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梁实秋

一：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恩怨？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这是他们论战的事实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

宋益乔

论战的起因

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论战中的意气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上一个像样的对手而感到孤寂无聊。现在，凭借直感，他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如果论争被严格限定在以上的范围，双方虽然都动了肝火，使论战意气用事的色彩不免过浓了些，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文艺家在文艺范畴之内进行的。但是，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论战的高潮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余下全文>>

二：梁实秋和鲁迅有矛盾吗？

当然有 非常时期鲁迅算是“主战”，杂文直指社会最黑处 梁实秋却写些与世无争的小文章

向来批评梁的多 不过我认为面对乱世，这是人家的处世态度，咱们没理由评定啊。

三：鲁迅为什么要骂梁实秋是“丧家狗”?

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有很多鲁迅的文章，其中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鲁迅的文章文白夹杂，让人读来似懂非懂，很伤脑筋。唯有这篇简单、通俗、易懂、好记。而且大伙儿很快就“实用”上了。几个小朋友玩着玩着就骂起来，“你丫是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被骂一方也好不含糊，“你丫才是乏走狗，还是丧家的！”如果鲁迅地下有灵，会不会感慨万千，后悔自己没有在文章前面注明：未成年人不得阅读？ 鲁迅，就不用我多啰嗦了。他是现代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梁实秋呢，他的来头也不小，头衔是一串一串的：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梁实秋这人非常勤快，属于笔耕不缀的那种。从1915年发布处女作，到1987年逝世，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2000多万字的作品。不过，梁实秋所做最有影响的事，可能不是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也不是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而是与鲁迅打了九年之久的一场论战。从1927年到1936年，两人围绕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诸多论题，展开了一场互有攻守的持久论战，给读者留下了100多篇文章，多达40多万字，相当于两本厚厚的书籍。 “丧家狗”事件，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插曲。 其实，最初不关鲁迅的事。 1930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梁实秋祖父是官居四品的官员，父亲是首都警界人士，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官二代了。梁实秋本人也很聪明，13岁就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即今清华大学之前身)。在校期间，他与好友闻一多合作发表了《冬夜草儿评论》一书，得到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来信称赞。21岁时，梁实秋留学美国，后进入哈弗大学读研究生，师从美国著名人文学者白璧德，获得哈佛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学位。梁实秋受到白璧德的影响很深，在著书撰文上也有意无意带着精英主义的烙印。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梁实秋就不无傲慢地写道，“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没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能侥幸得到资产，但是他的资产终于是要消散的，真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暂时忍受贫苦，但是不会长久埋没的，终久必定可以赢得相当资产。”“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梁实秋的文章受到了左翼文学理论家冯乃超的批评。冯乃超是广东南海县人，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冯乃超对梁实秋从骨子里弥漫出来的“贵族”气息很反感，当即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 这是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甚至把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走狗”，“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看到这篇文章后，梁实秋撰文《“资本家的走狗”》以示回复。文中梁实秋不无委屈地辩解，“《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 梁实秋当然不仅仅是做辩解。只不过，他的反击更隐蔽，显示出绵里藏针的功夫，“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除此之外，梁实秋在后来发表的《答鲁迅先生》中继续影射鲁迅“通共”、“通俄”，“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余下全文>>

四：鲁迅与梁实秋的关系

他们的文学主张不同，是论敌 鲁迅与梁实秋陆战的焦点在于文学是否有阶级性，梁实秋以为文学没有阶级的界限，“文学史从人心中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而“把文学的题材限于一个阶级的生活现象的范围之内，实在是把文学看的太肤浅太狭隘了”。鲁迅坚持认为，文学是有阶级的。1930年2月，冯乃超载《拓荒者》第二期发表《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对梁实秋发表于1929年9月《新月》第二卷6、7号合刊上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批驳，并送给像梁实秋“这样的说教人”以“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梁实秋遂于1930年2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发表《“资本家的走狗”》一文，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并于同期刊载的另一篇《答鲁迅先生》一文中，影射鲁迅才是拿卢布的某某党的走狗。这样，便有了鲁迅那篇批判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杂文。梁实秋又写文，反击鲁迅为“瘦牛”

除此，论战的主题还涉及关于女子的性格，“硬译”及“不满于现状”等。

五：鲁迅先生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什么意思？

“走狗”、“丧家的”、“乏”，这三个词是一个递进而“骂”的过程。在这场有关普罗文学的战斗中，由于鲁迅站在普罗一边而梁实秋相反，交战伊始，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就由立场划定了，剩下的就是战斗的手段。

在正义的旗帜下，战斗的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胜。鲁迅使用的当然是骂的手段，在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这种骂充满了道德正义感。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国民党当局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气息。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充满大量政治语汇，左翼色彩十分强烈，和鲁迅之前与新月派的论战风格大相径庭。论争双方因为竭力想将自身从潜在的政治迫害和政治裙带中解脱出来，不惜意气用事，甚至实施局部的人身攻击，使论争的本来面目变得愈加复杂难辨。鲁梁论争以对梁实秋贴上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标签而结束，在论战的过程中，鲁迅与梁实秋相互之间的感情事实上都受到了伤害。

梁实秋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甚至觉得自己应当属于无产阶级，并从逻辑上反讽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有一种简单的论理学:非赤即白，非友即敌，非革命即反革命”，非赞同左翼，即“走狗”。

冯乃超给梁实秋扣上“资本家的走狗”这顶帽子后，鲁梁论战开始悄悄发生微妙的变化，意气的成分加重了。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新月》上看了梁的文章后，愉快地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当然，鲁迅对冯的文章也未必满意，觉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因此，决定自己“来写它一点”。

若帮到请采纳，谢谢

六：鲁迅和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论战分别是因为什么

这个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背景。

你所说的三人论战时候大抵是1919-1937年这一时期，这个时期距离辛亥革命结束，处于经济上工商阶层崛起，留洋学士回国，国内政局仍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相对较少，又在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高潮。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刊物和文学作品，有人把他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却只觉得这叫法矫情。不过思想界文学界的高潮确是名副其实。

当时的文学界为我们所熟知的流派大抵分为三个：

1.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最熟知的代表人物便是鲁迅，之后还有瞿秋白（在1930年左联创建之时，瞿秋白为中国主要领袖）。既然称之为左联，其政治倾向必然是偏向共产主义，批判国民政府。鲁迅‘行文尖锐泼辣有目共睹，强烈批判传统生活的残忍和对线制度不足的尖锐讽刺是一直是他文章的灵魂。

2.以林语堂为代表的隐居者。散文称为语丝体，其文诙谐，讽刺并且捎带戏遣，小说反映现实居多，对政事的直接评论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在国内动荡的时局中提供一个精神上的小憩。

3.北京高校教员联盟，胡适便属其中。其出版刊物较为主流，如《文学季刊》更多涉及学术及主流评论。

现在可以进入问题了

1.林语堂：鲁迅与林语堂曾在20年代同在北大任教，届时同是以幽默手法讽刺帝制和封建制，亦可称为战友。之后两人移居上海，面对惨淡生活及现制度的不足，鲁迅以更加犀利尖刻的语言批判之，而林语堂则幽默戏谑的对政治打趣，两人便起矛盾。鲁迅便出多文讽刺林语堂只顾幽默，缺乏社会责任感云云，更是将其与满清遗老相比。

一言以蔽之：鲁迅谈国是，林语堂便讲性灵。

2.胡适：我个人认为胡适的学术成就是他人无法超越的，五四运动主要发起者，白话文奠基人，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国内对自由主义的宣扬，同时他一直提倡实用主义，所发表的政治评论多数较为主流。胡适与鲁迅亦同在北大任教过，并在白话文运动中为坚定的战友。两人矛盾大抵是始于对《新青年》的前途发生分歧。蒋介石时代两人政治见解发生本质性变化，胡适支持国民党政权，希望其统一全国，自己更是地位节节高升，于是鲁迅与胡适的正面论战便开始。

两人论战还有一点，是关于胡适对日军侵华的态度，胡适曾在与记者采访时谈到：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句话被很多人解读为为日本侵略者献策，鲁迅据此多次臭骂胡适。但是我个人认为胡适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彻底停止侵略中国上。

3.梁实秋：鲁迅骂梁实秋大抵是最狠的了。资本主义的走狗便是处在梁实秋老先生身上。本质上是两人对文学的观点不同，其焦点在于文学是否有阶级性，梁实秋以为文学没有阶级的界限，而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的。梁实秋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不把文学当作政治工具自然会遭到鲁迅这样以文字讥讽时事的左翼作家的不齿，把他定位为代表资本主义利益也就不难理解了。

七：鲁迅和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论战分别是因为什么

不客气的说，胡适自己有些嘴贱，屡次发表演说做阿世之谈。他明知蒋介石和一干地方军阀都不怎样，偏巧嘴说，家山失火，鹦鹉之微躯也想衔水救之。我知道他在台湾恰因对抗老蒋说自由，得了人民爱戴，无奈他在大陆的表现确乎右派。

梁实秋的阶级观念，我不知道年轻人有几多了解：指无产阶级为劣败者，反对革命而主张穷人辛苦劳作爬到上层，认为穷苦的大多数人民永远不配赏鉴文学云云。他的人格也恶劣，在白色恐怖下，对鲁迅的共产主义倾向屡有指摘，迹近告密，虽不过以此济文艺批评之穷，怎能摆脱走狗形象。

林语堂，周作人等在那样的艰难时事，偏主张写明朝的性灵小品文，把袁中郎拿来涂个大花脸，和左翼的战斗主张形成文艺大论战。事后证明这一波文人不大有骨头。林语堂算好的，抗战前躲开国难家仇，跑到美国一去不回，不知何故为美国人写大量介绍中国人的文章，对吾国吾民毁誉参半；周作人，智者不识重与轻，直接落了水。

八：鲁迅是怎么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原文如下：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2〕，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3〕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4〕，“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5〕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6〕，《晨报》〔7〕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8〕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9〕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10〕），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四，十九。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2〕指《拓荒者》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刊载的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它批驳了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吧？》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所谓‘正当的生活斗争手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那末，这样一来，资本家更能够安稳的加紧其榨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3〕梁实秋所说的“我不生气”以及本篇所引用的他的话，都见于一九二九......余下全文>>

九：梁实秋驳鲁迅丧家的资产阶级乏走狗

他写了篇鲁迅与牛。很想把这篇长文照录，但我没有这力，用我自己的话说几句

1，他引用了鲁迅的文章如下：

“譬如一匹疲牛吧，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云云

2，他就此挖苦鲁迅：

“一个人，在军阀政府里可以做佥事，在思想界可以做权威，在文学界里可以做左翼作家”

3，他挖苦鲁迅组织了自由大同盟的活动，三四百人只死了一个工人，鲁迅是不卖肉主义。

4，再次有意无意的，他影射鲁迅是共产党：

“鲁迅先生。。。将旧礼教否定了。。。将国家主义骂了，也将无zhfu主义，好zhfu主义，改良主义。。。等劳什子都骂过了，然而偏偏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党没有嘲笑过一个字，不但没有嘲笑过，分明的还在从旁支持着他”

这段话梁先生引自左翼刊物，但其用心如何不同，是不必讲的。

5，梁先生有天才吗？他对鲁迅文章的另类理解，未必都是故意的曲解，实在是其人境界如此，长篇大论亦不足辨，鲁迅只说经验告诉他，不要自己给统治者送死罢了，算是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