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子女

一：于右任妻子儿女

于右任，原名为伯循，字诱人，汉族，陕西人。于右任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书法家。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

于右任子女一共有四个，其中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叫于望德，早年就到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进行学习，获得了法学士的学位。后来又到了伦敦大学进行学习，又获得了政治学的博士学位。于望德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爱丁堡支部书记，后来回国之后在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进行教学。

于右任二儿子叫于彭，字仲岑。于彭毕业于金陵大学，在美国和英国都有过留学。在台湾曾经担任过外交部的专员、情报司的副司长、行政院参议等职位，担任过台湾驻秘鲁大使馆参事等外交职务。于彭也曾经代表台湾参加过牙买加的独立庆典，为台湾外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0年1月开始，于彭担任了中华民国驻洪都拉斯的大使。

于右任小儿子叫于中令，出生在重庆，在大陆解放之前，跟随父亲于右任去到了台湾。之后，又去了美国留学，是一个非常又名的计算机专家。于中令态度谦虚随和、谈吐举止温和优雅，颇具有学者的风范。

于右任的女儿叫于芝秀，关于她的介绍并不多，她是屈武的妻子，提到屈武估计很多人就有点印象了。

二：于估任有子女在大陆吗

于右任到台湾时，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在陕西原籍，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中令时年仅十余岁，后也送去台湾），次子于仲岑在台湾，大儿子于望德在南美。

——所以只有女儿于芝秀在大陆，于芝秀的丈夫就是屈武，文 革时，于芝秀受到迫害去世。

三：于右任的子孙现状儿女在哪

1949年，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而结发妻子和儿子却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

四：于右任简介 于右任子女都有谁

于右任（1879.04.11—1964.11.10），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斗口于村，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

于右任早年是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和复旦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校董等。[1]

中文名

于右任

外文名

yu you ren

别 名

伯循、骚心、太平老人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

出生日期

1879年4月11日

逝世日期

1964年11月10日

职 业

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毕业院校

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

信 仰

三民主义

主要成就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

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

上海大学校长，复旦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校董

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

代表作品

《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标准草书》等

祖 籍

陕西泾阳

五：1949年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后 他的妻子和儿女现在怎样了？谁知道？谢谢

11月26日奉召到重庆，28日离渝，29日被迫飞抵台湾；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

六：赵黎平被执行死刑妻子儿女去了么

你好，朋友，很高兴为你解答问题！我只能说这个领导 ，跟的下属不只是一个，好像是很多的，如有不足，可以继续追问，如果满意请采纳，谢谢，

七：瞿独伊的忆父母

瞿独伊是革命老前辈瞿秋白杨之华的爱女。现今93岁。经过多次交谈，这位不愿张扬的老大姐同意记录下她讲的故事。瞿独伊的生父是浙江闻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他同杨之华结婚后，决心不依赖家庭自谋生活。但是，当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谋生之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的引诱，政治上不求进步，生活上甚至不检点，这使杨之华怨愤之极。独伊说，妈妈于1921年生下我之后取名独伊，意思是说，我只生你一个，决不再生。1922年，杨之华在上海参加了妇女运动。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年上海大学的校长是于右任。经向警予推荐作为社会学系的系主任瞿秋白认为他的学生杨之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决定做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两个人感情日益加深。杨之华对瞿秋白也十分倾慕，但考虑到自己结婚生子，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办好。她决定回浙江萧山老家暂时回避一下。在此情况下，瞿秋白认为，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她？于是赶赴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干脆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一起商谈。于是，他们三个人开始了一场认真的、戏剧性的、奇特的“谈判”。谈判结果同时刊登在当年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友好启事。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典礼。瞿秋白亲自雕刻了一方“秋之白华”的印章，留作纪念。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瞿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杨之华。独伊回忆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的父亲瞿秋白话不多，很温和，戴着眼镜，很清瘦。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爸爸’。让我叫‘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的，而他就亲切地称我‘小独伊’。在我的心目中，瞿秋白就是我的慈父。”1 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在此情况下，中共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1928年6月18日—7月10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中召开。当年参加“六大”的正式代表有：瞿秋白、任弼时、周恩来、罗亦农、杨尚昆、陆定一、苏兆征等第一代革命领导人。7岁的瞿独伊也随父亲进入了“六大”驻地。今天，唯一到过“六大”驻地尚活在人世间的只剩下瞿独伊。1928年4月，参加“六大”的代表分别从上海登程。瞿秋白和罗亦农同志属首批从国内出发赶赴莫斯科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幸的是，罗亦农同志尚未启程，就被叛徒出卖，惨遭枪杀。1928年4月29日瞿秋白打扮成商人前往莫斯科。杨之华时任中央委员，也是“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杨之华同另一位代表，即罗亦农烈士的妻子李文宜为伴一起从上海动身。在那反共势力十分嚣张的情况下，杨之华不知把独伊放在何处为好，只好带上她随行。杨之华和李文宜一身贵夫人的打扮携独伊从上海外滩秘密登上苏联的货船。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颠簸抵达大连。然后乘火车经哈尔滨到满洲里。在哈尔滨期间，为了掩护“六大”代表分批出境，杨之华经常带着独伊陪同男同志外出活动。每次外出之前，杨之华都一再嘱咐独伊：“如果遇到盘查，有人问起叔叔，你就大声喊‘爸爸’，一定要记住。”独伊乖巧地点点头，也真的照办了。次数多了，独伊不禁好奇地问：“妈妈，我为什么会这样叫‘爸爸’呀？”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开幕到7月10日闭幕共22天。会议期间瞿秋白承担大会领导工作，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和《政治决议》，并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在批评“左倾”盲动主义时，瞿秋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诚恳地希望代表们对他犯的......余下全文>>

八：历史上所说的27个博尔仕维克，到底是那27人？

在中国共产党史上，有一批人被俗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这称谓的起源和这些人的人生历程与归宿又是怎样的呢？ 说起‘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首先得追溯到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因此，这所大学才会以孙中山的名字出现。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国民党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学生。可以说，中山大学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 比如，在中山大学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生名单中，就有如下一些人的名字： 蒋介石之子蒋经国； 冯玉祥之子冯洪国； 冯玉祥之女冯弗能、冯弗伐； 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 于右任之女于秀芝。 当然，与一般人不同，这批国民党要人的子女都是以“保送”的方式被送进中山大学的。与这些“幸运儿”相比，其他人则只能通过另外两种方式实现去中大的愿望：报名考试，接受选拔；或由组织上秘密推荐选派。 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历程。但是，中山大学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其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在中山大学诞生的。 根据普遍的说法，都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诞生的。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有28个人投票赞成党支部局的意见，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 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还存在一些错漏之处。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其实那时候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早在1929年3月，王明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 因此，可以这样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 也就是说，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没有参加那次大会并投赞成票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 事实上，人们是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来讥讽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 笔者曾经看到过六七份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其中涉及到52个人。在不同的人所开列的不同名单中，具体人选各有不同。但耐人寻味的一点是，所有开列名单的人几乎都是当时就读于中山大学的实地见证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众说不一的情况，原因即在于“二十八个半”并不是完全根据“十天大会”的表决情况而确定出来的。 那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究竟具体指谁而言呢？ 一般来说，在所有的名单中，至少有两个人是可以确定的：一个是“二十八个半”的头头王明，另一个是被称为“半个”的徐一新（原名徐以新）。当然，根据各种资料来看，另外27个人的名单也是不难确定的。 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以下29个人而言的，他们是：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余下全文>>

九：卫聚贤的生平履历

卫聚贤(1899—1989),字怀彬,号助臣、耀德、卫大法师等,曾化名鲁智深、韦痴子等,山西运城万泉(今万荣县)皇甫乡北吴村人。卫聚贤是民国著名学者,其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亦堪为其时学界之一怪。他拔起于逆境,以自学出身,终有志者事竞成,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得王国维等亲炙,后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鸣世,著述颇丰,且是学界中的组织者,但以其所论多怪异,研究方法又不同常人,加上他后来离开大陆,于是更为人所罕知,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于是他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块“化石”了。 发奋读书,有志者事竞成的楷模卫聚贤的身世真是凄凉,他本是甘肃庆阳县西峰镇人。明清一代西北民族矛盾冲突,回、汉两家血争不已,卫氏的外祖父即是侥幸存活下来的一家磨坊主人,其女名苏春梅,嫁庆阳安氏为妻,生有两子,后以西北饥馑,安氏一家家破人亡:安母饿毙,安氏病故,其两弟一自杀一逃逸,只留下妻孥三人无以为生。时有山西万泉北吴村财棍卫世隆因积欠财资遁人庆阳,在一家杂货店充店员,后积攒本钱,加入股本,做了这家小店的经理,但美中不足,卫氏“命克”,曾先后娶有两女,皆自杀命归黄泉,膝下亦无子女,及闻苏春梅寡居在家,遂往聘之,纳为妻室,并将苏与前夫所生子易姓为卫氏,视为己出。这两个“拖油瓶”的男孩,长者名考娃,幼者名双考,双考即卫聚贤之小名,“聚贤”是他后来自择的名字。卫聚贤自幼在继父的店里做学徒,7岁始人私塾,后在庆阳读小学,以营养太差,记忆力受损,时被老师和继父杖责。18岁时随继父返山西家乡,继续高小,又以家中拮据被继父数度中止学费而辍学,不得已乃兼本乡小学初小教师勉强维持学业,后打听到运城二师每月可发给二元津贴,遂赴该校就读,然不久即因在“五四”运动中支持被开除同学被校方勒令退学,仍返本乡小学执教。卫又自幼在继父监督下习商帮账,白天要书写流水账至四五十页,晚上还要点钱过账,以至身心俱伤,致体格亦发育不全,后来他每忆及此,不寒而栗,称之为其一生“三噩梦”之一(即幼时遭人殴打、成人时的失业)。后卫聚贤终无意承继父业,私逃出家,以不惜失去经济来源的代价发奋读书,他先到太原警察教练所谋职不成,欲报考太原工专又以曾参加学生运动的“前科”不被录取,后在母亲暗中资助下借助同学卫怀彬的文凭(其后遂以之为其字)考上太原商专。卫聚贤在太原读书,可谓“蓬头垢面而读诗书”,时其继父已故,承继家业的兄长仍无意负担其弟的学业用费,卫聚贤只好靠借贷求学(至抗战前才算偿清),其艰苦备尝的窘境,竟有如每遇开学则“负衣裸行”,即无力支付交通费又舍不得穿校服,其平日衣裳已是鹑衣百结矣;每赴食堂就餐,必选食最便宜的饭菜,冬天更索性借校炉煨羹汤以代饭菜,如是多年,竟成习惯。他后来任职于中央银行,月薪200余元,亦节俭若是,人咸以为怪,而卫聚贤尝谓:生活简易则脑筋简单,于事业学问大有益,若讲究三碗八盘,调味太重,致脑筋复杂,则多所顾虑矣。卫聚贤又以穷窘不能多用纸张,后写字习惯便字体微渺,写信也从来不逾两页,人谑戏其人大而字小,人胖而字瘦(其貌似济公,人又称之为“卫道法师”,其亦以“卫大法师”自况、.以为“两不相称”云云。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怪才卫聚贤太原读书原本亦热心于社会活动,后以参加学生会活动失意,转而钻研古史,又索性中止学业赴北京投考师大历史研究所,却因该所从不招收外校学生而罢, 他遂在师大旁听,兼在私立新闻大学就读。1926年,他又投考其时中国第一流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而此时卫聚贤并无一张正式文凭可以出示。考试时,史学泰斗王国维先生观其作文题目为“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问其做该题取何材料?答以《国语》......余下全文>>

十：清朝末年海南王是谁？

【清朝末年海南王】王斧

【王斧简介】

王 斧（1880～1942）号斧军、玉父。广东琼山（ 今属海南省）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暹罗分会主盟人兼《 华暹日报》主笔。1911年底被广东都督府任为琼崖安抚使。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组织南路民军讨袁，与龙济光作战，任民军总参议。1921年任国民党琼崖办事处长。1928年任琼崖行政专员。1930年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纂，监察院监察委员。1938年奉命以监察委员参加军事委员会第四军风纪巡察团，并任代理主任委员，领陆军中将衔。1939年春赴重庆，1942年5月2日在重庆逝世。

【乱世“海南王”王斧】

1921年，王斧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琼崖办事处处长”，推广党务，被陈炯明驻琼部队威胁压迫，不能如愿，于是迅速返回广州；孙中山又让他筹划“琼崖改省事宜”。1922年夏天，陈炯明正式叛变，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王斧则入京，继续行使议员职权。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以他有功于国家为名，颁给王斧“嘉禾”奖章，他却登报声明不受。接着是1923年曹锟贿选大总统，王斧坚决不肯比附，拒收五千大洋的贿金，然后南下护法，最终推倒曹氏。

一、“海南王”竞选失败

1928年，王斧被广东省政府任为“琼崖行政专员”，但辞而未就。1928年底，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王斧于1929年入京，任“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纂”；1930年，王斧出任“监察院监察委员”。

王斧与海南的关系，白纸黑字记载的到此就没有了下文，但据王琼回忆：他们在南京的时候（1937年之前），有一次父亲从海南回来，神情黯淡地对母亲说过“什么‘海南王’呀，竞选都竞选不过人家”之类的话，这样的话，父亲死后，母亲还常常跟孩子们提起，所以她记得很清楚。

王琼的话并非空穴来风。3月17日，住在府城金花村王琼的堂妹、王斧二弟王家诰之女王月明（81岁），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大约八九岁的时候，估计是在1936年前后，有一次伯父回来，我看到府城的大街小巷都张挂着欢迎‘王斧军’的条幅，才知道在海南他是个威望很高的人。后来听说他参加什么竞选活动，因少2票输给了对方，但到底是什么选举，我就不知道了。”

这次竞选，目前还找不到确切的文字记述。但资料显示：陈济棠曾长期主政广东（1929-1936年），且拥兵自重，在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则颇多建树，但在政治上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有“南天王”之称；1936年，陈济棠甚至联合桂系，发动反蒋抗日的“六一事变”，失败后经香港远赴欧洲避难。也许当时南京方面想通过王斧回琼竞选广东省主席，以达到削弱或牵制陈济棠势力的目的。

二、平生惟嗜老古董

1938年，王斧奉命以“监察委员”参加军事委员会第四军风纪巡察团，并任代理主任委员，领“陆军中将”衔，奔走于桂、粤两省之间。次年春赴陪都重庆，1942年5月2日因患高血压症病逝于歌乐山中央医院。

沈裕民在《王斧先生传》中对他评价甚高：“先生秉性刚劲，不与世俗苟同；然待人指物，则和蔼可亲；对于青年后辈，诲导尤谆谆不倦。虽服官日久，而无官场习气。平居无所嗜，惟于古董，以其有关民族历史文化上之价值，则搜藏不遗余力，且识力湛深，真赝立能判别，以故有考古家之誉。”

王斧还曾经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集宝展览会”，让观者看后啧啧称奇；抗日战争期间，王斧准备将历年所收藏的金石古董，在港澳地区举行义展，筹款助战，蒋介石闻讯还去函表示赞许，但此事后来因故不能举行。

王琼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父亲确实有收藏文物的爱好，王斧的薪水最高时每月有680块......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