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钱钟书

一：钱钟书和杨绛对爱情看透了 还有多少真实

钱钟书和林徽因住过邻居，他的猫经常和林的猫打架,他就准备了一根长竹竿,不管天气多冷,只要听到他的猫在打架,他就拿起竹竿去帮他的猫打架。。。

1966年，杨绛、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她会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二：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求学，治学及故事。

1932年，22岁的杨绛在清华园偶然碰见了钱钟书。若干年后，杨绛说，“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杨绛 《记钱钟书与<围城>》）

杨绛本来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因东吴大停课，学生借读北平高校，杨绛才来得到清华。这般的阴差阳错，只能说他俩有姻缘在。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偶遇实在是偶的巧极，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都是无锡的名士，张謇曾把两人称为“江南才子”，江南才子们风流会友自然是往来不绝的，杨绛和钱钟书偶然一遇，再偶然一谈，方才知道，世交不说，原来早在十多年前，8岁的杨绛就曾经跟随父亲拜访过钱家，那时的钱钟书在庭院里跑闹打跳的时候未必注意过这么一个来造访本家的女孩子。可当下一想，却觉得真是冥冥中自有定数。后来杨荫杭曾打趣杨绛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这巧缘，再加上两人文采的惺惺相吸，钱钟书和杨绛的恋爱，自然也不胫而走，流传于整个清华园了。当时清华女少男多，而女生多住在“古月堂”，因此男生们有事没事都往那里跑去，情侣们也“每于夕阳西下，俪影双双徘徊于西园道上。”为钱作传的汤晏笔调诙谐的说钱杨二人恐怕也是其中一对。

夏志清说钱锺书“才气高，幽默，很会讽刺人。他什么人都看不起，当时联大的教授恨他的也不少。他虽然一方面仍是谦虚，但是恃才傲物。”这样的钱钟书，他的恋爱如果乏善可陈，与众雷同，那不免于泯灭可惜。但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看看《围城》就知道了，什么事放到他手上，就消腾不了。

钱在清华的朋友许振德曾经说说，“钟书兄每将其恋爱经过逐一相告，并朗诵其情书佳作。”（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这种得意于自己情书文采，倒是不稀奇，可隐私的情书也能当众宣读倒是钱钟书过人之处。假使有人以此打趣杨绛，不晓得杨绛会不会诧异。这一时期的钱钟书“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因此“写了很多有李义山风味的爱情诗。”（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他有一组《壬申年秋杪杂诗并序》就存留了写给杨绛的情诗，大抵可以窥见些风貌。

一首说，“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心酸一把泪千行。”钱才子诗意虽浅白，一番真情却是谁也不能怀疑得了。又一首说，“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两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这是情诗的老调，因天而感人。

当然，钱钟书最让人诧异的就是写情诗用宋明理学入词，真是绝想妙想，当然也古怪的可以。他自己对这一创举也很是自负，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

这样的句子，我在别人写的传记里面找到几条，比如“除蛇深草钩难看，御寇颓垣守不坚。”据说，这是以蛇比做相思，取捉摸不定，难以自持的意思。做法倒是新奇，可总觉得不像情诗。当年的杨绛看到这样子的情诗，赞叹之余恐怕要有点苦笑。

汤晏说《围城》实际上很间接的说了钱杨的恋爱。除了书的写作年代基本契合以外，还透露了一个小故事。有人曾当面问过钱钟书，说《围城》里的人都被他讽刺过，唯独“唐小姐例外”，最后也只是“fadeout”，这是什么原因。钱钟书听完狡黠的反问，“难道你的意思说，唐晓芙是我的dream-girl？”

钱钟书和杨绛的书信不是很勤快，如《围城》里描写的方鸿渐和唐晓芙一样，不过是“见了七八次，写给她了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放到现实中，假使杨绛回了五六封信，那么有一封肯定落到了钱老爷子钱基博手上，老先生三下五除二坦坦然的拆封一阅，见杨绛信中说，她和钱的事，自己同意没用，需要双方父母兄弟欢喜才好。老先生看这女孩子通情达理，......余下全文>>

三：杨绛和钱钟书谁更著名

<洗澡>《老王》的作者是杨绛，她的散文集是《扬绛散文》。钱钟书是她的丈夫，其小说代表作是《围城》、《子叶》，学术著作有《谈艺录》、《管锥编》等。

四：钱钟书和杨绛什么关系

夫妻

五：杨绛和钱钟书的代表作是什么

<洗澡>《老王》的作者是杨绛，她础散文集是《扬绛散文》。钱钟书是她的丈夫，其小说代表作是《围城》、《子叶》，学术著作有《谈艺录》、《管锥编》等。

六：钱钟书为何在与杨绛感情好得不得了的时候写下《围城》

杨绛先生写了一部《记钱钟书与<围城>》的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收人“骆驼丛书”出版。说它是书，其实只有一万人千字，比起曾经有过和以后还会有的许多“专著”以及洋洋大观的“传记文学”或“文学传记”来，它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它的确是一本书，不仅因为它是设计朴素、装帧精美的“骆驼丛书”之一种，而且因为它完全可以容纳足可称为“书”的内容：只要放纵想象，“据实构虚”，就可以写出数十万言的传记来。以杨先生的手笔，也完全可以写得“优美动人”。但是，《记钱钟书与<围城＞》不是传记，尤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记。杨先生只用了两个小标题：“钱钟书写《围城》”、“写《围城》的钱钟书”，并以她写《干校六记》那种平淡清丽的文风，记叙了《围城》是如何被“捏造”出来的，以及“捏造”它的作者从小就具有怎样的“痴气”。与“想人非非”的写《围城》的夫婿相反，杨先生不容许自己想象，不作主观的“自我介入”。她“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纪实”。

“据事纪实”本来是传记家的准则，“据实构虚”才是小说家的本领。但人们却往往把二者颠倒过来，看小说以为是作者的“据事纪实”，写传记则忘记了不可以“据实构虚”，结果弄出无数人间喜剧来。钱钟书先生对这种喜剧看得多也看得厌了，所以一听说为人作传之类营生便不免产生厌恶的情绪。

早在1941年，开明书店出版过钱钟书先生一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在开卷第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他就写下一段关于传记的对话：

“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什么私事都给采访人去传

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我问。

他又笑了：“不料你的识见竞平庸得可以做社论。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拉地记载交游，传过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钱先生的话似乎并没有起到醒世的作用，相反的，这类“自传”或“别传”一天天多起来。久而久之，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宁愿将小说当“别传”或“自传”来读，也不妨将“自传”或“别传”当小说或故事来写。例子之一就是人们对于《围城》的反应。有人干脆认为，方鸿渐就是钱钟书，仿佛福楼拜曾经说过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有人甚至特地拜访过当年和“方鸿渐”一起去“三闾大学”的教授哩。更有好事者，几乎要根据《围城》写出一部“钱钟书评传”来。

笔者也是“好事者”之一，也曾经想过能有一部“钱钟书评传”该多好，这样也就不至于再有人翻翻《管锥编》以后问我：“钱钟书是哪个朝代的？”1982年上半年，当香港出版界约请郑朝宗先生写一部有关钱钟书生平和著述的评传时，我因此而极力怂恿。但郑先生人为所动，他太了解钱先生了。

最了解钱钟书的，当然莫过于杨维光中了；最熟悉《围城》的写作经过的，无疑也莫过于杨先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同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正因为熟悉，而又“只据事纪实”，才使《记钱钟书与<围城>》给人的印象首先是真实，钱先生“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换句话说，杨先生没有把它写成“传记”。它不是“自传”，也不是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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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杨绛与其丈夫钱钟书的一件趣事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余下全文>>

八：为什么世人称钱钟书夫人杨绛为“杨绛先生”？

甘肃日报

本版曾发《研讨还是炒作》一文，其中将杨绛称为“先生”，引来一位读者的质疑，他投书报社，认为作为女性的杨绛，不能称为先生。其实，称杰出女性为先生，是约定俗称的习惯，没有什么不妥。

按照目前汉语最为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先生”有如下几种意思：１．老师；２．对知识分子的称呼；３．称别人的丈夫或对人称自己的丈夫；４．医生；５．旧时称管账的；６．旧时称以说书、相面、算卦、看风水等为职业的人。从这几个意思中，并不能看出先生是对男性的专有称呼，也没有排除女性被称为先生的可能。而女处被称为先生，它兼有老师和知识分子的意义在内。

记得当年上大学，老师说到著名哲学家“任继愈”的时候，顺口说：“是我们系冯先生的爱人。”我们当时颇为疑惑：“任继愈”是男性，他的爱人怎么也是先生？后来才弄清楚，那个冯先生就是冯友兰的侄女冯钟芸。这个女教授被同事们尊称为先生。

实质上，将女性称为先生，主要还是限于五四之后的那几代杰出女性。如宋庆龄、林徽因、冰心、许广平、张爱玲、杨绛等等。能被称为先生，有几个条件：一是杰出，二是具有知识分子背景，三是年龄较大，四是属于民主人士。因此，称女性为先生，是时代的产物和特色。

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１日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信：“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人民日报》１９８３年３月２日。

著名作家冰心去世后，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中国作家协会等撰写介绍生平的书，其名就叫《冰心先生生平》。《新民晚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４日发表一篇《记冰心先生》的文章，作者凤子在一开头就说：“第一次见到冰心同志我管她叫‘谢先生’，至今也改不了口。”著名作家舒乙在中央电视台庆祝冰心９０诞辰的采访中，把冰心、丁玲都称为先生。

被称为先生的著名女性还有如许广平、林徽因、杨绛等等。

九：杨绛与其丈夫钱钟书的一件趣事

风雨同舟

婚后不久，钱钟书杨绛即告别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钟书“痴气”十足，有着孩子般的童心。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画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对孝顺的杨绛来说，不啻于一次重大的情感打击。这以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曾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直到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大学园。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1950年起，中央领导力邀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应承了，为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此时杨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每天陪她的是那只可爱的小郎猫“花花儿”。杨绛课务并不繁重，业余时间她从事文学翻译。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钱钟书夫妇俩也劫难逃。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学部的人在背后煞了眼地辩：“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临走那天，杨绛及女儿、女婿王得一拿着大包小包哭着为他送行。钱钟书不等车开就催他们回去，免得看见他们难过的样子。车子开走了，把杨绛的心也带走了。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下干校那天，只有女儿为她默默地送行，女婿王得一已于一个月前因军宣队批斗迫害自杀了。车子启动了，母女二人欲哭无泪地挥手作别。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十：了解杨绛和钱钟书夫妻的生活经历

两家都是江南很有声望的名门之家，可谓是门当户对。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结识杨绛；1935年，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完婚，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据说还发生了大花脸的趣事。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大学园。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钱钟书夫妇俩也劫难逃。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 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1971年，钱杨夫妇从五七干校回京，房子被人强占，两人只好住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钱锺书开始整理多年积累的笔记，着手写作《管锥编》。当时“文革”尚未结束，钱锺书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的书，可见其惊人的勇气。1972年钱锺书、杨绛夫妇与林非、肖凤夫妇打架事件；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杨绛把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钱钟书的身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