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漏洞填补规则

一：合同漏洞的填补规则有哪些

合同漏洞填补主要是靠法官来进行补充，为了限制法官权利过分扩大，法官在对合同漏洞进行填补时，还需要遵循一定的步骤和规则。首先，法官可以依照当事人之间共同的默示的意图或推定的意图补充。具体来说，他可以依合同已有条款、履约过程、交易习惯、善意义务、信托义务等来推定当事人的意图。

一、 依照当事人意图补充

二、 依照习惯补充

三、 直接依照法律规定补

二：合同漏洞填补身边案例

超越法律的漏洞，它的含义是：法律在某方面不但没有具体规则，甚至连规范目的都没有。

比如：同性恋结婚案件。

法律并没有规定同性不能结婚，因为当时的情况，制定法律的人还不可能考虑到有同性结婚这种特殊的情况，所以，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规范目的。这就是一个超越法律的漏洞！希望这个答案对你有所帮助……

三：什么叫合同缺陷？依据合同法规定应当如何补救，并简述法律规定内容

合同缺陷是指合同文件规定的不严谨甚至矛盾、合同中的遗漏或错误。它包括商务条款中的缺陷和技术规程以及图纸中的缺陷。

《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合同缺陷的修正包括漏洞补充和歧义分析。

1．漏洞补充

合同漏洞是指当事人应当约定的合同条款而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无效和被撤销而使合同处于不完整的状态。为鼓励交易、节约交易成本，法律要求对合同漏洞应尽量予以补充，使之足够明确、清楚，达到使合同全面适当履行的条件。根据《合同法》第61条、62条的规定，补充合同漏洞有以下3种方式：

1)约定补充

当事人享有订立合同的自由，也就享有补充合同漏洞的自由。因此，《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补充合同漏洞。即当事人对合同的疏漏之处按照合同订立的规则，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另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作为合同的补充协议，并与原合同共同构成一份完整的合同。

2)解释补充

解释补充是指以合同的客观内容为基础，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并斟酌交易惯例对合同的漏洞作出符合合同目的的填补。解释补充分为两种：

(1)按照合同有关条款确定合同条款虽可相互独立，但更相互关联。例如，履行方式条款与履行地点条款、合同价款等就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如果履行地点不明，但合同规定了履行方式，就有可能从中确定履行的地点。

(2)根据交易习惯确定此处的交易习惯既包括某种行业或者交易的惯例，也包括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的习惯做法。

3)法定补充

在由当事人约定补充和解释补充仍不足以补充合同漏洞时，适用《合同法》关于法定补充的规定。所谓法定补充，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对合同的漏洞加以补充。现分述如下：

(1)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质量等级要求不明确的，最低应当按质量合格的标准进行施工，不允许质量不合格的工程交付使用。如发包方要求质量等级为优良的，承包方可适时主张优质优价。

(2)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执行。工程价款不明确的，根据国家建设标准定额进行计算。

(3)合同工期不明确的，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执行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主管部门颁发的工期定额，按照工期定额计算得出合同工期。法律暂时没有规定工期定额的特殊工程，合同工期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报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定额管理部门审定。

(4)付款期限不明确的，则开工前发包方即应支付进场费和工程备料款；根据承包方的工作报表，经审核后即应拨付工程进度款，以免影响后续施工；工程竣工后，工程造价一经确认，即应在合理的期限内付清。

(5)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6)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2．歧义解释

合同应当是合同当事人双方完全一致的意思表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如当事人的经验不足、素质不高、出于疏忽或是故意，对合同中应当包括的条款未作明确规定，或者对有关条款用词不够准确，从而导致合同内容表达不清楚。表现在：合同中出现错误、矛盾以及二义性解释；合同中未作出明确解释，但......余下全文>>

四：比较狭义民法解释方法与民法漏洞填补方法

（一）目的性扩张填补方法

法律漏洞实即立法时由于法律语言本身的局限或者立法者的疏漏而导致的规则缺失，在设计一种规则的同时遗漏需要规定的相关联的其他规则，此种情形为法律漏洞的最常见情形，需要运用目的性扩张的漏洞填补方法，即根据已有的相关条款的立法目的而推导出遗漏的规则的应有内涵，扩大相关条款的适用范围，进而扩大法律涵盖社会生活的范围，弥补制定法的局限性。所以，目的性扩张的填补方法在司法实务中运用最为广泛。例如，《合同法》第74条规定了合同保全的撤销权，其关于撤销权的对象包括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和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三种情形，在此三种情形下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但是有很多与此三种情形类似的行为同样会导致债务人责任财产的不当减少、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该条却未予规定，如放弃未到期债权、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买财产、以自己的财产为他人债务设定担保等，对这些行为若债权人发现后请求法院撤销，尽管撤销权的法律条文即《合同法》第74条对此未有规定，但应扩张该条的适用范围，将此三种行为纳入该条的适用情形。又如，《合同法》第47条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纯获利益的合同为有效合同，但未规定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纯获利益的合同是否有效，依目的性扩张的填补方法，该条应当适用于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纯获利益的合同情形。

（二）目的性限缩填补方法

法律漏洞以遗漏规则居多，但也有法律条文之文义失于宽泛之情形，并致违背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等终极价值，此时需运用目的性限缩之填补方法，即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或适用条件，使其不能被一般性地加以适用。例如，《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若以文义解释，如不以营利为目的则可不经本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此显与立法精神不合，对自然人肖像权的保护殊为不利，故应将此条文之含义通过目的性限缩方法予以限制，即该条文不包括“不以营利为目的可以不经同意使用公民肖像”之含义。又如《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饲养的动物“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若依文义解释，此时应由受害人向第三人追偿，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反失其责，可以对抗受害人的索赔，此显属不当，应采用目的性限缩的方法将此条文限缩解释为第三人承担终极责任，但非指受害人只能向第三人追偿。再如《担保法》第24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在承担保证责任”，若依文义解释，凡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变更主合同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一律免除保证责任，但此种解释的结论是：即使主合同变更后减轻了保证人的责任，保证人亦免除保证责任。此显然违背立法目的，故应将其限缩适用于由于主合同变更而导致保证人责任加重的情形，若未加重保证人的责任，则主合同变更后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

（三）类推适用的填补方法

类推适用是指具体

案件在适用法律时发现无法律明文之直接规定，但有与该案件性质相关的类似的规定，则可依照此最相类似的规则予以适用，解决争议。类推适用与目的性扩张的填补方法不同，目的性扩张适用的前提是有法律条文之规定，只是法律条文之含义或规范之对象过于狭窄而将其扩张适用，类推适用则是在没有法律条文的直接规定的前提下寻找最相类似的规定，然后参照此最相类似的规定处理事件。例如，《民法通则》第81条第2款规定了对国家矿产资源的采矿权，但未规定捕鱼权、狩猎权、放牧权、取水权等类似的特许物权（准物权），而此等特许物权与采矿权颇相......余下全文>>

五：教师兼职合同有什么漏洞或对乙方不平等的条约

1、你不会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因为合同没有约定具体工作时间，工作方式，也没有违约责任认定；最多就是解聘你。

2、合同第五条第四项说的甲方按照市府规定处罚明显就是违法，甲方又不是行政权力机关。

其他好多是直接照抄劳动合同法，希望上面能帮助你

六：合同解释的合同解释的方法与原则

一、文义解释所谓文义解释，指通过对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含义的解释，以探求合同所表达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因此进行文义解释，应探求当事人共同的真实意思，不应仅满足于对词语含义的解释，不应拘泥于所使用之不当词句。德国合同解释理论中有一个重要原则是：“误载不害真意”，即解释合同时应探寻当事人的真实含义的意思，不应拘泥当事人误书。如当事人在协商合同的过程中，一直是讨论买卖甲书。但是，在签订合同时，误书为乙书。此时，法官应确定当事人约定标的是甲书。又如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的付款条件中约定“贷到付款”。，而不是货到了就付款。如果严格依照字面确定合同含义, 认为付款的条件是贷到款了才付款，显然是非常不合当事人真意的。这就需要法官在裁判的过程中，不拘泥于字句,以当事人的真意进行解释，即货到付款。在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各执一词；而且，有的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违背订约时的真意为自己辩护。这为法官探寻真意增加了难度。需要法官在诉讼运用自己的智慧，综合合同签订、履行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当事人真意。在当事人存在分歧，难以确定当事人真意时，法官则应以合同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以一个“合理标准”（standard of reasonableness）确定合同内容，即运用客观标准推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同条款由语言文字所构成。欲确定合同的含义，必须先了解其所用词句，确定词句的含义。因此，届时合同必先由文义解释入手。《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关于“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解释的规定，系对这一原则的确认。确定合同用语的含义，固然需要明确该词句的通常含义，在当事人按通常含义适用该词句时尤其如此。但在当事人赋予该词句特别含义时，合同解释就是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采用的含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采用的含义，是指其内心的意思，还是表示出来的意思？虽然19世纪的立法生性探求当事人内心意思的主观主义，至今仍有人主张把主观主义作为解释合同的第一标准加以考虑，但若绝对如此，则会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交易安全原则。现代法奉行表示主义，应按当事人表示出来的意思加以解释。所谓当事人之真意，不是指当事人主观内心之意思，而是从意思表示受领人立场去认定之“客观表示价值”。所谓当事人表示出来的意思，首先是以合同用语为载体的意思。这就是依据合同用语解释合同。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合同用语时常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有时甚至相反，这就要求解释合同不能拘泥于合同文字，而应全面考虑于交易有关的环境因素，包括书面文件、口头陈述、双方表现其意思的行为以及双方缔约前的谈判活动和交易过程、履行过程或者惯例。不过，在合同因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错误等原因而订立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受欺诈人、受胁迫人、处于困难境地的人、重大误解人的内心意思，片面强调他们表示于外部的意思，反倒不利于受欺诈人等，甚至是怂恿欺诈等违法行为的发生。于此场合，尚应采取主观主义的解释原则。总之，客观主义为主，主观主义为辅，是我国立法应采取的合同解释的原则之一。客观主义在具体运用时，应把握以下要点：在双方对合同用语理解不同的场合，法院应以一个理性人处于缔约环境中对合同用语的理解为准，来探寻合同用语的含义，支持一方对合同用语的解释，漠视另一方对合同用语的理解；在双方对某合同用语并未赋予特定含义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合理的客观标准（objective standard of reasonableness）来揭示合同用语的含义，而根本不根据双方的任何意图。 二、体系解释体系解释又称整体解释，是指把全部合同条款和构成部分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各条款及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余下全文>>

七：合同解释原则的主要原则

一、以合同文义为出发点，客观主义结合主观主义原则 格式条款之所以采取客观解释的原则，是因为它是当事人一方制定的，其内容未经过单个、具体协商，具有为交易上的制度或规范的性质，从消极方面说，应不受交易当事人个别主观情事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讲，则应使将来不特定多数的交易具有统一的内容。这就要求解释格式条款不考虑订立合同的单个因素和具体因素，即不采取主观解释。所谓单个因素，是指合同当事人的看法、意图和理解力。所谓具体因素，是指订立合同的个案情事。 在格式条款场合，存在个别商议条款的优先性问题（《合同法》第41条后段）。应联系个别商议条款解释格式条款，而个别商议条款是可以作主观解释的。因此，格式条款的客观解释是在符合个别商议条款的条件下的客观解释。我们称之为合理的客观性标准解释原则。 二、体系解释原则 体系解释，又称整体解释，是指把全部合同条款和构成部分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各个合同条款及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所处的地位和总体联系上阐明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用语的含义。《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关于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予以解释的规定，可看作是肯定了体系解释原则。 关于合同解释应贯彻体系解释原则的理由，首先在于，合同条款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议定，自然需平等对待，视同一体。其次，表达和传递当事人合同意图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在合同的整个内容中是有组织的，而不是毫无联系、彼此分离的词语排列。因而，如果不把争议的条款或词语与其上下文所使用的其他词语联系起来，而是孤立地探究它的一般意思或可能具有的意思，就很难正确、合理地确定当事人的实际意图，相反，还会产生不该有的误解。第三，合同内容通常是单纯的合同文本所难以完全涵盖的，而是由诸多的其他行为和书面材料所组成，诸如双方的初步谈判、要约、反要约、信件、电报、电传等等，其中可能包含对合同的担保、特殊信用要求等。因此，在确定某一条款或词语的意思过程中，应该把这些材料都放在一起进行解释，以便通过其他合同成分中证据材料的帮助，明确争议内容所具有的意义。第四，订立合同，要求当事人把所有的合同内容都毫无遗漏地落实到书面上是非常困难的，当合同的某方面内容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整体地把握合同内容，或者进而联系该种合同的法律制度，按照有关合同条款或法律规定的内容、精神来理解合同，都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三、历史解释原则 合同为当事人交易的过程，因而解释合同不能指头去尾，而应斟酌签订合同时的事实和资料，例如磋商过程、来往文件和合同草案等加以解释。我国法律应确认历史解释原则，借鉴其合理成分。 四、符合合同目的原则 当事人订立合同均为达到一定目的，合同的各项条款及其用语均是达到该目的的手段。因此，确定合同用语的含义乃至整个合同内容自然须适合于合同目的（《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合同法》第125条明确规定了符合合同目的原则。 符合合同目的解释，就是依照当事人所欲达到的经济的或社会的效果而对合同进行解释。 合同目的可分为抽象目的与具体目的。前者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有使合同有效的目的，它是合同解释的粗略方向。如果合同条款相互矛盾有使合同有效与无效两种解释，那么应从使合同有效的解释。具体目的是指合同本身所欲追求的具体的经济或社会的效果，这是合同目的意思的内容。它可以分以下情况加以确定： 1．合同目的应是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通过一致的意思表示而确定的目的。 2．当事人双方内心所欲达到的目的不一致时，从双方均已知或应知的表示于外部的目的。例如，甲与其单位订有委托培养合同，合同载明“学成回原单位工作”，但甲回原单位后工作了3个月便离职，声称已履约。本案应依合同目的解释，......余下全文>>

八：请问这样的转让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吗？

未经房屋原出租人同意的转租合同，原出租人可以解除租赁合同，合同解除后，出租人有权收回房屋，所以你必须找房屋的产权人在合同上签字同意转租才有保障。

第二百二十四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九：房屋速销委托合同有漏洞吗

我国还远远不是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法制国家，因此法律漏洞还非常多。以下两个案例就说明了法律存在漏洞，以及漏洞的类型及探讨。案例一：偷税9万元可以定罪，偷税15万元反倒不能定罪！ 公安机关在查处一 经济 犯罪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少缴应纳税款，遂一并立案侦查。经侦查查实，犯罪嫌疑人偷税数额约9万元，占应纳税额的12％。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 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犯罪嫌疑人的偷税行为显然符合刑法规定，公安机关于侦查终结后将该案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官发现，该案其他犯罪事实清楚，但是偷税犯罪一节遗漏了部分事实，遂自行补充侦查。最终查实，偷税数额共计15万元，占同期应纳税额近20％。此时，问题发生了。不查不要紧，这一补充侦查，虽然犯罪金额增加了，然而却无法定罪了。问题的症结正出在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按照该条规定，前述案件如果按照公安机关认定的偷税数额和比重（偷税9万元占12％），符合刑法规定，构成偷税罪无疑； 而增加认定了偷税数额和比重（偷税15万元占20％），反而无法定罪。因为刑法写得明白，偷税罪的两个量刑幅度没有一个可以适用于本案。第一个量刑幅度（即三年以下一档）适用的情形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数额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 本案偷税比重为20％，但偷税数额达15万元，显然已超过了第一个量刑幅度规定的上限即10万元；而第二个量刑幅度（即三至七年有期徒刑一档）适用的情形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数额的比重为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本案虽然数额为15万元，但是却不符合另一个必要条件即比重只有近20％，未达到30％这一定罪下限。 因此，本案行为事实，已溢出刑法规定的偷税罪法定要件的范围之外，不可入罪。行为不能定罪，就不应追究刑事责任，这本无什么可以说道的，因为对付违法行为的， 自然 还有行政处罚这一制裁方式，刑法作为后盾法，当用则用，而不当用时，自然应退避三舍，否则滥施刑罚，也是与罪刑法定原则不符的。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偷税9 万可以定罪，再多偷6万，偷税数额达15万元，按照罪刑适应原同， 本应刑罚更重才是，奈何却无法定罪了？ 细心人一看便知，刑法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漏洞！刑法对偷税罪的构成要件，采用数额加比例的 方法 ，自然无可非议，问题是，立法时显然只考虑到了比例和数额的衔接（第一个量刑幅度的上限不满30％、不满10万元，第二个量刑幅度的下限正是满30％、满10万元），却忽略了数额和比例同时紧密衔接必然会使一部分重于定罪起点的危害行为无法处于刑事规范的适用范围之内。一般而言，定罪要件中，各量刑幅度的犯罪数额或者比例紧密相接，能够有效避免法网的疏漏，这已经成为一个常识；然而，当数额和比例同属于定罪的必要要件时，......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