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研究

一：联系巴蜀历史，谈谈巴蜀文化的独特性？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统中各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并行生长、生存和发展，并互相交错影响和相互融汇的两支主体文化。长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体系，主要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三支主要文化构成。过去学术界对于长江文化，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而缺乏重视和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江流域从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上游的三星堆文化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以新的资料和新的视角大大拓展了长江文化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巴蜀地区，由于宝墩古城文明的发现以及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战国开明王族独木棺船棺葬遗址等重大发现，以新的面貌大大刷新了有关巴蜀文献的历史纪录，遂使得原有老一代学者的一个个学术结论需要重新修改，对巴蜀文明在长江文明体系中的历史定位需要作新的探索。

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早在人类起源时代，就有巫山人和资阳人的先后出现，这是传说的“巴蜀同囿，肇于人皇”的时代，可见其始源就具有悠久性和独特性。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晚期由文化积累到文明诞生的时代，巴蜀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明时代。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六座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昭示着聚落的集聚终于诞生出初期的城市文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衍变起来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殷商西周时期古蜀文化，展示了玉器时代的独放异彩和青铜文明的不同凡响。成都商业街战国早期船棺葬和新都马家大墓的发现，证实了古蜀开明王氏的存在不再是子虚乌有。古蜀国传说五祖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这些不同时代的蜀族的生息和发展，就植根在考古发现的这一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成都平原是当时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是长江文明的结穴处和生长点，这就是整个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

秦汉时期，巴蜀以“水利殖国”为特征的农耕文明发展起来，到汉唐时期一直保持着“天府之国，秀冠华夏”的记录。直到宋代，天府农业文明尚达于鼎盛 ，正如文天祥所说：“蜀自秦以来，更千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

（《衡州上元记》）两汉和唐宋时期，是巴蜀生态和文化发展均居于全国乃至世界前列的时期，出现了巴蜀文化的两次鼎盛。当时的巴蜀人创造了世界漆器制造中心、世界天然气发现始源地、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世界纸币“交子”的产生地等几十项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对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值得骄傲的

奉献。

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创造者向以善于体认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著称。虽然从汉以来，巴蜀历史上出的人才，其总量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沪，但其所产“精英”，即《华阳国志》 所说： “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则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 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奇诡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

两千年来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丰富的延展了长江文化的内涵，铭刻着长江文化突破传统、突破自我、探索创新的精神。在长江文化

体系中，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璀璨多采的历史地位。

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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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怎么写，一篇关于巴蜀文化的论文！！！

楼主跟我一个学校呀 今天晚上交论文咯 还没写好呀。。。那个老师也要上百度的 你小心了。。。

三：巴蜀文化的风俗百态

在今重庆和四川境内，聚居和杂居着汉族和藏、彝、土家、羌、苗、回、纳西、僳僳、布衣、满、蒙族 等14个少数民族。汉族构成巴蜀地区人群的主体，主要聚居于四川盆地内。而盆地四周的高山、高原区则主要 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或生活区。西部高原和山地主要是藏、彝、羌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盆地东缘山地主要是 土家族和苗族聚居区。其它人口较多的10多个少数民族则散居于四川和重庆各地，少数民族总人口数有 300万 。重庆和四川这种民族分布格局是经过几千年的交流融合、迁徙定居、相互依存、发展演变的过程而形成的。在长期的民族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巴蜀文化形成了自身的地方特色和巴蜀人的特色。这一过程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规律是一致的，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生息繁衍过程的一部分。从古及今，凡从外地入蜀的文化人最强烈的直观感受，就是蜀人、蜀地均与其它地域有所不同。西晋裴秀的《图经》说巴蜀是“别一世界”，杜甫人蜀称蜀人为“新人民”，认为蜀地“异俗嗟可怪”。抗战时期入蜀的学者有感于古蜀国文化遗物的特异 ，提出了“巴蜀文化”的专门概念。这些都说明组成巴人、蜀人的民族成分和它们的习俗确有其特异之处。对巴蜀人而言，这叫做“个性”，对文化习俗而言，这叫做“川渝味”。今天重庆和四川的汉民族已经过历史上多次的变易，它的最初来源可追溯到古蜀人和古巴人。古蜀人，特别是古蜀国的主体民族蜀族，很早即与中原地区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世本》、《史记》和《华阳国志》等史籍 均认为蜀之先源于黄帝，是黄帝族降居若水（雅砻江）和岷江上游的昌意——高阳一系的后裔。岷江上游乃至 雅砻江一带，从先秦开始便是氐羌系的民族所居，也是氐羌系民族从北向南迁徙，乃至濮越系的民族从南向北 迁徙的走廊地带。这一带至今仍是藏、羌、彝、普米等藏缅语系民族的大本营。黄帝之子昌意是同这一带的蜀 山氏联姻的。氐羌系的夏禹也是高阳氏之后，“禹兴于西羌”，也是兴起于这一带而同巴地的涂山氏联姻的， 直到夏末，桀还与岷山二女碗和琰保持着部族联盟关系。蜀的始祖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也是在阳山上 游兴起的。汉代的蚕陵县，即今叠溪，就是蚕丛氏的根据地。根据史书的说法，蚕丛氏逐步南迁，到灌口（今 都江堰市）出现了第二个蜀祖柏灌氏。发展到鱼凫氏时代则已进人成都平原，今温江县有鱼凫城故址。取代鱼 凫氏的杜宇氏大概是南方朱提（音si，今云南昭通）的濮系族北上与江源（今崇州市）土著结合而成的。开明氏则是荆楚人溯江北上到成都平原，因善于治理洪水而以禅让方式取代了杜宇氏。由此可见，古蜀人族团的形成是岷江上游的氐羌系与南方成都平原的濮越系长期交融的过程。秦灭巴蜀以后至秦汉之际，蜀人又逐步融入到了华夏族即后来的汉族中来。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灿烂的青铜文明，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伟大创造的结晶。出土的青铜立像，大眼、直鼻、方颐、大耳，头上戴冠。据研究，其体质形象与青铜人面像B、C两型的“棱形鼻梁” 形象，有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特征，属现今藏缅语族的先民氐羌系的民族。从它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看，它应是蜀国境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蜀族的形象。而以“蒜头鼻”为体质特征的青铜人面像A型，则具有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体质特征，应是蜀国境内与蜀族结盟的民族抑或被统治民族的形象，应当是属于现今壮侗语族的先民濮越系的民族。直到成汉时期，成都出土的成汉墓陶涌，其面像仍与三星堆一致，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有机联系。巴人中的凛君蛮、板循蛮来源很古，也应属于百濮系统，后来都逐步融人盆地的汉族中，其中的一大支则成为今土家族的先民。大约在隋唐时期，今天四川地区各民族大体形成......余下全文>>

四：巴蜀历史与文化答案

几千年来，勤劳的巴蜀人民在创造农业科技文化的同时，还发明了养蚕抽丝，使巴蜀成为我国的丝绸之源。相传在上古时代，诞生于巴蜀盐亭的黄帝元妃嫘祖首先教民养蚕、造丝、织绸，因其功盖千秋，历代将他视作“蚕神”、“丝圣”，祀为“先蚕”。堪称上古伟大的科学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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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丝绸声名远播，自秦汉至唐宋的千余年间，成都丝织业十分繁荣，是全国丝绸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也是西南丝绸的贸易中心。而今栽桑养蚕遍及省内160多个县，年产茧量居全国之首，生丝出口量为全国之冠。从蜀锦的发展史看，便知丝绸始于蜀，正如《蜀中名胜记》所述：“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鬻花木蚕器，号蚕市。古蜀国的蚕桑十分兴盛，早在汉前，已有蜀锦织造；东汉末，蜀锦已冠绝一时；汉武帝时，文翁治蜀，他竭力提倡栽桑养蚕，为织造蜀锦提供了丰富的丝源，从赵蕤撰写的碑序中可知其对先蚕嫘祖故乡原嫘轩宫进行扩建修葺的史实，直至六朝时才北传至中原，称冠天下。 到三国时，诸葛丞相也自述家有桑树八百株，这反映出当时蜀国的蚕桑业十分普及，于是出现了“江东尚未有锦，而成都独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至是始乃有之”(山谦《丹阳记》)的局面，说明蜀锦已成为蜀汉政权的主要财源，所以诸葛亮亦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锦不仅是蜀国的专利产品，而且独具特色，技压群芳。晋代左思对四川织锦赞不绝口：“百里离房，机柿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蜀都赋》)锦属帛类丝织物，质地光滑，图案精美，色彩瑰丽，需经缫、纺、织等多道工序而成，其使用的织造工具也较复杂。从成都平原出土的汉代画像砖里，可以见到较为先进的斜织机，它至少早于欧洲700年之久。可见，巴蜀人民早就能将蚕丝织成精美绝伦的蜀锦了，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闻名中外的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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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蚕桑源头的嫘祖故里盐亭，历代所产丝绸也驰名全国，如唐朝时，该县的特产“鹅溪绢”就因其纹样结构紧密匀称，层次分明，工艺精湛，深受赞许，被列为朝延贡品；到宋代，文人墨客更视其为写诗作画的精品，文学家、画家文同称赞道：“待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大文豪苏东坡亦有诗云；“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嫘祖圣地不少场镇已变成丝绸的集散地，将所产的“西里绸”(即“西陵绸”的乡音)销往南充、成都等地，一时传为佳话；清乾隆直至民国时期，更是“缫丝织绢，比户机声轧轧……”(《盐亭县志》)，如今，仍有足可与蜀锦相媲美的盐亭鹅溪绢、川北绸等丝绸产品名扬四海。蚕丝业在盐亭的持续发展显示了先蚕嫘祖的深刻影响。由此看来，丝绸之源确非巴蜀莫属。随着盐亭丝绸文化研究的开展，还会给丝绸之源在蜀说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崛起成因提供更多的实物佐证。

3、清代四川境内产生的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

对农业生产技术作科学总结的综合性农书，在唐代大多散失，仅存留下一部月令式的《四时纂要》。

到了元代，编写农书蔚然成风，清代四川境内一共产生了4部总结农业生产技术著作：《农书》可概括为5个部分：一是选种，养种与播种；二是耕作之法，强调初耕欲深，转耕欲浅；三是粪壤之法，强调耕农之事，“粪壤为急”；四是水利事，强调水利诸 事，人事第一；五是牧牛之法，强调对耕牛要喂养得法。该书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的专业著作。它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经验，而且结合四川农事生产特点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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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是乾隆德阳知县阚昌言的《农事说》。全书共分3部分：一曰“因天之时”；二曰“尽地之力”；三曰’尽人之力”。该书是一本具有重要科学技术价值的农业著作......余下全文>>

五：四川盆地文化是不是巴蜀文化

2005-10-24 林向

我们曾指出“巴蜀”作为一个涵盖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包括今陕南、陇东南等）的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形成的，见于《史记》、《汉书》等典籍。殷墟卜辞和周原卜辞中都有“蜀”是可以肯定的，而殷墟卜辞有无“巴”则颇有争议，笔者也并不认同。“巴蜀文化”是抗战时提出来的，建国后的考古发现（如船棺葬、羊子山土台、水观音遗址、铜器窖藏等）使巴蜀文化成为我国的区域文化中主要的一支。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更使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古蜀文明、古蜀国”成为学术热点，至今不息，而且大体上有了一个面目。

那末在四川盆地即巴蜀大地上与“蜀文化”相匹配的“巴文化”怎么样呢？在哪里呢？正是人们急于要探寻求索的，众多的前贤时彦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精力，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遗憾的是“巴文化”至今没有找到如三星堆遗址群（古城）这样高级别的中心遗存，也就没有找到巨大的文化辐射中心，目前还难以把面上的点滴发现串联起来。我想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如愿以偿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科学的探索总是由已知领域向未知领域推进的，“巴蜀文化”中的“蜀文化”既有了些面目，那么“巴文化”的辨认和论证，无非只是时间的问题和方法的问题，笔者愿先就四川盆地（包括成，渝两地）内的“巴文化”作一些梳理，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四川盆地在夏商周时代有“蜀”无“巴”

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载的指引和诠释，历史文献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论证和充实。古代典籍中有关“巴”的记载很多，如《山海经》、《左传》、《世本》、《华阳国志·巴志》、《水经注》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等。其中尤以《山海经》中的《海内经》、《大荒北经》、《海内南经》和《华阳国志?巴志》常为学者们所引述讨论。《山海经》中的“巴”的问题，当另文再议，先来看常氏《巴志》的记载。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历夏、殷、周，九州牧伯率职。周文为伯，西有九国。”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注中曰：“此云‘九国’，指《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合巴国为九也。”“‘巴’是四川盆地内建成国家最早的民族，周初已有封爵，殷末其国邑当尚在鱼复西近之故陵”。接着又说“‘蜀’即蚕丛、蜀山氏之国，殷末尚未进入成都平原，亦未建成国家”。本来“蜀”是四川盆地的古国，常璩也是承认的，《华阳国志?蜀志》载：“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我们知道任先生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是在1984年整理付印的，所以他只看到当时被认为是“巴文化”的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而不及见到包括“古蜀文明”的重大发现，如夏商周时代广汉三星堆古城、成都十二桥、金沙等诸遗址以及成都平原龙山时代“宝墩文化”（也许同时可称为“先蜀文化”）的古城群发现了，显然是由于资料不足，故任先生关于“蜀尚未建国”确为误判。

关于船棺葬并非“巴文化”所专有，已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所论证，笔者曾指：在成都平原、蜀国腹地大量出现船棺葬，又往往不是独自构成墓地而与其它土坑木椁墓并存，使巴人墓葬说或巴为秦戍蜀说遭到怀疑，有的学者倾向于巴蜀境内某些小民族的葬俗，或某社会阶层如武士的葬俗。鉴于考古新发现，笔者曾在1989年提出：“蜀为商之西土”、“蜀为周初西南强国”，“这‘蜀’正是指的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因为三星堆遗址证明“在四千年前已具备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城市、冶金、宗教礼仪建筑和文字符号”等等推论。可惜任先生就在是年仙逝，未及见到拙文而有所教益，甚感遗憾。近年来成都平原又有许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余下全文>>

六：巴蜀符号的研究

1921年前后，在成都北郊的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出土了带有巴蜀符号的古铜器近千件。这是有关巴蜀符号的第一批文物，当它们被发现之时，即被哄抢一空，后来又辗转流落到收藏家手中，收藏家们对这些有着神秘符号的青铜器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是夏代中原文物，而那些符号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夏代文字。这种观点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到澄清，这些古铜器经过卫聚贤先生努力收集，1942年在他所办的《说文》杂志上公布了一批资料，认为这些青铜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物，并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这是巴蜀符号最早的公开记录。至于那些古蜀人留在青铜器上的符号或图案，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巴蜀符号”的正式命名。此后，考古学家相继发现了刻有符号的铜戈和印章，这些文字一样的符号也一并被纳入“巴蜀符号”的范畴。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青铜兵器、乐器、礼器，以及各种印章、漆器上至少已经发现三百多个不同的字符，然而，这些或繁杂或简单或直观或抽象的符号被后人破译的寥寥无几。由于“巴蜀符号”的形状非常像装饰性的符号，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把它看作文字，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类似符号被发现，人们意识到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而有可能是巴蜀先民所使用的一种早已失传的古文字。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川东船棺葬的发掘，人们发现出土青铜器、铜印章上不同于中原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大量符号。70年代，又在川东和川西平原发现了青铜器上的铭文。19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巴蜀符号”等概念，王家佑为此搜集的各类符号达300种以上。当时一般认为这些语言符号是川东巴人的创造，仍持“蜀无文字”的看法。但蒙文通认为汉初成都地区文字发达，大文豪层出不穷，据此推断蜀人应有文字。但是巴蜀符号的破译仍然让学者们无从下手，而对巴蜀符号的研究也一度难以打开局面。《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记载的1954年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3件结构形状完全相同的铜印，或许让研究古蜀文字的专家们看到了一线可贵的曙光。在3件长方形的铜印中，有两件均为汉字的“中仁”，另一件则是巴蜀符号，上面似一包袱，下面为并列的两只蝌蚪，有学者分析指出，上面的包袱对应汉字的“中字”，下面的两只蝌蚪代表“仁”。如果这种推测不谬的话，这3件铜印很可能就是解开巴蜀符号的一个切入点。1960年出版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认为，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一类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童恩正等于1976年发表文章，对后一类文字做了科学说明。1982年，李学勤发表文章，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认为都是文字。王家佑、李复华1984年发表文章，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母家西陵氏的文化。这些论著，对巴蜀文字研究新高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1988年，钱玉趾发表《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首倡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的看法，并认为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有关。其后，又对这一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这一新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魏学峰、刘志一等分别著文提出质疑，反对这种看法。古蜀没有文字的看法，已为许多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所否定。林向著文披露了三星堆陶器上的刻划文字符号，三星堆发掘报告和成都十二桥遗址简报均发表了遗址中出土的刻划符号和文字资料，这就促成了新成果的问世。段渝1991年发表论文指出，巴蜀文字不但有两类，而且两类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滥觞的痕迹，并指出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来传播川东，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另外一些考古专家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巴蜀符号”并不是一种文字。有的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看图像以解其语意的图画语......余下全文>>

七：唐林的详细内容

四川南充人。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副院长，高级编辑。1981年毕业于四川省达县师范专科学校（现四川文理学院）英语系。1975年赴巴中县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达县市高级中学英语教师、遂宁市图书馆馆员、《川中文学》编辑、遂宁市文学戏剧创作办公室副主任、遂宁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翻译委员会委员、遂宁市政协委员、《人才与现代化》杂志主编。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原本温柔》，中短篇小说集《家园故事》，长篇纪实文学《都市风景线》、《毕加索传》，小说《初恋少女》、《铁索上》，论文《英语比喻复合词初探》、《试论名利场典故》，译著长篇小说《明星的隐秘》、《丛林梦幻》、《边界上的住房》、《阴郁的女神》等。译著儿童文学《为我唱首歌吧》获《儿童文学》1984年优秀译文奖，小说《这首歌常常令我多悲伤》获庆祝建国40周年全国小小说大奖赛三等奖。曾担任文化部部级课题、四川省软科学课题主研和四川省社会科学普及项目、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的主持人，出版有专著《四川文化之旅》。

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重点学科

省级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是我校的省级重点学科，同时又是省级精品课程。该学科下设一室两所，即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古籍整理研究所和巴蜀文化研究所。现有教师25人，其中教授、研究员12人，副教授6人，讲师7人；取得博士学位者3人，在读博士4人，取得硕士学位者12人；六十岁以上2人，五十至六十岁6人，四十至五十岁6人，三十岁至四十岁6人，三十岁以下5人。本学科学术梯队知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合理，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成员中佘正松教授为省级学术带头人，杨世明教授、周晓琳教授、蔡东洲教授为院重点学科带头人，他们在唐宋文学文献、古代文学文化学研究和巴蜀文化及文学文献方面取得的成就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在省内外学术界拥有较高的知名度。该学科未来四年的建设总体目标是立足西部，面向全国，建立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学科研队伍，培养2至3名在省内外有较大学术影响、研究成果达到国内较高水平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10名左右能够独立主持和承担省级科研项目的学科骨干，并力争入选四川及国家人才培养计划。坚持特色研究，将唐宋文学文献、巴蜀文化及文学文献和古代文学文化学研究这三个方向的研究工作继续深入进行下去，使研究成果进入国内领先行列。力争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同时，在建设好现有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两个硕士点的基础上申报古典文献学博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