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

一：王安石与司马光有什么关系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朝著名人物，他们原来是朋友，二人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品德、学识、性格等，治国理念却截然相反，耐人寻味。

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

司马光于1038年中进士，时年19岁；王安石于1042年中进士，时年21岁。

司马光本官员子弟，父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官居四品，入官场有庞籍提携，光尊籍为恩师；王安石则有欧阳修等人推荐。

王安石文采出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词流传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光文采也极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少时就聪明，砸缸的故事千古流传，“警枕”表现了他读书刻苦用功，对后世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王安石入仕后，在地方为官，享有盛名，但中央征召几次，均坚辞不受，名声益彰。

司马光和王安石私生活都非常检点：王安石不纳妾，夫人背着他为他纳一妾，王发现后马上打发走了；司马夫人也像王夫人一样，给司马光纳了个妾，晚上姬妾去司马光房间，司马正颜说道:“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

司马光不喜奢华，在朝廷宴请新科进士的闻喜宴上，司马光独不戴花，别人劝说是天子所赐，他才勉强戴了一支；二人都在群牧司供职时，群牧使包拯请客，司马光本来不大喝酒，觉得包拯劝酒、盛情难却，勉强喝了几杯，而王安石，不管包拯怎么劝，就是滴酒不沾。

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好朋友，政治上却不太一致。早年东坡先生反对变法，被王安石排斥，晚年东坡先生反对全盘否定变法，又遭到司马光不满。

王安石对变法坚决推行；司马光则极力反对。

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梗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

王马之争以前被冠以“儒法之争”，说司马是儒家，王是法家，其实二人都是儒家，王安石还一度配享孔庙，位列孔子孟子之后。

公元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10月，司马光去世。

王安石被封为“荆国公”，谥号“文”；朝廷追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

关于二人成为正式的政敌的故事

公元1067年,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 大典.本来,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 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 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 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事实上,这 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今天的年底发放双 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 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 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

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 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以此为皇家节省一笔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 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 间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这次争论针锋相对,将双方的基本分歧 大体表达清楚.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 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余下全文>>

二：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著名的专家们读历史，有人就能够考证出李师师送给宋徽宗的香巾尺寸相当于现代的几厘米，野史公也喜欢读历史，却不过是觉得很多故事有趣，就和看一本幻想小说时没什么两样，用来消遣无聊的时光而已，近日又发现了两个有趣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听。

第一个是：萧规曹随

这是个有些不合时宜的故事，所以虽载之史册，却流传不广，野史公也是头一次看到，说的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生与吴厂岂敢闹事？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余下全文>>

三：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什么反目？

保守派和改革派，王安石变法

四：司马光和王安石，谁更厉害？

司马光更现实主义些，而王安石更倾向于理想化（他的变革太过超前就仿佛是一步跨过了一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他们都是一样强大了。因为他们是对手，就像你说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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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安石与司马光，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

宋代的正史都被历代学者指责为“芜秽”，演义当然更不可据信。

王安石早年被当世人视为孟子复生，无论道德、学术还是实际的处事能力都是当世楷模。宋代政府不限制土地买卖，有些农民一缺钱就卖地，卖了以后无地可耕，越来越贫穷。相反，有的人买地致富，然后给这些穷人放高利贷。鼎者愈富，穷者愈穷，问题非常严重。王安石少年时期不忍见到这种状况，立志效法“三代（夏商周）圣王”，让百姓安居乐业。但他不是通过照搬古人制度，而是主动要求在地方上任职，从抑制土地兼并入手探索了一套制度。

他执政以后除了推广一系列农田制度以外，还大力兴学校，手订经义，力求避免科举制的种种弊端；精简臃肿的军队，解决了北宋最严重的“冗兵”问题。当时西夏崛起，如果一任国家贫弱，四川等地区都可能沦为蛮夷之地。王安石提拔的将领王韶带兵收复了大片失地，宋朝几乎中兴。

司马光被视为“醇儒”，举止端庄，生活简朴，但是他对儒学的理解却让人实在没办法认同。他的好朋友二程屡屡给他讲义理，他却无动于衷。他质疑孟子，推尊荀子，但历来大儒都认为荀子学术不正。他对政事的把握就更是一塌糊涂，《资治通鉴》注重的是人事兴衰却不是道德原则，但是他反对变法时却往往自居道德高位。遍观他的奏章就知道，此人可以把自己的任何观点都表达得忠厚混融。神宗去世后，他支持太后擅权，让人不难怀疑他只是将儒家纲常用作一种遁词。

除了司马光等人一开始就将变法视若寇仇，大多数士君子反对变法，十有八九都是意气之争。而且愈是接近民众的人（比如赵�\，程颢），就越是不认为新法有什么弊端。他们只是认为变法是小事，重臣的离去是大事，所以才转而反对变法。到后期，反对者将蝗灾、亢旱乃至彗星都归罪给王安石，这是何等用心？

神宗去世后，司马光甚至毫不顾及曾经与他一党的诸君子的反对，把失地奉还给西夏，一年之内把新法纷纷废除（他这时怎么不顾及法度的混乱了？）。奸臣蔡京，也是他提拔的。奸人当道，党争不断，怎可能不亡国。

王安石去世后甚至被封为“舒王”从祀孔庙，被列为仅次于颜渊、孟子的圣贤。另一方面，曾受蔡京提拔的程门弟子杨时，以及司马光弟子邵伯温这些人，极力诋毁王安石。到南宋，昏君宋高宗将神宗时期的记录和谐掉，还烧毁了王安石的手记，这是何等用心？

另，中学课本用现今官方的意识形态审视熙宁变法，虽然也是持肯定态度，却未必能认清王安石的思想。王安石从儒家立场出发主张“王霸之辨”，改革的目标不在于“利”，而在于“义”。宋神宗与王安石明君贤臣，让后世儒者永远怀着得君行道的希望，而司马光就是败坏这个希望的奸人。

六：王安石与司马光有什么关系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朝著名人物，他们原来是朋友，二人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品德、学识、性格等，治国理念却截然相反，耐人寻味。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司马光于1038年中进士，时年19岁；王安石于1042年中进士，时年21岁。司马光本官员子弟，父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官居四品，入官场有庞籍提携，光尊籍为恩师；王安石则有欧阳修等人推荐。王安石文采出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词流传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光文采也极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少时就聪明，砸缸的故事千古流传，“警枕”表现了他读书刻苦用功，对后世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王安石入仕后，在地方为官，享有盛名，但中央征召几次，均坚辞不受，名声益彰。司马光和王安石私生活都非常检点：王安石不纳妾，夫人背着他为他纳一妾，王发现后马上打发走了；司马夫人也像王夫人一样，给司马光纳了个妾，晚上姬妾去司马光房间，司马正颜说道:“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司马光不喜奢华，在朝廷宴请新科进士的闻喜宴上，司马光独不戴花，别人劝说是天子所赐，他才勉强戴了一支；二人都在群牧司供职时，群牧使包拯请客，司马光本来不大喝酒，觉得包拯劝酒、盛情难却，勉强喝了几杯，而王安石，不管包拯怎么劝，就是滴酒不沾。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好朋友，政治上却不太一致。早年东坡先生反对变法，被王安石排斥，晚年东坡先生反对全盘否定变法，又遭到司马光不满。王安石对变法坚决推行；司马光则极力反对。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王马之争以前被冠以“儒法之争”，说司马是儒家，王是法家，其实二人都是儒家，王安石还一度配享孔庙，位列孔子孟子之后。公元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10月，司马光去世。王安石被封为“荆国公”，谥号“文”；朝廷追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

七：为什么司马光会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可是个政治家呀！

简单来说，司马光就是一个空有一身学问却政治无能的人，这个人的道德是很好，思想却比较保守。王安石变法，这个举动至今来看都是超前的，先进的，只是当时的社会还承载不了，各个方面都不能完全实施，王安石的政治才能跟抱负不是司马光能比得上的。

八：如何评价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一对政坛冤家

史家多认为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死对头，其实不然，他们官场上政见不同，但个人间相互礼遇，友善相处，同为文人，并不相轻。同在朝廷做官，有分歧而不相倾！他们有类似的品格和志趣，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 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改革，推出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雇役法（或称免役法）、保甲法等。变法的重点放在理财政策、强兵方针、教育方案三方面。变法不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也包括司马光。司马光曾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因当时神宗为王安石撑腰推行变法，司马光竟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岁的哲宗不懂事，由他祖母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汴京担任宰相。此时的司马光虽然又老又病，但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王安石则离京到江宁府“休养”去了。可见两人政见天壤之别。 以公心来说，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是为了国家，但在具体方略上，各有政见。王安石着眼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大刀阔斧地改革。司马光则着眼于伦理纲常的整顿。 政见不同而能友善相处，古今都是少有的，但他们做到了。 当时文人圈子里相传的“嘉祐四友”就是指王安石、司马光、韩维和吕公著。王安石曾作《明妃曲》二首，司马光和作《和王介甫（即王安石）明妃曲》，盛传于京都。变法初始，王安石向朝廷推荐吕惠卿，司马光忠告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许多年后，司马光的忠告被印证，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王安石先司马光半年过世，身为重臣的司马光也已是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对王安石的人品、才学和事业心的敬重，当然也不乏友情因素，抱病作书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死后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几个月后，司马光亦撒手人寰。凡此，可见二人友谊之笃厚。

九：王安石与司马光，辛弃疾与朱熹来往的史实

化友为敌：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恩怨

司马光为官清廉，他的薪俸大多周济了穷困的亲朋，个人生活十分俭朴，到了洛阳后，居住条件更是十分简陋。为了修史不受天气的影响，司马光想了个办法，在室中挖了地窖，以砖砌成地下室居住。

自古以来，只要有皇帝在，就必须有臣相。“臣”是尊贵皇帝和凡尘百姓之间的一个沟通的环节。臣对君来说，是“事君之吏”，然而伴君如伴虎，臣相虽无衣食之忧，却不时存在生命之虞。岳飞精忠报国，却最终被奸佞陷害，葬身之处至今仍是一个谜；袁崇焕对抗清兵几十载，最后却落得个民族败类之名。官场如战场，战场有兵术，官场亦有潜规则。浸染官场多年的权臣，深谙为臣之道，虽处险境，却也如鱼得水。曾国藩功高震主，却为何不拥兵称帝？孔明足智多谋，为何选了一个丑妇为妻？自古不管贤相佞臣，都在权力中心扮演了重要角色。混迹官场难寂寞，是非功过任评说。

清代的大词人纳兰性德在《木兰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用这首词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今抚州东乡县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从小就喜欢读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中进士，先后任多个地方官。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他推行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司马光，字君实，号涑水先生，祖籍为山西省夏县涑水乡。“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一群小孩在庭院里玩耍，一个孩子不小心跌进装满水的缸里，其他小孩见状惊恐万分，四处逃散。司马光则拿起一块石头，砸破缸的下部，缸破水流，小孩因此得救。司马光少年时和王安石一样，读书也非常用功，很早就表现出了超人的才华。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20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司马光先后从政48年，官至宰相。

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十数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于王安石，应当算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王安石也不喜酒，但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倔强之人。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官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据《邵氏见闻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为：“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邵氏闻见录》称“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由于长辈和好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就名重天下......余下全文>>

十：王安石与司马光谁对谁错

二人本没有根本性的对错，一个是保守，一个想变革，当然从与时俱进的角度来说，当然是王安石变法是更加正确的、有前途的，也是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