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出自

一：【开心学国学】唐代著作<<五经正义>>出自（ ）

就算中国想要收回～如今的俄国会给吗？

谁实际控制谁就牛～

哪有强大的国家给弱国低头的道理 B孙复

二：五经正义的编撰者是谁

孔颖达等。

。

三：《五经正义》是由以下哪一位著名经学家主持编订的经学著作

《五经正义》是唐代颁布的一部官书。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四：五经正义的主要内容

《五经正义》的卷数，因版本不同，说法亦各异。流行的说法是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尚书正义》20卷，《周易正义》14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40卷，《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60卷，共193卷。据《十三经注疏表》(宋绍熙年间黄唐合刊)：《毛诗正义》70卷，共223卷。由中华书局排印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其卷数与此表同，此书附有清阮元撰的校勘，易于读者理解掌握，为目前最佳版本。《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由于经书成书年代早，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又简略不详，给后人学习带来不少困难。于是为经书作传、注之风便盛行起来，常常一部经书就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注。《五经正义》就是要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摒弃其余杂说，对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难解之处，所以《五经正义》便依据传、注又加以疏通解释。可以说，《五经正义》是一部典型的以疏解经的着作。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时，调和毛郑两家之说，作为《诗经》的注。又用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底本，再加疏解，撰成《毛诗注疏》，即《毛诗正义》。《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学，被朝廷立于学官，设博士。《毛诗》出现较晚，是古文经学，至东汉章帝时才得立于学官，其主要着作为《毛诗故训传》30卷，此书为历代古文经学家所推重。东汉兼通今古文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撰有《毛诗传笺》，为《毛传》作注。《郑笺》以宗毛为主，但也并非全部申毛说。其时，他已完成《礼记注》，故为《毛传》作笺时，常用《礼》注《诗》，还用自己的观点注《诗》，阐明《毛传》中不明确之处，或用三家说申毛说，或用三家说难毛说。书成之后，影响颇大，《毛诗》地位日益稳固，三家诗逐渐走向衰微。由于《郑笺》与《毛传》多有异同，经学界或申郑难毛，或申毛难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南北朝时，北朝兼崇毛、郑；南朝崇毛，但郑、毛之异同也是争论的热点。唐代撰《五经正义》时，认为王弼的注独冠古今，选用其作《周易》的官定注本。《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充满迷信色彩，汉代逐渐寝流于谶纬。三国时魏国的著名玄学家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作《周易注》。书中革除汉儒利用五行比附人事，以互体、卦变来牵强附会、按文责卦的弊端，注重领会和把握《周易》中所包含的根本义理。他还用《老》解《易》，以玄理统易理，利用注《周易》而阐发玄学思想，使《周易》面貌为之一新，远远高于汉儒解《易》的水平。王弼的《周易注》中包括《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另有《传》的《文言》、《彖辞》、《象辞》三部分。其余《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部分由晋人韩康伯继承王弼思想而续注，这一部分韩注被合于王弼注中，收入《周易正义》中。《五经正义》为《尚书》选取伪孔安国传为正统注本，遭到后代学者非议。汉初，社会上通行伏生传《尚书》29篇，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又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尚书》，由孔安国整理献出，为《古文尚书》。魏晋之际，《古文尚书》亡佚。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奉上孔安国的《尚书传》及《古文尚书》58篇，其中有33篇与《今文尚书》大致相同，另多出25篇。在当时无人怀疑其真实性，至唐代修《五经正义》时也自然选其为正统。至清代，已考定《尚书传》与多余的25篇《尚书》均为伪造。《尚书正义》中经的部分即包括与《今文尚书》相符的33篇和伪造的25篇，传文即是伪造的孔安国的《尚书传》。故经学家多认为据伪传疏解的《尚书正义》不足取。《礼......余下全文>>

五：《五经正义》是由以下哪一位著名经学家主持编订的经学著作

《五经正义》是唐代颁布的一部官书。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六：月光为冕,星辰为纱,此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出自吗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理解，分成两派，“爱情说”和“战友情说”。（基情说不讨论。）

不如我们看一下这两种解说彼此消长的历史。

《诗·邶风·击鼓》：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大约在西汉的《毛诗故训传》：

契阔，勤苦也。说，数也。偕，俱也。

“说，数也”，今天人们不是太好懂，其实“说”和“数”是同义词，毛公是以同义词为训。今天“数”字很少用作“说”的意思了，但是还是能找到一些痕迹。比如，我们说“数落”某人，与这里的“数”字就与计数没有关系，而是“说”的意思。又如，我“历数”其罪状，这里“数”字的意思不是说数一数罪状有多少，而是说出来的意思。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今俗语云‘数说’。”

说话的“说”字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还得解释成“数”呢？这是因为先秦时期的书里，大部分的喜悦之“悦”字都写成“说”。《毛传》的“说，数也”，就是告诉读者这里的“说”是“说话”之“说”，而不是“喜说”之“说”。

《毛传》没有说这句诗是说的战友情还是夫妻情，只是解释词义。毛传质略，也可能在当时诗旨没有异议吧。唐《毛诗正义》认为《毛传》的意思是战友之情，清陈奂《诗毛氏传疏》认为《毛传》的意思是室家之情，然而都只能是推测。

东汉郑玄《毛诗笺》：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志在相存救也。执其手，与之约，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几俱免于难。郑玄明确地指出这几句是指战友情。《郑笺》和《毛传》不同之处，就是郑玄把“说”字解释成“悦”，“成说”解释为“成相悦爱之恩”。（战友之间“相悦爱”，现在听起来感觉怪怪的。）其实

郑玄解释成战友情，很关键的前提就是“与其伍” 三个字。《周礼·大司马》：“五人为伍”，士兵以五人为最小单位。郑玄是遍注群经，笺《诗》是在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后， 往往引《礼》证《诗》，其中不无牵强之处。此处郑玄 认为是战友情，就是因为他认为这几句诗是描写军队中同伍兵士的誓约。郑玄为汉末经学集大成者，他的说法成为几百年间的圭臬。

今可考的历史上第一个 解释为夫妻情的，就是魏王肃。清皮锡瑞《经学历史》：“郑学出而汉学衰，王学出而郑学亦衰。”虽不免言过其词，但王肃也确实是遍注群经的大学者，魏晋时期，王肃的影响在经学界非常大。王肃就好跟郑玄对着干。王肃《毛诗》注已经亡佚了，但是《毛诗正义》有引用王肃的解释：

言国人世家之志，欲相与从生死，契阔勤苦而不相离，相与成男女之数，相扶持俱老。

王肃的解释在魏晋曾一度流行，在 现代更是几乎得到公认。但很可惜，王肃最终没赢郑玄，历经魏晋南北朝，王肃之经学最终没能成为学界主流，到唐代官修《五经正义》，《毛诗正义》从郑玄之《笺》，认为是战友情。王肃的很多观点在《毛诗正义》里被批判了一番，包括这一条。

《毛诗正义》，作为官方修订的标准经学教材，唐代到北宋初年一直是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但是呢，战友情和室家情的争论没有停止。宋代，疑古风气悄然兴起。

北宋欧阳修《诗本义》：

《击鼓》五章，自“爰处”而下三章，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毛氏无说，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今以义考之，当时王肃之说为是，则郑于此诗，一篇之失太半矣。

欧阳修挺王肃，认为是写夫妻情。他在认定这首诗的背景为《小序》所说州吁从陈、蔡伐郑之事的基础上，举出了两条理由：一，州吁是弑君篡位，不得人心，《小序》说的“众叛亲离”指的是州吁不为士兵们人心所向，郑玄理解为军伍之士互相背叛逃离是误解；二，从历史记载来看，这场战役只是围困郑国五天就走了，兵不血刃，士兵们没有四散奔逃，相互背弃的道理。欧阳修是在深......余下全文>>

七："变则通,不变则壅;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此句出自何处？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它的庞杂而高深，这也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它所成长的年代久远，自然是枝条妙密，干叶缤纷，又加上那些攀附丛生在树干外表的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随便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可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的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92;是儒家或孔孟之教。既如历代用于政治学术思想的，实质上，也是掺杂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也并非完全是儒家学说。 讲到文化，应该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只要精细一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先不说三皇五帝等的堂皇尊号，只要从众所周知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开始，那个时代首先所建立的文明，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这些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就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把它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形成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好像只有读书的儒生们所代表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那完全是误解的结果。 如果说自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由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形成孔、孟的儒学，因此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如何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来做大事，必须知道博古通今，怎样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不负平生所学，但很遗憾的是，从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陛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反是号称有「致君尧舜」之道，岂非春秋大梦。由此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乃至如「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便变成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了。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很保留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成为周延贯串中国文化诸子百家中的经络作用，永远不能脱离它的范畴，等于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生命活力而无生机了。师儒之道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衍变 从周武王姬发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封建制度，并非犹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订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时势的趋使，无论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既如周初封建体制和师儒之道的精神，经过几百年以后，也便衰落而变质。 到了春秋时期开始，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做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是传承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时期的鲁国，还能保留周鲁儒术最为纯朴风气，这也就是后世和现在所说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