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证据规则

一：证据规则的限定

英美证据法还专门对一些证据的关联性作了限定，大体包括以下的内容：1、有关被告人的品格没有关联性，但存在某些例外：一是如果被告人提出有关其本人的品格证据，那么控方可以提出相反的品格证据进行反驳；二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品格证据不受相关性规则的限制；三是如果提出品格证据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而是为了影响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也可以不受限制；2、被害人品格一般也不具有关联性，但庭审中如果出于准确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之需，可以存在某些例外：一是如果被害人主张在犯罪过程中是无过错一方，而被告人持反对意见，这时可以允许被告人提出有关被害人品格和行为的证据，作为证明当时被害人的行为与其品格存在一致性的重要佐证；二是控方也可以提出维护被害人的品格证据，但必须在被告人对这一问题提出相关证据后，对方可提出相反的证据；三是在性犯罪案件中，有关被害人过去性行为方面的名声或评价不具有关联性；3、被告人的前科或先前的类似行为一般不具有关联性，除非它构成被指控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4、特定的诉讼行为。譬如：曾作过有罪答辩，后来又撤回；5、特定的事实行为。如事件发生后某人实施补救措施的事实就不得作为该人对此事件实负有责任的证据加以采用。

二：证据规则有哪些功能

规定的举证原则呀.

而且与正觉相关的事项,例如举证期限,证据种类等等.

三：证据规则的优势证据

中国现阶段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可以被界定为“明显优势”法院根据“明显优势”。来判断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提出的相互矛盾的证据，这一裁判准则即为“优势证据规则”。该规则从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有一些审判人员至今仍并未有完全理解和正确运用这一规则。 1、优势证据证明要求是诉讼公正的保障。法官依据证据认定的事实状态只是一种形式真实状态，而符合案情原始面的事实状态才是实质真实的状态。法官最后在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应尽可能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相近似，最理想的境界是二者完全相符。二者误差越小，表明裁判越公正。二者误差越大，则越不公正。长期以来，我国诉讼法学界把“实质真实”作为民事诉讼证明要求的追求目标，认为只有这样认定事实，裁判结果才是公正的。尽管程序公正从本质上要求完全真实地再现案件事实的原始面目，法官也希望形式真实与实质真实之间没有误差，但这种愿望往往是办不到的。所以说，向法院提出要求法官查清“绝对真实”是不现实的。由于法官最终确认的事实是从法律机理或事实逻辑出发作出的推断，并不以当事人感知的实际过程为准。因此，证据所具有优势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再现的待证事实状态与这一事实状态相符合的程度，在证据不能完全证实真实状态确已发生时，法官只能根据证据所反映的事物的发展的高度盖然性作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判断。这时的形式真实与实质真实有可能并不一致甚至相反，但在这个前提下依据优势证据证明要求认定待证事实正是诉讼公正的真正表现。如果一味追求客观真实，法官必须抛弃当事人所举证据，依职权深入调查取证。对待证事实先入为主，执有偏见，反而使诉讼进程结果有失公正。2、优势证据规则是追求诉讼效率的必然结果，当事人将通过诉讼纠纷的解决视为交易关系的一种延续。其目的是借助法律手段使自己合法正当的利益尽快最大限度地回归。如果诉讼中不讲求各主体行为的速度和效率，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及时回复正常，就背离了诉讼的目的。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下，法院将国家对经济控制的作用延伸到民诉讼中来，过分注重了民事案件的社会公众性效益，盲目追求过高的证明要求，使案件事实人为地复杂化而且难以确认。比如有的律师为了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每次开庭都申请再补充提交新的证据，使得案件无限期的延长或中止审理。导致审理周期过长，诉讼效率低下。由于纠纷已诉诸法院，大量的社会资源长期被置于静止状态，影响了经济秩序正常高效的运转。证明要求的高低与案件事实不明现象的多少是成正比的。追求真实固然是诉讼证明的目标，但绝不能因此而牺牲诉讼效率，而且法官对待证事实的判断审查受到审限的制约，不可能长时间地深入探求客观真相。确立了优势证据证明要求后，一旦证据具备了明显优势便可以及时地结束举证活动，以此确保公正与效率得到有机统一，形成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的良性循环机制，同时又稳定了民事法律关系，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运行。 注意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运用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对证据规则作出既反映诉讼规律又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界定。这里尤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中国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法官职权运用。由于法官积极运用职权查明案情，对证据规则的要求应当较之英美等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如相关性规则，不需要如英美那样对相关性（如品格证据的相关性）限制严格。同时，还要考虑到，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一些特有的做法，这些东西既不存在于当事人主义诉讼，也不存在现代于职权主义诉讼中。如被告不享有沉默权而负有供述义务，那么在证据规则上对口供自愿性的要求与国外应有较大区别，否则将和法定诉讼制度与证据制度相冲突。二是刑事诉......余下全文>>

四：传闻证据规则的主要原则

虽然现代证据规则的某些内容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它们真正开始发展却是源于17、18世纪的一些普通法判例。这些判例所创设的内容包括一些限制证人资格的规则和一些排除规则，前者早以消失；但后者如排除意见规则、品格证据规则以及传闻证据规则，这些普通法规则虽然经历了19、20世纪的一些制定法改革，却一直存留。其中，传闻证据规则（或者叫反传闻规则）及其衍生的诸多例外，已经成为当今英美证据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最早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国家是英国。这和英国的陪审制度密切相关。在英国，最早的陪审团是一种“知情陪审团”，其实相当于的证人，陪审员了解案情的途径并不重要，无论是他们直接得知还是道听途说，都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除非有人证明其来源不可靠。如果在判决作出之后，发现陪审员是在酒馆里或其它地方听一个醉汉或者其它不值得信赖的人说的，那么判决就会被推翻。后来，法官意识到运用传闻证据定案的危险性，开始禁止传闻证据在诉讼中使用。在十七世纪后期（1675-1690年），正式形成了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规则（theHearsayRule）又称反传闻规则（theRuleAgainstHearsay），是指在审判中一般不能采纳传闻证据，已经在法庭上提出的，不得交陪审团作为评议的依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2条规定：“传闻证据，除本法或联邦最高法院依法定授权制定的其它规则或国会立法另有规定外，不予采纳”。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典》第59条规定：“不得采纳他人先前陈述的证据，以证明该人陈述所宣称的事实”。有学者认为，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独有的规定，大陆法系从来无类似的规定。这种观点若在早期来说是正确的，传闻证据规则确实为英美法系所创，在同时期的大陆法系并无传闻规则，一切传闻证据都可以作为在法庭上提出，是否采纳由法官自由心证决定。中国有学者认为，大陆法系也有传闻规则，“传闻规则是指在大陆法的证据法原则上不排除传闻证据，只要能证实其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即可。”这纯粹是一种曲解。但是，传闻规则对大陆法系的影响却不可否认。赫尔曼教授曾指出，在德国刑事诉讼中，有三项原则与传闻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相关，即听取陈述原则、口证原则和直接原则。随着书面审理制度在大陆法系的废止，直接言词原则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得以确立，根据该原则，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必须出庭作证，这与传闻证据规则可谓是“殊途同归”。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0条规定：“对事实的证明如果是建立在一个人的感觉之上的时候，要在审判中对他进行询问。询问不允许以宣读以前的询问笔录或者书面证言而代替。”台湾2003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规定：“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之言词或书面陈述，除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作为证据。”深受美国影响的日本《刑事诉讼法》干脆在第320条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传闻证据规则”。所以，直接审理主义与传闻证据规则的落脚点是一致的，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因为诉讼模式的不同而引起的程序差异。也就是说，在程序方面，传闻法则主要是强调的是当事人的反询问权，而直接审理主义则强调法官询问证人。因此，有学者认为，“直接审理主义加当事人之反对询问权即变成传闻法则。” 关于设立传闻证据规则的理由，存在着诸多说法。英美传统经验认为，证人陈述证言通常必须遵守三大条件：宣誓、到庭以及接受交叉询问。有人认为，“为保证能遵守这三个理想条件，才设置了传闻证据规则”。由于英美法系对传统的宣誓义务有了放宽，证人不宣誓也可以提供证言，所以宣誓并不能构成排除传闻的理由。笔者认为，传闻证据存在的首要风险可能是存在陈述虚假的危险，这应当是排除传闻证据的最初......余下全文>>

五：论述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它不是一般的原则和制度，而是诉讼实践中可以操作的尺度。长期以来，缺乏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法的有效运作，保证诉讼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证据规则的历史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判断证据主要使用神明裁判的方式。在这个阶段，审判不需要盘问证人、逼取口供或者提取物证，惟一的判断方法就是神的启示，所以这时的证明是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的。

欧洲中世纪以后，法定证据制度代替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律明确规定了证据的判断标准，法官只能根据这些规则来判定案件事实。没有法律规定的证据，不能作出有罪宣告；如果具有一定的证据，不管审判者内心判断如何，都必须作出有罪判决。因此，这一时期是完全依赖证据规则认定证据的。

十三世纪以后，英国建立了陪审制度，实行公开审理，并且由诉讼双方互相对抗。为适应陪审审判的要求，保护被告人的利益，法律对证据的可采性开始重视，以防止无用或者不适当的证据出现在法庭上。这样，对证据的可采性和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规定越来越具体，证据规则开始出现。

在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即基础性规则、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其中，基础性规则以肯定的形式规定了何种证据具有证据资格，证据排除规则从否定的角度排除了具体材料的证据资格，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则从被排除的证据种类中又有选择地赋予了部分材料的证据资格。因此，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实质上是对基础性规则的修正和补充。

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中，相关性规则被视为规范证据资格的“黄金规则”。根据相关性规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任何与待证事实具有相关性的材料都具有证据资格。为适应陪审团裁判制度，普通法传统上又通过逐案经验的日积月累进一步沉淀形成了一系列排除证据资格的具体规则。由于这些规则是在相关性基础上排除了特定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故此，可以被笼统地称之为证据排除规则。

通过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限定证明中可以运用的材料范围，防止无关的、多余的、容易被夸大的证据材料进入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证明中单个证据的可靠性，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诉讼进程的秩序性和可预测性。但是，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终究是以规则判断取代了个人理性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规则判断所必然产生的弊病。因此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可采性问题上，法官的作用和权力在不断增强，证据的可采性开始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法官的判断和裁量而不是证据排除规则的预先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证据规则的不重要。相反，证据规则仍然是规范证据资格的主要依据。因为，尽管法官有权排除依据证据规则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他却不能超越证据规则将排除掉的证据资料纳入法庭调查程序。在此意义上，法官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仍然是在证据规则约束下进行的，而且，在承认法官对证据价值进行评判的制度下，证据规则实际上是法律约束法官裁量权的最后防线。

在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对法定证据制度中各种形式性规定的极端反感，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立法一般不对各种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作为法庭证明的证据使用作具体的规定，而是授权法官根据具体的情况自行取舍。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具体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基本上是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殊少明确的证据规则可循。

从发展趋势上看，两大法系的发展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强调法官裁量权的传统上，开始通过立法确立了一定数量的规则，促进了证据资格的法定化。英美......余下全文>>

六：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关系如何?

证明能力是指证人是否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或相应的利害关系来作证，证明力主要是指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丁证据三性问题。

七：辛普森杀妻案的案件疑点

检方呈庭的重要证据之一是血迹化验和DNA检验结果。刑事专家一致同意，血迹化验和DNA检验的结果不会撒谎，但是，如果血迹受到污染、不当处理、草率采集或有人故意栽赃，那么它的可信度则大打折扣。在辛普森案中，这些毛病全都存在。检验结果表明，所有疑点都聚集在辛普森一人身上。凶杀现场两处发现辛普森的血迹；现场提取的毛发与辛普森的头发相同；警方在现场和辛普森住宅发现的血手套是同一副，两只手套上都有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迹；在辛普森住宅门前小道、二楼卧室的袜子和白色野马车中都发现了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迹。这样，检方证据堪称“血证如山”，辛普森涉嫌杀人似乎已是无法抵赖的事实。但是，辩方阵营认为这些“血证”疑点极多，破绽百出。首先，袜子上的血迹非常奇怪。辩方专家指出，这只袜子两边的血迹竟然完全相同。根据常识，假如袜子当时被穿在脚上，那么袜子左边外侧的血迹绝不可能先浸透到左边内侧，然后再穿过脚踝浸透到右边内侧。只有当血迹从袜子左边直接浸透到右边时，两边的血迹才会一模一样。换言之，血迹很有可能是被人涂抹上去的。在庭审时，检方出示了几张发现血袜子的现场照片，可是照片上的时间顺序却自相矛盾。案发之日下午4点13分拍照的现场照片上没有这只血袜子，可是4点35分拍的照片却出现了血袜子。那么，血袜子究竟是原来就在地毯上？还是后来被警方移放到地毯上？对此问题，警方的答复颠三倒四，前后矛盾。另外，辩方专家在检验袜子上的血迹时发现其中含有浓度很高的螯合剂（EDTA），辩方律师提醒陪审团，案发之日，警方在抽取辛普森的血样之后在血样中添加了这种螯合剂。其次，从现场勘查报告看，身高体壮的戈德曼曾与凶犯展开了一场血战，他的随身物品——一串钥匙、一个信封、一张纸片以及一个呼叫机——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这说明打斗的范围很大，搏斗很激烈。戈德曼的牛仔裤上有血迹向下流的形状，说明他不是在极短时间内死亡，而是在负伤之后仍然挺身而斗，拼死抵抗。他被刺中了30余刀，最后因颈部静脉断裂和胸腹腔大出血致死。据此推断，凶犯浑身上下肯定也沾满了血迹。可是，为什么在白色野马车上只发现了微量血迹？更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凶手下车后，却在围墙前门车道和从前门通往住宅大门的小道上留下了很多明显血迹？还有，假设辛普森穿着血衣血鞋沿前门小道进入住宅大门，又穿着血袜子走上二楼卧室，为什么在门把、灯光开关和整个住宅内的白色地毯上没发现任何血迹？再次，根据血迹检验报告，在现场两处地方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一处在从被害人尸体通向公寓后院的小道上，警方发现了五滴被告血迹，大小均匀，外形完整。但辩方认为，假设辛普森在搏斗中被刺伤，按常理，应该在起初大量流血，过一会儿血量才会逐渐减少，所以，血滴绝对不可能大小均匀。另外，血滴应是在搏斗或走动中被甩落，以撞击状态落地，因此，血滴的外形不可能完整。另一处，是在公寓后院围墙的门上警方发现了三道血痕。可是，检方专家在检验这些血痕时再次发现了浓度很高的螯合剂（EDTA）。最后，辩方专家指控，洛杉矶市警署刑事实验室设备简陋，管理混乱，检验人员缺乏训练，没有按照正常程序采集现场血迹。由于证据样本处理不当，所以检验结果令人生疑。比如，按照正常程序，在采集血迹样本进行DNA分析时应当先用棉花沾起血迹样本，待自然风干之后才能放入证据袋中，可是，警方检验人员在血迹尚未风干时就已将样本放入证据袋。据此，辩方律师舍克毫不客气地表示：警署的刑事化验室简直就是个“污染的粪坑”。 检方呈庭的重要证据之二，是福尔曼在辛普森住宅客房后面搜获的黑色血手套。可是,这只血手套同样疑云密布。首先，根据福尔曼的证词，当他发现血手套时其外表的血......余下全文>>

八：何家弘的学术成就

“错案为何能复制”，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4月26日 “刑事司法大趋势”，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严惩不如严查”，载《法制咨询》2009第4期“反腐败：在严惩、严查与严防之间”，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7期“论法律语言的统一和规范——以证据法学为语料”，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用品格证明人身危险性的探索——评刘立霞博士的新著《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2期“论推定概念的界定标准”，载《法学》2008年第10期“论推定规则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8期“从自然推定到人造推定—关于推定范畴的反思”，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6期“从‘硬审讯法’到‘软审讯法’”，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17期“论职务犯罪侦查职权的优化整合”，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20期“享受法学”，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10期“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论纲”，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奥运规则》专题报道之一 奥运·法治·民主”，载《民主与法制》2008年第15期“提高渎职犯罪的‘风险成本’”，载《先锋队》2008年6期“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何家弘、何然合著）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2期“从法律走向法治”，载《民主与法制》2008年第5期“证据法功能之探讨——兼与陈瑞华教授商榷”，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检警关系”，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3期“论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论司法证明的基本范畴”，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1期“多种些活树 少谈些森林——也说‘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1期“中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5期“论证据的基本范畴”，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中国陪审制度的改革方向——以世界陪审制度的历史发展为借鉴”，载《法学家》2006年第1 期“人权语境中的“好人”与“坏人”——从钟南山院士被抢谈起”，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7期“从司法证明模式的历史沿革看中国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载《法学家》2005年第4期“中国特色的检察体制的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再认识与证据采信标准的规范化”，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论司法鉴定的规范化”，载《中国司法鉴定》2005年第3期“刑事司法的十大发展趋势”，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从正义女神的蒙眼布谈起”，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期“司法证明标准与乌托邦——答刘金友兼与张卫平、王敏远商榷”，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秘密侦查立法之我见”，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6期“论检察机关执法观念的更新”，（何家弘、刘为军合著）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3期“文书审与司法公正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论法官造法”，载《法学家》2003年5期。“2002年侦查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3年1期，何家弘，刘品新，刘为军“圈套、诚信与侦查法治”，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6期，何家弘，刘为军“两大法系证据制度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4期，何家弘；姚永吉；刑事证据立法与犯罪侦查观念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中国需要“法治”足球中......余下全文>>

九：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审理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家暴刑事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不分

一般家庭纠纷中也可能存在轻微暴力或因失手而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形，但其在暴力行为目的是否是为了控制被害人、暴力行为是否呈现周期性、暴力的伤害程度是否严重等方面，与家暴有着本质区别。目前，不少审判人员对家暴这一带有特定内涵的行为仍存在认识误区，将其混同于一般家庭内部纠纷，从而导致家暴案件被“均码”处置。比如，有些法官无视被告人的长期家暴背景，仅根据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关系即笼统认定为家庭内部纠纷，然后依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长期施暴的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但这种对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不加区分的做法，实质上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内涵的严重误解。

（二）家暴证据审查、认定难

1.家庭空间的封闭性导致目击证人缺失。有别于普通侵犯人身权利类犯罪，家暴案件通常发生在封闭的家庭空间内部，除了个别案件可能有其他家庭成员目击以外，多数案件在言辞证据上都是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一对一，无其他证人证言予以印证，导致在证据审查和判断上的两难。

2.公安机关介入过迟导致现场证据失真。公安机关作为专业刑事侦查机关，在保护现场，提取证据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但因为一直以来公安机关对家暴介入的消极态度，导致多数受暴人在遭受家暴后，其第一反应往往是求助于家人、朋友等个人社会网络，在求助无效后才选择报警，导致错失第一时间固定证据的机会。

3.心智发育尚未健全导致未成年人言辞证据可采性差。在涉家暴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或为关键目击证人，或为直接受暴人，但由于其心智发育尚未健全，认知表达能力受限，而且容易受成年人的影响，其证言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另外，由于害怕重复取证造成对未成年人心灵上的“二次伤害”，办案人员也无法就相关细节进行再次询问，导致未成年人的言辞证据可采性较差。这种特点在幼女遭父亲性侵案件中尤为常见，被害幼女笔录里对强奸过程的陈述都非常简单，她们的生物学知识不足以支持她们完整描述案发经过，她们对强奸过程的陈述都是诸如“爸爸用他尿尿的地方碰我尿尿的地方”之类的简单描述。

4.强制义务缺失导致特殊职责人员作证态度消极。在发生家暴案件后，社区医生、学校教师、农村调解人员等特殊职责人员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往往是除了近亲属外第一时间接触家暴被害人的证人，但因为当下中国的农村以及部分城市到现在还是开放不足的熟人社会，那些特殊职责人员生于斯长于斯，或碍于情面或害怕作证后遭遇报复，也往往拒绝作证。

（三）施暴与受暴宽严失当

一是对长期家暴当严不严。部分法官缺乏社会性别理念，未考虑家暴案件的特殊性，将一些普通刑事案件的常见从轻情节机械地适用于涉家暴刑事案件，导致对长期施暴的被告人当严不严。

二是对以暴制暴当宽不宽。犯罪学和被害人学认为，加害人和被害人的角色并非是固定不变的，特定条件下，两者会发生角色互换，受害是继而发生的攻击行为的直接促成因素和必要条件。这种角色互换在涉家暴刑事案件中尤为明显。

家暴刑事案件相关制度的完善

（一）建立家暴案件专案专办制度

办理家暴案件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学知识，还需要社会学、心理学等跨学科专业知识；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具有婚姻家庭经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否则就无法理解婚姻案件中双方的心理互动模式和家暴对婚姻的伤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应当参照未成年人犯罪模式设立专门的机构或者安排专门的人员办理涉家暴刑事案件，有条件的法院应当成立专门的家暴合议庭，统一审理涉家暴民事、刑事案件。对于专办人员的选任，应当优先安排具有婚姻家庭经验和......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