献资料是全体编辑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是宝贵的智慧资源，它的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使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保存价值，对于我们了解信息工作的过去、把握现在和展望未来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千方百计将文献收集齐全，把它们存贮到计算机中，建立全文数据库，用这种现代化手段把文献永远保存下去，使人类科学研究得以延续和发展。
全文数据库是一种存储文献全文或其中主要部分的源数据库。即将文献原文全部转换成计算机可读形式。它比二次文献库有更多、更好的检索方法，其传递的信息是完整的。用户可以检索全文数据库中任何字、词、句、段、节、章等文字，能对著作中的各个知识项进行抽取、排序、重新组织；能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可直接迅速地检索原文。国际上数据库正向全文型发展。
全文数据库一般用于经典著作、百科全书、法律条文、重要期刊论文、新闻报道等方面。全文数据库每年以电子出版物形式，制成光盘传递信息。光盘信息技术是利用激光和计算机存取信息的新技术。只读光盘（CD—ROM）存贮量大、体积小、重量轻、数据安全性好、 检索方便快捷。如大量制作发行，其制作费用比纸制品低廉。由于光盘自身的这些优点，决定了光盘在信息存储中将占主导地位。目前，全文数据库制成光盘推向市场显示出巨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随着电脑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社会对电子出版物的需求将越来越多，它的市场潜力很大。同一数据库可以寓于印刷型、光盘、软盘等各种载体，也就是说利用同一信息资源可以加工多种信息产品，创造多项效益。
印刷体出版物体积和重量都比较大，给携带、阅读和查询带来极大不便。而我们一旦将这数以千万计的内容加以系统地整理、编辑、分类、标引、录校、质检，然后将其装入电脑检索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库，最终使之能应声而出，点名即到，再经过刻盘压片，就制成了一张可以随时提取信息的小小光盘，从而彻底结束逐本、逐页查询资料的历史。那时，我们的用户坐在电脑操作台前，不但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搜集到自己所需的资料，还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等工作。在应用、管理方面，也会起到极好的参谋作用。同时它将使我国文化的研究和管理工作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跨入一个崭新的世纪，其意义是深远的。
当然，在信息时代完全屏弃传统文化是不现实的。从企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来看，走传统文化与信息产业相结合的道路，成就一两项富有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大项目，已开始成为高科技企业和新闻、信息单位一种明智而理想的选择。这样，就可以通过一件事去很好地团结一批人，培养一批人，让大家的智慧和心思集中在一点上，其收效是不可小视的。一个集体一个部门一个地方如果能真正干成几件值得自豪值得回忆的事，于民于人于己都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传统廉政文化面临的挑战
2013年11月26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在山东曲阜孔府考察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孔子研究院。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在座谈中，习近平表示，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同天，习近平还给菏泽市县委书记们念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十八大前，我曾撰文分析了中国当前面临“三关两力一改革”的形势。所谓“三关两力一改革”，“三关”：一是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二是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三是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两力”：前30年以解放生产力为突破口，走出物资严重匮乏的困境；后30年必须以恢复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为突破口，让各级领导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去。“一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特别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曾担任过不同层级的“一把手”的省部级干部中，头十年因腐败而受到查处的仅2人，第二个十年增加到15人，第三个十年跃升为100人左右。
进入21世纪，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和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等六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判处死刑。
根据中央纪委和“两高”提供的相关数据，现在平均每天有396名党员和公职人员受处分，每两天一个厅级干部“中箭”，每月一名省部级干部“落马”。
这些数据，使人们对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呼声很高，对廉洁从政的期许很大。
腐败高发的主要原因
结合我34年来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特别是同腐败高官、重刑犯、死囚犯零距离谈话的经历，我总结出“三明白”，即：重病小明白，重刑中明白，死前大明白。
这些年，腐败易发多发及高官高危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从历史来看，是权力从先古的负担变为后来的乐趣。“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
从现实来看，既有69年前的“窑洞对”与“权力味”，又有1949年后的“手莫伸”，还有当前的“越演越烈”（习近平语）和“极为严峻复杂”（王岐山语）。
1945年是日本战败之年，这一年有两组对话尤为精彩。一是发生在陕北延安的“窑洞对”；二是记录于陪都重庆的“权力味”。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谈了一个下午。黄炎培说，历史上还没有谁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这个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则以“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为“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作答。
当时，一些记者从延安采访回到重庆，向“第一夫人”——蒋介石之妻宋美龄高度赞扬了延安中共党人的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转回身，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芭芭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54年，陈毅在感事述怀诗《七古·手莫伸》中写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依靠血与火的战争为载体，继而依靠频繁的群众运动为载体，解决了打天下的革命年代和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腐败问题。
但是，这30多年来，沿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结构却越来越难以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问题。
2003年，中央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落马。七年后，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处以重刑。
2003年，13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11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且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2003年的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2010年的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2003年的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2010年的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岗位；2003年的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2010年的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也在滋长蔓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员及公职人员近500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近500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100余人。 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当选后的三天内两谈“警醒”，并以“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措辞严厉的“反腐之声”。之后2013年5月17日，王岐山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复杂，我们党面临的挑战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国内，最根本的还是来自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就是来自党内的挑战之一。”
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反腐败，成为新一届中央为攻关破局打出的第一张牌。
廉政文化面临的挑战
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本身也是一部倡导廉洁、崇尚廉政的文化史。源头远方能流长，纳百川故而成海；不返本实难开新，倡廉洁有利反腐。
一、诚信文化，以诚信为基石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论语·颜渊》）
一个廉洁的政府，首先必诚信，以诚信为基石。1912年，19岁的毛泽东曾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共产党长期执政后，面对信仰、信心、信任危机的“塔西陀陷阱”，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来取信于民，以反腐败来攻关破局，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已基本形成。
二、中庸文化，以中庸为准绳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一个廉洁的人和政府，必守中固庸，以中庸为准绳。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不偏“做人做事做官”之正道，之谓中；不易“为民务实清廉”之正理，之谓庸。不偏为中，不易为庸，不贪为廉，不污为洁。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一些封建的士大夫尚能有如此境界。一些党员干部在“权钱色”的诱惑下，却出现从“政绩工程”到“形象工程”，再到“面子工程”的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表面文章；从跑官要官，到买官卖官，再到骗官杀官的拜权主义的“六官现象”。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县官难守，频频犯事：如广东海丰原县委书记王仲、吉林靖宇原县委书记李铁成、湖北天门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之流；厅官难监，屡屡出事：如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的“官做到我这个级别，就没有谁可以监督得了”的侥幸，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的“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的悔悟；省官难管，不断有事：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有“牛栏关猫，进出自由”的喟叹……
官场伦理道德的败坏和丧失，既同共产主义信仰严重缺乏有关，也与传统文化的长期流失不无关系。如今需要重拾经典，返璞归真，在继承中去粗取精，在扬弃中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努力寻找长治久安的最大公约数，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三、民本文化，以民众为根本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一个为民的政府，必以民众为根本。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当年，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今，民众是腐败的直接对立物，民众是廉洁的主力军。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网络反腐作为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利用其平台大、传播快、公开广、成本低、受众多的优势，易于形成舆论热点，在成为当前权利监督权力的一种新的重要形式的同时，也成为现行权力监督制约权力体制明显不足的有力补充。
作为互联网在反腐败中的强大监督作用得到广泛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2009年《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一词。
四、智慧文化，以智慧为灵魂
智通心，慧生悟。智慧从来智慧成，聪明反被聪明误。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即不为“权钱色”所惑。
一个有建树的政府，必有远见卓识，善用人才，以智慧为灵魂。清代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曾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勾勒出一幅从智慧人才站位，透视权力结构、政权兴衰的历史画卷。“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默觚下·治篇十二》）
由此可见，如果智慧人才在政权中，处高位，就是太平盛世；处中位，即为小康社会；处下位，便是倾危之世；处末位，则定是天下大乱。
几乎人人知道，权力、金钱、美色都是好东西，因此追逐的人众；却很少有人明白，权力、金钱、美色还是柄双刃剑，因此拒绝的人少。其实，权力、金钱、美色，若与其能力、素质、纯洁度相适应，则是好东西；若与其不相适应，则肯定是坏东西，甚至是置人于死地的东西。
但凡握有大小权力的人，大都面临这样一个公式：贪欲+权力+机会=腐败。
在实际生活中，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第一，不是你不想腐败；第二，是你还没有取得足以吸引腐败的权力；第三，是你还没有遇上足以诱惑你腐败的机会。
对于掌权者而言，腐败的三要素：贪欲、权力、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所占的分量也不尽相同。在不敢、不能、不想腐败中，对于具体的每一个人来讲，关键是什么？有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其一，生来为什么？用佛家的话说，人生是——修炼来了；用儒家的话说，人生是——修身来了；用共产主义的话说，人生是——修养来了。这“三修”：修炼、修身、修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修自己。 其二，一生做什么？用佛家的话说——舍得；用儒家的话说——付出；用共产主义的话说——奉献。这三种意思，一个涵义：为他人，为众人；同时，舍去、付出、奉献的要比得到的多，才能有益于你的身体、行为、思想。否则，你的身体、行为、思想就会生病。
其三，将来留什么？在身外之物这方面，儒家概括得最精彩——“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而在身内之物这方面，现代生命科学看得最明白——基因。人固有一死，但真正属于身内之物能留下来的只有——自己的基因。
因此，人是世间最宝贵的。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代又一代通过修炼、修身、修养，通过舍得、付出、奉献，通过立功、立德、立言，不断完善、不断提高、不断发展而成熟成长起来的。
五、制度文化，以制度为载体
“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中国其后近2000年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制，表现于区划的郡县制，实则为行监异体的分权制。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则为中国古代制度文明作了最经典的注解。
“百代犹行秦法政”的唐代，特别是“贞观之治”，390名“死囚归来”的案例，足以凸显其管理水平之高，治理程度之好。
据《新唐书·刑法志》，贞观六年（公元633年），唐太宗李世民将390名判了死刑的囚犯放回家，并约定他们第二年秋季自行到京城引颈就戮。“及期，囚皆谐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
千百年来，人们对这则史料圈点评说，颂扬太宗体恤仁慈的有之，肯定死囚犯诚实守信的有之，称赞执法者平允公正的有之。其实，从“贞观之治”的“治”（特别是制度层面）去探赜索隐，如此方能钩深致远。其“治”有两大特点：其一，重法治甚于人治。其二，重治吏强于治民。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居安思危既是一个清醒的执政者应有的根本素质，也是一个优秀的执政者应有的政治责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防治因腐败而导致的“政治安全风险”问题，一直是共产党关注和思考的主题。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邓小平警示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智者，常常能提前并准确研判大势。很多人往往要死到临头才能看清大势。整个晚清，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近半个世纪前，就看清了大势。
1867年，赵预言大清王朝行将就木时，连曾国藩都不信。此时，湘军攻下天京（1864年）才三年，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欣欣向荣。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以及外敌虎视眈眈等五大原因入手，分析并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曾国藩听过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五年后，1872年62岁的曾病死。39年后，1911年大清王朝灭亡。1908年，清朝统治者已经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预备立宪。但为时已晚。
十分迷信“二杆子理论”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安排20多名亲属把持罗马尼亚的党政军警等大权，结果成为苏东剧变中唯一流血的政权更替——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乱枪打死，致使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事物有标有本。标，即事物的枝节或表象；本，即事物的根本或根源。标本理论认为：“夫用药者，当知标本。以身论之，外为标，内为本”；除上焦下焦外，凡病须从本上治；“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苏轼在《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一文中说：“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治病如此，治家如此，治党治国大抵也是如此。
21世纪重要的不是中国能否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而是中国能否依托5000年深沉厚重的中华文明，积极汲取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以成功应对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
认真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会明白，既没有无时间的空间，也没有无空间的时间。一切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无不脱胎于孕育它的母体，区别仅在于是顺产还是难产而已。
中华廉政文化最深厚的根源，只能且必然深藏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当今愈演愈烈并极为严峻的腐败态势，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文化、中庸文化、民本文化、智慧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廉政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应对这一极为严峻挑战的重要利器之一，就是结合现实的党情、国情、世情，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精髓。
传统与现实：党风建设面临的文化挑战
作者：孙铁民
理论探讨 2003年01期
当前，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着来自传统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各种文化交融碰撞所表现出的不良因素带来的挑战。本文拟就传统与现实中这些挑战及其应对途径作粗浅讨论，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来自传统与现实中的消极文化观念的挑战
先进文化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源泉。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在当代文化建设实践中努力获取动力支持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传统和现实文化观念中不良因素的干扰和挑战。
（一）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化、宗法文化和封闭文化、专制文化为基本内容构建起来的。高度发达且源远流长的封建制度使这一文化积淀深厚，发展充分而影响深远。
1.儒家道统的消极因素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的影响：
——儒家“中庸之道”主张“用正确的‘大道’来台理民众”，是孔孟政治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在儒家道统的发展中，经过历代的不断修正，抽去了其坚持“用正”来管理社会的带有辩证思想的方法论精神，演化成循规蹈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专制的方法论原则。循着这一文化取向，人们言行举止重不温不火而轻奋发有为，勇猛精进；重墨守成规而轻与时俱进，大胆探索。放弃积极进取，免作“出头椽子”已成为许多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这一文化观念与我党一贯坚持和倡导的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大相径庭。受这一文化理念的影响，一些党员干部固守传统和经验，满足现状和已有成绩，不思进取开拓而放弃创新精神，给坚持和弘扬党的思想路线带来极大危害。
——封建礼教范畴中的“三纲五常”礼制引申出的长官为尊的“家长制”文化观念，成为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的思想障碍之一。在封建社会里，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形成了完整的“家长”式统治：皇帝是全国的“大家长”，各级地方官员则是以“父母官”自居而成为“中家长”或“小家长”。所有黎民百姓则是这个大小家庭中的“子女”。“家长”与“子女”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这一文化取向在现实中，给官僚主义作风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观念支持。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颐指气使，权力不受限制，思想一贯“正确”。即使是正常的工作部署安排，也要摆出居高临下“作指示”、“发命令”的威严来。而下属只能对他惟命是从。严重的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什么党内民主，什么“密切联系群众”、“当人民的勤务员”，早巳被他们弃如敝屣。
——儒家“仁、礼”范畴构建的道统中某些内涵变异的道德操守，成为坚持党内正常的组织关系、同志关系的严重思想障碍之一。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核心范畴的儒家道统，良莠掺杂。其所包容的内涵，虽然今天仍有一些营养，但不容置疑的是，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确有许多道德、价值取向已经落后甚至走向反动。如这一道统中的“忠”，其本意是规范封建君臣关系，要求臣下尽心尽力，毫无保留地侍奉君主。这一态度推展于各级官吏之间，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也是“忠”。这在封建时代官僚政治中是维系封建专制体制的客观要求。封建时代“忠”的对象是个人，是上级，是皇帝；而我们共产党人要求“忠”的对象是民众、是组织、是国家和民族。一为个人，一为整体，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现实中，这一道德操守被一些党员干部拿来混淆组织、事业与个人间的范畴与对象，在要求党员干部忠于党组织和党的事业的时候，更热衷于个人之间、上下级关系中的“绝对服从”，甚至以其对自己个人的“忠诚”与否为惟一标准。因此，抵制和反对下级对自己提意见和建议，更容不得下级有任何违背自己、反对自己的言行主张。由此助长了“家长”作风、“独断专行”作风和“帮派”、“团体”等不正常关系的蔓延。
2.封建官僚制度中演化出的消极因子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的影响。我国封建官僚制度不仅时间久远，且发展完善，其中许多内容在时代发展中演化成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积淀在现实社会之中。
——封建制度中的“官本位”文化，成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传统的严重思想障碍之一。为维护封建统治，我国古代建起了“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官位、官权、官员“三位一体”的官僚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内，人们的价值追求在于做官。因为“官贵民贱”，有官即有特权，官越大特权越多，因此，寒窗苦读之终极目标不是为了探索真理而是“学而优则仕”。由此形成的“官本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社会单位及其所属人员，不论工作性质如何，一律参照和套用政府机关和官员的行政级别与待遇；不同级别的人，其工资、住房、医疗保健等相应的待遇区别明显，诸如参加会议、阅读文件，乃至死后追悼会规格、骨灰安放地点等等，都要以“官阶”的高低来确定。“官本位”泛化到社会各个领域。很多时候，官职和“级别”变相成为人们评价人生价值的最高尺度，常常异化为对成功人土的一种奖赏。无论哪种行业和岗位的人，如果工作出色，往往会获得“提职”、“提级”的奖励，从而使党员干部放弃宗旨，淡化岗位责任，怀着谋求官位从而获得特权和个人实惠的目标和心态，挤进党员和干部队伍，给党的队伍素质提高带来潜在的挑战。
——封建世袭制和宗法传统演化出任人唯亲的官僚门阀观念，成为坚持党的“任人唯贤”选人用人路线的障碍之一。中国千百年封建制度中的宗法观念，是“任人唯亲”门阀观念的根源。虽有“科举”这道门坎，但考试录取诸环节仍顽强缠绕着“人情关系”这根极敏感的官场神经。而在及第后的选拔、考核、任命诸环节中，更将“关系”、“亲人”的观念贯彻始终。欲挤进仕途并步步高升者，必须依靠“朝中有人”这条路。演化发展到今天，不仅使“关系学”成为一门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学科”，而且诱使许多人热衷于按人划线。在上者选人热点在“圈子里”；在下者为人选要不择手段挤进“圈子里”。由此上下沆瀣，形成拉关系、走门子、跑官要官，直至买官卖官的丑恶现象。
3.封建迷信的谶纬之学的消极思想演化出的唯心观念颓废文化，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影响。由上古民间图腾、巫师、方士推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预测祸福、观测风水及至求神拜佛、寄托生死的迷信思想，为封建最高统治者自神其位找到了最有效载体。他们为显示其“奉天承运”的尊严，热衷于造“祥瑞”，“封山川”，拜神仙，演化成一整套妄测吉凶、算命相面、观测风水与及时行乐的文化体系，以此来麻醉人民，愚弄百姓，借以巩固专制统治地位。这一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当今社会又沉渣泛起，并不断侵蚀到党员干部队伍之中。一些党员干部放弃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而笃信神仙菩萨。这些人或无趣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却孜孜不倦于研读“麻衣神相”、凶杀色情；或不急民生疾苦却乐于烧香拜神，建寺庙修“金身”；或不顾自然规律，诚信方士，看手相，问仕途。有些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分子甚至找到巫士“神仙”，为自己禳灾避祸，希冀逃避法网惩戒，永享富贵荣华；有些官员招聘员工也需请来相士当考官，以目测应聘者之面相。或拆除某些建筑，以避让“凶险之兆”；或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祖坟，以期占尽风水、永享高官厚禄之福。种种丑态，不胜枚举。
（二）来自中外文化碰撞中文化变异的挑战
改革开放使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大量外来文化快速涌入我国。在中外文化大交流、大碰撞过程中，既滋补了我们文化的阵地，闪现出许多火花，给我们未来的文化发展带来生机。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垃圾，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碰撞后变异成消极文化因子，成为党风建设在文化方面的新挑战。
1.打着破除封建礼教和封建婚恋观的幌子，滑向西方“性解放”，追求性淫乱、性放纵的糜烂生活。男婚女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受到有损人性的摧残和压抑，这一反动文化礼教早已被有识之士作了彻底批判自不待言。今天，我们不仅观念上已经从那种被摧残和被压抑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且国家已有日臻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使人们健康科学的婚恋得以保障。西方当年在与神权、宗教斗争中进发出的“性解放”理念，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表现出了人类追求性爱自由和幸福的积极意义。时代发展到今天，演化成极力追求性放纵、性淫乱的性爱观，则有悖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发展目标。这一文化理念进入到我国大陆后，与我们传统的性爱观相碰撞，异化出了一股颇有能量的“性解放”文化逆流。一时间，鼓吹“走泰国‘牺牲一代少女’，开放‘红灯区’以搞活经济”之论者有之；标榜所谓“前卫”文化艺术，大搞色情活动以混浊世风者有之；更有暗娼卖淫、色情场所随时引诱人们在淫荡、性乱生活中寻欢作乐。凭借这股文化浊流，一些党员干部打着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性和谐”、提高“性质量”的幌子，沉湎于淫靡色情文化氛围与生活追求之中。思想上倾心于谈“情”论“色”，品茶佐酒必以“黄段子”为能事；行动上醉心于寻花问柳，“包二奶”、“养情夫”、寻“三陪”几成官场时尚。见诸媒体竟至有包养情妇、情夫几十上百人而使闻者咋舌，嫖娼二百多人创当代官员狎妓之最者。
2.在强调尊重个人利益、鼓励个性发展环境中，与西方“个性解放”文化理念相碰撞，异化出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摆脱了极左思潮下忽视人文关怀、忽视个人利益的阴影，注意引导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对个性价值发展的保护。与此同时，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伴随开放的步伐进入我国而备受欢迎。理论上，全社会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权利寻找自己发展和获取个人利益的机会。可见这一文化理念符合人类人文关怀大目标而具有积极因素。但这一文化理念引入我国后，与我们久受压抑的发展个人价值与利益初获尊重与保护的心灵相碰撞，人们的兴奋点自然落在“个人利益”、“个性发展”和“自由享乐”等内容上，对实现这些热点的前提、相关环境与条件，则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由此，异化出中国传统小农褊狭自私自利与当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疯狂追求个人享乐的文化价值观相结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享乐主义这一文化毒瘤。在这一文化理念诱导下，一些党员干部尔虞我诈、以邻为壑，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放弃、破坏乃至侵害他人、集体乃至国家民族的利益，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满足自己精神物质过分膨胀的私欲，走上贪图享乐、以权谋私的道路，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的被审判者。
（三）市场经济体制折射出的文化阴影对党风建设的影响与挑战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培养起来的文化理念与新的经济体制运行中折射出的文化理念相碰撞，许多文化理念给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1.表现在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领域的挑战。不言而喻，市场经济以竞争性、交换性、求利性特点，实现由市场完成资源有效配置，保证经济良性循环的目标。这些特点在经济领域是积极的、良性的。但作为一柄“双刃剑”，市场经济所遵循的竞争性、交换性和求利性等“游戏规则”所折射出的文化理念如果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之中，则难免异化而给社会良性发展带来挑战。实践中我们看到，随着这一文化理念向社会其他领域的逐步渗透，极端利己主义和权力寻租等现象，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极大干扰。
2.表现在经济生活领域的挑战。市场经济打破了计划体制下的“一大二公”老框子和平均主义“大锅饭”做法。这一方面有力调动了各地区、各单位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使之竭尽全力把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蛋糕”做大；另一方面，面对日益突显的差距和激烈竞争，也使人们在为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发展寻求更大的捷径之时，容易选择放弃原则、放弃大目标、大集体、大利益，而理直气壮地奉行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价值原则，由此异化出重个体利益、轻集体利益，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价值追求理念。这一文化理念反映到党内来，势必给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来不可忽视的干扰。
3.表现在党内关系领域的挑战。市场经济在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的同时，组织对其成员的硬约束机制变弱。例如，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组织与成员间关系采取的是组织包揽一切的做法。个人与组织如此紧密的依赖与联系，自然容易使党的意见主张贯彻较少障碍。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成员的许多实际问题不能再单独依赖组织，相反要到市场中去解决。这就异化出组织建设中简单照搬市场原则的做法和讨价还价、讲待遇讲回报的价值追求。使“一手包揽”体制下形成的紧密关系变得相对疏松，从而使党员干部对旧有的“角色约束”自我放松，给党组织有效管理党员干部提出了新课题。
二、按“三个代表”要求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筑党风建设坚不可摧的精神防线
文化方向代表着一个政党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党的建设，包括党的作风建设，总是从先进文化建设中汲取营养。这是我党几十年作风建设实践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要摆脱消极文化的干扰，战胜不良文化因素的挑战，实现作风建设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必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关键是要按“三个代表”要求，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精神防线。
1.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先进文化建设实践中迎接挑战。不言而喻，“三个代表”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也反映了对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要求。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按“三个代表”来统领，这是客观必然。而要实现这一要求，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在当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互相对立且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文化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自然异常激烈。对这一问题，党的三代领导人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毫无疑问，我们按“三个代表”要求统领先进文化，以迎接不良文化对党的作风建设的挑战，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惟其如此，才能使文化既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又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既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又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既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有效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和毒素；既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有益的精神成果，又成功抵制其有害的、消极腐朽的思想意识。经过这样的文化创新，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以必胜的信念迎接挑战。
2.确立“破立”结合、“疏堵”兼顾的文化建设方略，在消极文化批判整肃中迎接挑战。毋庸赘言，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既要树立先进文化的旗帜作引导，也要消极落后的文化观念做反面教员，使人们在正反对比中看得更清楚。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同时，必须着力于对那些消极文化的本质做出深入系统的批判和肃清，从正反两方面掌握迎接挑战的主动权。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时，就明确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任务：“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他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改革开放20多年来，思想文化战线建设的实践表明，对这些消极腐败思想的整顿“肃清”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在这个实践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继承”和“学习”，而对那些掺杂其中的消极、落后甚至反动的价值观念，却较少深入系统研究，更未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宣传、教育、引导。因此，在面对党风建设中这些消极文化挑战之时，要求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和宣传教育部门主动自觉地承担起“肃清”的使命，既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也要运用分析对比的方法，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对外来文化中的消极表现，进行系统的深刻的理论分析，以引领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为目标。要按“三个代表”的要求，脚踏实地地做好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继承、改造利用工作，并通过各种媒介和载体，传诸社会，传诸群众。这样，人们不仅了解“是”，而且知道“非”；不仅知道“美”，而且看到“丑”；不仅明确“善”，而且洞悉“恶”；从而提高广大党员干部肃清封建残余思想和外来消极文化的自觉性。
3.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在文化建设的管理中迎接挑战。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谈到先进文化建设的任务时指出，对那些落后文化、腐朽文化，“要通过完善政策和制度，加强教育和管理，移风易俗，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努力防止和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人们的侵蚀，逐步缩小和剔除它们借以滋生的土壤”。纵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化，其影响、传播自有规律。其中，政策、制度的引导，法律法规的规范作为有序管理手段和方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面临党风建设中不良文化的挑战，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做到柔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刚性的法律制度规范“两手抓”，发挥管理工作的特殊作用。
——不断明确政策导向，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在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信仰的同时，对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范畴的其他内容，给以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指导规范.尤其对那些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内容，要做出明确的界定与引导，如关于“宗教”与“邪教”、“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信仰自由”与“党员信仰取向”、尊重“个人利益”与“党员履行奉献义务”等较敏感的问题。通过政策界定与引导，为党风建设创造党内党外有别、时代文化发展与创新循环而进的良好文化氛围。
——严密制度法规，对不良行为亮红灯。众所周知，多年来我们文化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不仅立法数量少，制度不健全，而且立法层次也较低。为此，应加快立法的进程，加快制度更新和完善健全的步伐，以逐步形成较完备的文化管理和相关内容的党员干部管理法规体系，为依法管理提供法律依据，这是加强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同时，还要加大执法力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是当前文化管理及相关内容的党员干部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党员干部中，那些无视法律法规而热衷于到“灯红酒绿”场所“放松”的行为；那些乘“考察”之机大过侈糜生活之瘾的举动；那些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而行封建迷信、愚昧庸俗之实的种种荒唐表现；在文化市场建设上，那些盗版活动猖獗、走私音像出版以及娱乐场所的违法经营等现象，屡禁不止。原因固然复杂，但执法不严、打击力度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健全制度法规是推进文化建设步伐进而迎接党内建设挑战的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
作者介绍：孙铁民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教授，从事政治学研究 浙江 杭州 310002
李永忠：传统廉政文化面临的挑战
作者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2013年11月26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在山东曲阜孔府考察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孔子研究院。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在座谈中，习近平表示，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同天，习近平还给菏泽市县委书记们念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十八大前，我曾撰文分析了中国当前面临“三关两力一改革”的形势。所谓“三关两力一改革”，“三关”：一是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二是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三是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两力”：前30年以解放生产力为突破口，走出物资严重匮乏的困境；后30年必须以恢复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为突破口，让各级领导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去。“一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特别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曾担任过不同层级的“一把手”的省部级干部中，头十年因腐败而受到查处的仅2人，第二个十年增加到15人，第三个十年跃升为100人左右。
进入21世纪，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和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等六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判处死刑。
根据中央纪委和“两高”提供的相关数据，现在平均每天有396名党员和公职人员受处分，每两天一个厅级干部“中箭”，每月一名省部级干部“落马”。
这些数据，使人们对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呼声很高，对廉洁从政的期许很大。
腐败高发的主要原因
结合我34年来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特别是同腐败高官、重刑犯、死囚犯零距离谈话的经历，我总结出“三明白”，即：重病小明白，重刑中明白，死前大明白。
这些年，腐败易发多发及高官高危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从历史来看，是权力从先古的负担变为后来的乐趣。“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
从现实来看，既有69年前的“窑洞对”与“权力味”，又有1949年后的“手莫伸”，还有当前的“越演越烈”（习近平语）和“极为严峻复杂”（王岐山语）。
1945年是日本战败之年，这一年有两组对话尤为精彩。一是发生在陕北延安的“窑洞对”；二是记录于陪都重庆的“权力味”。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谈了一个下午。黄炎培说，历史上还没有谁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这个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则以“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为“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作答。
当时，一些记者从延安采访回到重庆，向“第一夫人”——蒋介石之妻宋美龄高度赞扬了延安中共党人的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转回身，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芭芭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54年，陈毅在感事述怀诗《七古·手莫伸》中写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依靠血与火的战争为载体，继而依靠频繁的群众运动为载体，解决了打天下的革命年代和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腐败问题。
但是，这30多年来，沿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结构却越来越难以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问题。
2003年，中央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落马。七年后，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处以重刑。
2003年，13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11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且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2003年的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2010年的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2003年的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2010年的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岗位；2003年的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2010年的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也在滋长蔓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员及公职人员近500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近500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100余人。
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当选后的三天内两谈“警醒”，并以“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措辞严厉的“反腐之声”。之后2013年5月17日，王岐山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复杂，我们党面临的挑战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国内，最根本的还是来自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就是来自党内的挑战之一。”
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反腐败，成为新一届中央为攻关破局打出的第一张牌。
廉政文化面临的挑战
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本身也是一部倡导廉洁、崇尚廉政的文化史。源头远方能流长，纳百川故而成海；不返本实难开新，倡廉洁有利反腐。
一、诚信文化，以诚信为基石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论语·颜渊》）
一个廉洁的政府，首先必诚信，以诚信为基石。1912年，19岁的毛泽东曾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共产党长期执政后，面对信仰、信心、信任危机的“塔西陀陷阱”，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来取信于民，以反腐败来攻关破局，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已基本形成。
二、中庸文化，以中庸为准绳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一个廉洁的人和政府，必守中固庸，以中庸为准绳。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不偏“做人做事做官”之正道，之谓中；不易“为民务实清廉”之正理，之谓庸。不偏为中，不易为庸，不贪为廉，不污为洁。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一些封建的士大夫尚能有如此境界。一些党员干部在“权钱色”的诱惑下，却出现从“政绩工程”到“形象工程”，再到“面子工程”的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表面文章；从跑官要官，到买官卖官，再到骗官杀官的拜权主义的“六官现象”。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县官难守，频频犯事：如广东海丰原县委书记王仲、吉林靖宇原县委书记李铁成、湖北天门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之流；厅官难监，屡屡出事：如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的“官做到我这个级别，就没有谁可以监督得了”的侥幸，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的“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的悔悟；省官难管，不断有事：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有“牛栏关猫，进出自由”的喟叹……
官场伦理道德的败坏和丧失，既同共产主义信仰严重缺乏有关，也与传统文化的长期流失不无关系。如今需要重拾经典，返璞归真，在继承中去粗取精，在扬弃中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努力寻找长治久安的最大公约数，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三、民本文化，以民众为根本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一个为民的政府，必以民众为根本。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当年，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今，民众是腐败的直接对立物，民众是廉洁的主力军。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网络反腐作为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利用其平台大、传播快、公开广、成本低、受众多的优势，易于形成舆论热点，在成为当前权利监督权力的一种新的重要形式的同时，也成为现行权力监督制约权力体制明显不足的有力补充。
作为互联网在反腐败中的强大监督作用得到广泛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2009年《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一词。
四、智慧文化，以智慧为灵魂
智通心，慧生悟。智慧从来智慧成，聪明反被聪明误。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即不为“权钱色”所惑。
一个有建树的政府，必有远见卓识，善用人才，以智慧为灵魂。清代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曾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勾勒出一幅从智慧人才站位，透视权力结构、政权兴衰的历史画卷。“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默觚下·治篇十二》）
由此可见，如果智慧人才在政权中，处高位，就是太平盛世；处中位，即为小康社会；处下位，便是倾危之世；处末位，则定是天下大乱。
几乎人人知道，权力、金钱、美色都是好东西，因此追逐的人众；却很少有人明白，权力、金钱、美色还是柄双刃剑，因此拒绝的人少。其实，权力、金钱、美色，若与其能力、素质、纯洁度相适应，则是好东西；若与其不相适应，则肯定是坏东西，甚至是置人于死地的东西。
但凡握有大小权力的人，大都面临这样一个公式：贪欲+权力+机会=腐败。
在实际生活中，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第一，不是你不想腐败；第二，是你还没有取得足以吸引腐败的权力；第三，是你还没有遇上足以诱惑你腐败的机会。
对于掌权者而言，腐败的三要素：贪欲、权力、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所占的分量也不尽相同。在不敢、不能、不想腐败中，对于具体的每一个人来讲，关键是什么？有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其一，生来为什么？用佛家的话说，人生是——修炼来了；用儒家的话说，人生是——修身来了；用共产主义的话说，人生是——修养来了。这“三修”：修炼、修身、修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修自己。
其二，一生做什么？用佛家的话说——舍得；用儒家的话说——付出；用共产主义的话说——奉献。这三种意思，一个涵义：为他人，为众人；同时，舍去、付出、奉献的要比得到的多，才能有益于你的身体、行为、思想。否则，你的身体、行为、思想就会生病。
其三，将来留什么？在身外之物这方面，儒家概括得最精彩——“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而在身内之物这方面，现代生命科学看得最明白——基因。人固有一死，但真正属于身内之物能留下来的只有——自己的基因。
因此，人是世间最宝贵的。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代又一代通过修炼、修身、修养，通过舍得、付出、奉献，通过立功、立德、立言，不断完善、不断提高、不断发展而成熟成长起来的。
五、制度文化，以制度为载体
“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中国其后近2000年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制，表现于区划的郡县制，实则为行监异体的分权制。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则为中国古代制度文明作了最经典的注解。
“百代犹行秦法政”的唐代，特别是“贞观之治”，390名“死囚归来”的案例，足以凸显其管理水平之高，治理程度之好。
据《新唐书·刑法志》，贞观六年(公元633年)，唐太宗李世民将390名判了死刑的囚犯放回家，并约定他们第二年秋季自行到京城引颈就戮。“及期，囚皆谐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
千百年来，人们对这则史料圈点评说，颂扬太宗体恤仁慈的有之，肯定死囚犯诚实守信的有之，称赞执法者平允公正的有之。其实，从“贞观之治”的“治”（特别是制度层面）去探赜索隐，如此方能钩深致远。其“治”有两大特点：其一，重法治甚于人治。其二，重治吏强于治民。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居安思危既是一个清醒的执政者应有的根本素质，也是一个优秀的执政者应有的政治责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防治因腐败而导致的“政治安全风险”问题，一直是共产党关注和思考的主题。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邓小平警示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智者，常常能提前并准确研判大势。很多人往往要死到临头才能看清大势。整个晚清，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近半个世纪前，就看清了大势。
1867年，赵预言大清王朝行将就木时，连曾国藩都不信。此时，湘军攻下天京（1864年）才三年，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欣欣向荣。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以及外敌虎视眈眈等五大原因入手，分析并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曾国藩听过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五年后，1872年62岁的曾病死。39年后，1911年大清王朝灭亡。1908年，清朝统治者已经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预备立宪。但为时已晚。
十分迷信“二杆子理论”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安排20多名亲属把持罗马尼亚的党政军警等大权，结果成为苏东剧变中唯一流血的政权更替——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乱枪打死，致使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事物有标有本。标，即事物的枝节或表象；本，即事物的根本或根源。标本理论认为：“夫用药者，当知标本。以身论之，外为标，内为本”；除上焦下焦外，凡病须从本上治；“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苏轼在《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一文中说：“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治病如此，治家如此，治党治国大抵也是如此。
21世纪重要的不是中国能否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而是中国能否依托5000年深沉厚重的中华文明，积极汲取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以成功应对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
认真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会明白，既没有无时间的空间，也没有无空间的时间。一切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无不脱胎于孕育它的母体，区别仅在于是顺产还是难产而已。
中华廉政文化最深厚的根源，只能且必然深藏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当今愈演愈烈并极为严峻的腐败态势，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文化、中庸文化、民本文化、智慧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廉政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应对这一极为严峻挑战的重要利器之一，就是结合现实的党情、国情、世情，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精髓。
李永忠：传统廉政文化面临的挑战(2)
由此可见，如果智慧人才在政权中，处高位，就是太平盛世；处中位，即为小康社会；处下位，便是倾危之世；处末位，则定是天下大乱。
几乎人人知道，权力、金钱、美色都是好东西，因此追逐的人众；却很少有人明白，权力、金钱、美色还是柄双刃剑，因此拒绝的人少。其实，权力、金钱、美色，若与其能力、素质、纯洁度相适应，则是好东西；若与其不相适应，则肯定是坏东西，甚至是置人于死地的东西。
但凡握有大小权力的人，大都面临这样一个公式：贪欲+权力+机会=腐败。
在实际生活中，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第一，不是你不想腐败；第二，是你还没有取得足以吸引腐败的权力；第三，是你还没有遇上足以诱惑你腐败的机会。
对于掌权者而言，腐败的三要素：贪欲、权力、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所占的分量也不尽相同。在不敢、不能、不想腐败中，对于具体的每一个人来讲，关键是什么？有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其一，生来为什么？用佛家的话说，人生是——修炼来了；用儒家的话说，人生是——修身来了；用共产主义的话说，人生是——修养来了。这“三修”：修炼、修身、修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修自己。
其二，一生做什么？用佛家的话说——舍得；用儒家的话说——付出；用共产主义的话说——奉献。这三种意思，一个涵义：为他人，为众人；同时，舍去、付出、奉献的要比得到的多，才能有益于你的身体、行为、思想。否则，你的身体、行为、思想就会生病。
其三，将来留什么？在身外之物这方面，儒家概括得最精彩——“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而在身内之物这方面，现代生命科学看得最明白——基因。人固有一死，但真正属于身内之物能留下来的只有——自己的基因。
因此，人是世间最宝贵的。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代又一代通过修炼、修身、修养，通过舍得、付出、奉献，通过立功、立德、立言，不断完善、不断提高、不断发展而成熟成长起来的。
五、制度文化，以制度为载体
“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中国其后近2000年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制，表现于区划的郡县制，实则为行监异体的分权制。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则为中国古代制度文明作了最经典的注解。
“百代犹行秦法政”的唐代，特别是“贞观之治”，390名“死囚归来”的案例，足以凸显其管理水平之高，治理程度之好。
据《新唐书·刑法志》，贞观六年(公元633年)，唐太宗李世民将390名判了死刑的囚犯放回家，并约定他们第二年秋季自行到京城引颈就戮。“及期，囚皆谐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
千百年来，人们对这则史料圈点评说，颂扬太宗体恤仁慈的有之，肯定死囚犯诚实守信的有之，称赞执法者平允公正的有之。其实，从“贞观之治”的“治”（特别是制度层面）去探赜索隐，如此方能钩深致远。其“治”有两大特点：其一，重法治甚于人治。其二，重治吏强于治民。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居安思危既是一个清醒的执政者应有的根本素质，也是一个优秀的执政者应有的政治责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防治因腐败而导致的“政治安全风险”问题，一直是共产党关注和思考的主题。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邓小平警示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智者，常常能提前并准确研判大势。很多人往往要死到临头才能看清大势。整个晚清，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近半个世纪前，就看清了大势。
1867年，赵预言大清王朝行将就木时，连曾国藩都不信。此时，湘军攻下天京（1864年）才三年，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欣欣向荣。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以及外敌虎视眈眈等五大原因入手，分析并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曾国藩听过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五年后，1872年62岁的曾病死。39年后，1911年大清王朝灭亡。1908年，清朝统治者已经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预备立宪。但为时已晚。
十分迷信“二杆子理论”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安排20多名亲属把持罗马尼亚的党政军警等大权，结果成为苏东剧变中唯一流血的政权更替——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乱枪打死，致使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事物有标有本。标，即事物的枝节或表象；本，即事物的根本或根源。标本理论认为：“夫用药者，当知标本。以身论之，外为标，内为本”；除上焦下焦外，凡病须从本上治；“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苏轼在《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一文中说：“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治病如此，治家如此，治党治国大抵也是如此。
21世纪重要的不是中国能否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而是中国能否依托5000年深沉厚重的中华文明，积极汲取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以成功应对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
认真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会明白，既没有无时间的空间，也没有无空间的时间。一切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无不脱胎于孕育它的母体，区别仅在于是顺产还是难产而已。
中华廉政文化最深厚的根源，只能且必然深藏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当今愈演愈烈并极为严峻的腐败态势，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文化、中庸文化、民本文化、智慧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廉政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应对这一极为严峻挑战的重要利器之一，就是结合现实的党情、国情、世情，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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