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慧星民法典草案

一：梁慧星的主要著作

物权法（第5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梁慧星，2007-6-1版生活在民法中（法学家讲演录）/梁慧星著，2007-3-1版民商法论丛（第37卷）/梁慧星主编，2007-5-27版民商法论丛（第36卷）/梁慧星，2006-11-1版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搞附理由-债权总则编/梁慧星，2006-10-1版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设稿附理由-亲属编/梁慧星，2006-10-1版民商法论丛（第35卷）/梁慧星，2006-6-1版民商法论丛（第34卷）/梁慧星，2006-2-1版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梁慧星，2006-1-8版物权法（第3版）（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梁慧星 陈华彬,2005-9-1版民商法论丛（第33卷）/梁慧星，2005-8-1版民商法论丛（第32卷）/梁慧星，2005-5-1版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梁慧星，2004-12-1版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梁慧星，2004-12-1版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 继承编/梁慧星，2004-12-1版民商法论丛（第31卷）/梁慧星，2004-11-1版物权法（第2版）（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梁慧星 陈华彬，2003-1-1版民法总论（第2版）（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梁慧星，2004-9-1版民商法论丛（第30卷）/梁慧星，2004-6-1版民商法论丛（第29卷）/梁慧星，2004-3-1版民法总论（第2版）（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梁慧星，2004-1-1版中青年法学文库：民法解释学/梁慧星，1995-1-1版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44）/梁慧星，2003-9-1版民商法论丛（第28卷）/梁慧星，2003-11-1版梁慧星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精萃）/梁慧星，2003-10-1版民商法论丛（第27卷）/梁慧星,2003-7-1版民商法论丛（第26卷）/梁慧星，2003-4-1版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梁慧星，2003-5-1版合同法总则精讲（VCD)（5碟）/梁慧星，2003-3-1版裁判的方法/梁慧星，2003-4-1版物权法（第2版）（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梁慧星、陈华彬，2003-1-15版民商法论丛（第25卷）/梁慧星，2002-12-25版民商法论丛（第24卷）/梁慧星，2002-10-28版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梁慧星，2002-7-15版民商法论丛（第23卷）/梁慧星，2002-6-15版民商法论丛（第22卷）/梁慧星，2002-5-25版民法总论（2001年版）（高等法学教材）/梁慧星，1996-8-1版民商法论丛（第21卷）/梁慧星，2001-12-1版物权法（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民商法系列）/梁慧星 陈华彬，1997-9-1版民商法论丛（第20卷）/梁慧星，2001-9-1版加拿大国际私法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2001-12-1版离岸金融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2001-11-1版国际银团贷款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梁慧星，2001-9-1版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200......余下全文>>

二：民法总论 梁慧星 PDF

《民法总论》，民法学大师的代表性作品，其经典与品质无需多言，在法学院师生中极具推荐度。本次修订因应《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及最高人民法院新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并参考了各国民法典新近增加和修订的内容以及欧洲民法典草案。涉及字词勘误、体例调整、新内容增添、陈旧文献删除、新文献添加及某些理论观点的修正和变更，凡二百余处。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1944年1月出生，四川青神人。196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民法硕士学位。1985年至1988年担任《法学研究》杂志副主编；1988年晋升研究员，担任民法室主任；1990年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现任《法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著作包括：独著《民法》、《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研究》、《民法学判例与立法研究》、《民法解释学》、《民法总论》、《裁判的方法》、《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合著《合同法》、《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民法债权》、《物权法》、《中国物权法研究》、《中国民法典草案附理由》；主编《民商法沦丛》、《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

三：哪里能找到《绿色民法典草案》《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

这个肯定找不到电子版的.一般电子版的都是通俗读物或畅销书,这类专业书一是没人把他翻成电子版,二是也没多少人要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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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重新启动民法典编纂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1、 形成完备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体系的要求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其中，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及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在民事及商事领域就需要制定民法典，从而使民事活动、商事活动由一整套系统的、完备的、具有逻辑体系的法律来进行规范。

2、 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要求

四中全会决定还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民法典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依法治国需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同样意味着要加快民法典的制定。

3、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要求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

而民法是规范民事主体行为的规则，民事主体无论在经济活动中如订立和履行合同，还是家庭生活中如结婚、离婚，均应遵循。如发生民事纠纷，诉请法院裁判时，法院应以民法作为裁判基准 。因此，通过制定民法典，统一裁判规则，从而使民事案件审理有统一的裁判基准，进而实现“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4、对全民进行法律教育的要求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民法典规定民事生活、商事活动的行为规则，并为法院裁判案件提供法律依据。通过将现行的民法通则及各民事单行法进行科学、系统编纂形成民法典后，必将成为对全民进行民商事法律教育的教科书，也会是增强全民法治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的有效规范和指引。

二、 重新启动民法典编纂的可行性

1、 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社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已确立，市场经济领域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充分证明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和生命力。

2、 公民的法律素养在不断提高

经过“六五”普法，公民的法律素养在不断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及义务意识在不断增强，公民懂法、守法、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

3、 法学理论研究已很深......余下全文>>

五：谁出资,谁所有出自民法那一条

体理由为：

第一，在我国民法传统理论中，通常将多数人之债分为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7]没有补充责任。按份责任是数个债务人各自就自己承担的债务份额负清偿的义务；连带责任是指债务人有数人时，各债务人均负有全部给付的债务，且全部债务因一次全部给付而归于消灭的责任。在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之外，增加一种全新的责任形态，有利于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有利于适应复杂社会的法律需求。

第二，补充责任的顺位补充性，使其不同于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补充责任与按份责任的区别是明显的。同样，补充责任的顺位补充性也根本不同于连带责任。这可以从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的对比中看出来。在保证方式中，存在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之区分。根据《担保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而该法第18条第2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由此可见，两种保证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责任承担的顺位性。如果认为补充责任不是独立于连带责任的一种责任形态，而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形，[8]即从属于连带责任的子概念，其必然的逻辑推理是，因为一般保证属于补充责任，所以其从属于连带责任。其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的区别将不复存在。显然，这是违背立法原意的。

第三，承认其独立地位符合我国立法的历史发展。我国关于补充责任的立法起源于1995年《担保法》第17条关于一般保证的法律规定。该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此后，最高人民法院陆续颁布了许多涉及补充责任的司法解释。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2款对金融机构的补充赔偿责任做了规定。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赔偿责任，[9]第7条规定了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的补充赔偿责任。[10]2007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补充赔偿责任。2009年12月的《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与第40条延续了这些规定，并在第34条规定了劳务派遣单位的补充责任。这样，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广泛的补充责任规范。从立法资料可以看出，这些补充责任的法律规范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并非无心插柳。例如，《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者清晰地认为，补充责任是我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国外无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中都没有这一制度。[11]可见，我国立法者引入补充责任对某些特殊行为加以规范是一贯的、明确的。

第四，承认补充责任的独立地位与主流学说史相一致。补充责任在我国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的代理人责任与第133条第2款的监护人责任是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12]但是，关于代理人的连带责任是一种补充责任的说法，混淆了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的区别，已经不被接受。另外，监护人责任属于补充责任的观点也越来越受到质疑。[13]可见，这两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充责任。[14]其实，我国补充赔偿责任的真正起源是1995年《担保法》第17条关于一般保证的法律规定。虽然这......余下全文>>

六：民法作业 求专人人士相助

精子是物权还是人身客体尚无定论：

一、主张为物权：

《物权下的人工受精子女的法律地位》指出：作为与人身分离的精子、卵子是否应视为物?其法律性质应如何界定?在王利明老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28条第2款中规定:“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作为物。”梁慧星老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94条第3款中规定:“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由此可见,与人身分离的精子、卵子并不必然成为物,而是可以将其界定为物。

在美国Hecht v Kane一案中,死者生前将自己的精子储存并指定归配偶使用,审理该案的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认为精子应属于死者遗嘱文件中可归死者生前自由支配处置的“财产”。

二、主张为人身权客体：

《生命科技背景下的人体与民法上的物》论文中指出：与人体分离的精子、卵子、冷冻胚胎可按其形式划分,第一种形式是以捐献为目的而脱离,自脱离人体起具有物权的属性;第二种形式就是基于自身的需要,暂时脱离人身,将来再回归自身,则可将其看作身体的一部分,具有人身权的性质。

1、您在案例中提到“短期内没有意愿要小孩”，但是并不等于以后不要，因为车祸阻止了甲方要回精子，说明南方将精子储存是想“基于自身的需要,暂时脱离人身,将来再回归自身”，精子属于人身权客体。

2、乙方并不是基于对甲方精子的继承权而获得精子，而是基于夫妻双方互相代理（即便甲方已经死亡，但是代理关系并不因此消失。按照《民法通则》：被代理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有效：(2)被代理人的继承人均予承认的）完成甲方和医院的合同，而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和享有合同权利，将甲方的精子取回。

3、可以。出于甲乙为夫妻关系，即民法上可以夫妻互相代理（即便甲方已经死亡，但是代理关系并不因此消失）。乙方的代理行为（生孩子）因为得到甲方父母（乙和甲方父母均为甲的继承人）的同意而有效。

参考资料：《物权下的人工受精子女的法律地位》《生命科技背景下的人体与民法上的物》《民法通则》

七：以民事权利为核心来分析民法体系

一 体系建构的范式(模式)

在民法学体系中建构一个科学的民事权利体系，无论是对当前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和民事司法实践，还是对于法学研究和教育，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当前，民法典的制定正在进行中，民法典的草案已经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讨论。无庸置疑，民事权利的类型及保护手段的规定是民法典的核心，并将最终决定民法典的优劣成败，正所谓“权利是私法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对法律生活性的最后抽象。”[1]然民事权利种类、名称纷繁复杂，内容变化不断，对此，我们既不能不加辨析地“一网打尽”，将其全部纳入法典之中，又不能固步自封地“抱残守缺”，死守《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几种有限的权利类型。因此，对民事权利进行体系建构与分析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科学的民事权利体系使我们在宏观把握权利框架的前提下，具体分析每项权利设立与否的实益，进而在民法典中予以科学体现，对于我们制定一部法意久远的伟大法典至为重要；同时，摒弃权利体系之外的非权利类型，对于在司法实务中抵制和遏制“泛权化倾向”与“权利滥用倾向”，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对于法学研究、教育和学习来说，科学的民事权利体系，使“初学民法的人，对民法中的各种权利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就比较容易了解民法的全貌”[2]，对于顺利跨入民法的殿堂意义重大。

笔者认为，从法哲学角度看，对权利的划分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而认清权利的三种最基本形态及其相互关系。首先，权利的最初形态是“应有权利”或“习惯权利”，即人们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产生的权利要求，或公民作为社会主体在现实条件下和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应当享有的一切权利。应有权利是利益和需要的自发反映，是“自在”的权利。马克思称之为“已有的权利”或“习惯权利”，并认为法定权利即来源于这些“习惯权利”或“已有的权利”。“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处理私权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权利固定起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在没有这些权利的地方，他们也不会制定这些权利。”[3]亦即：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权利，而只是在表达权利。可见“应有权利”比“法定权利”在内容和范围上要丰富和广泛得多。“法定权利”是权利的第二种基本形态，它是通过立法对“应有权利”的规定和确认，对“应有权利”的选择和整理以及对“应有权利”进行的认定和分配，是集中化处理和系统化了的“应有权利”，是对人们利益和需要的自觉认识和概括，所以是“自为”的权利。权利的第三种形态，即处于最后发展阶段的“实有权利”。“实有权利”是人们对法定权利的真正享有，是人们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和完成形态。[4]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再到“实有权利”，是权利实现的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定权利”是联结“应有权利”与“实有权利”的中间桥梁，是最重要的一种权利形态。

在对“权利”的基本形态作出简略说明之后，接下来就涉及“民法上权利”的形态问题。“民法上权利”是法律上“权利”的种概念，因此“民法上权利”也应具有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形态，当无疑问。但在现实的法律语境中，“民法上权利”则往往仅指法定权利，这点可由民事权利的类型化研究看出。民事权利的类型化研究既是大陆法系的学术传统，也是支撑大陆法系民法法典化的基石。大陆法系的立法理论认为，只要通过理性的努力，法学家们就能设计出一部作为最高立法智能而由法官机械适用的完美无缺的法典。[5]基于这种对法律制度“逻辑自足能力”的确信，实证主义法学家和分析法学家认为，实在法制度乃是一种全面的、详尽的、在逻辑上自恰的规范体系，而且该规范体系为法院所可能面临的一切法律问题都提供了答案。[6]由上述观念所决定，......余下全文>>

八：租赁合同未经登记，能否对抗第三人

理论界与司法实务已取得共识，即合同有效。但是未登记备案的租赁合同能否对抗第三人，观点不尽统一，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完全否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如《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15条第2款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承租人不得对抗第三人。另一种是限制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行使，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租赁合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其欲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应具备一定的物权公示外观。如果租赁权没有进行登记公示，其结果有可能是第三人在买受租赁物时，不知道租赁物上已负担租赁权，第三人基于善意买受租赁房屋后，不仅要受买卖不破租赁的限制，而且要面临承租人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的风险，这种不可预测性打乱了买受人的经营、生活计划，扰乱市场交易的安全。我国学者在起草未来民法典的时候，都将登记确立为不动产公示的方法并明确了登记的对抗效力，如梁慧星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239条规定：以不动产登记簿为根据取得的不动产物权，不受任何人追夺。但取得人取得权利时知悉权利瑕疵或者登记有异议抗辩的除外。

九：我国建国以来的民法点编工作从何时开始

民法典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中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三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均无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该法于1986年4月颁布，被学者称为“准法典”。[1] 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民法典草案，但最终由于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学术观点存在分歧等原因，最终未能实现。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课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烟台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北京化工大学法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中国建银集团法律部等单位的26人组成。梁慧星学部委员担任课题组负责人。该草案采用德国潘德克吞编制体例，分为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七编，共计1947条。

2015年3月，张德江表示，将抓紧研究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

2016年6月13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次委员长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6月27日至7月2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民法总则草案的议案

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向会议做说明时说，编纂民法典已列入调整后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民法典编纂工作拟按“两步走”进行：第一步，编纂民法典总则编，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争取提请2017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拟于2018年上半年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争取于2020年3月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截至2016年9月，中国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现有民事立法存在主体多元化、法律渊源众多等问题，并未形成系统。民法典有上千个条文，涉及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多且复杂。如何将这些已有的法律法规串在一起，缺乏共识，需要处理好法典编纂和单行法的关系。此外，中国的民法典编纂，要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反映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在实践中需要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