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完离太阳最近的树有什么感想
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然界的生存发展是相依相存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就应当有责任去保护它，保护它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最起码，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从保护花草树木做起；我们还可以从节约做起，比如，节约一张纸，一滴水；我们还可以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比如，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限量使用塑料袋，不乱扔垃圾，废旧电池等。
这正是作者所期望的。她这样连续发问，声如洪钟，就是为了撼动人们的心灵，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二：《离太阳最近的树》赏析
在我们的生活里，每天都弥漫着绿意。绿色是地球的基本颜色，孕育着生命和未来。如果没有绿色，我们这个世界将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就在三十年前，在西藏阿里，人们却亲手毁灭了他们生活里唯一的绿树。当代国家一级作家毕淑敏的《离太阳最近的树》，以平静而深沉的笔调为我们唱了一曲颂歌，但更是一曲悲歌。
本文运用了拟人的修辞。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红柳树，歌颂红柳树顽强的生命力。，“对着高原和酷寒微笑” 中“微笑”一词写活了红柳树面对酷寒和缺氧那种从容不迫、怡然自得的神态，生动表现了其顽强的生命力。
歌颂红柳顽强精神的语句：它们如盘卷的金属，坚挺而硬韧，与沙砾粘结的如同钢筋混凝土。”每一块红柳根，都弥久地维持着盘根错节的形状，好像一棵傲然不屈的英魂。” 等……
红柳还有奉献精神，它可以固住泥沙，保护生态环境。
红柳是高原上的精灵,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傲然不屈的精神，并无私的奉献着自己,尤其是它的强大根系所具有的内在力量，这就是作者为红柳当人们用它烧饭时，它“持续而稳定地吐出熊熊的热量”，燃烧了自己，造福了人类。
能固住泥沙，给人们带来绿色的树，给高原带来生命的希望的树，最后却被挖掉了，这无疑是一出悲剧，而更可悲的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悲，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辞。这一深刻的思想，文章并没有明白的说出来，而是蕴涵在平平常常的叙事之中。
本文一个写作特色就是寓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于平静的叙述、细致的描写和大胆的比喻之中。
参考资料：www.teachercn.com/...2.html
三：概括《离太阳最近的树》一文的主要内容
这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抒情散文，作者以独特的感受、神奇的想象和联想、清新的笔调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有声有色的山林雨景图，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山雨、对大自然那分浓浓的喜爱之情。课文是按雨来、雨中、雨后的顺序写的。语言生动形象，作者善于通过视觉和听觉所及，发挥合理而新奇的想象和联想，并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描绘出山雨的特点。
四：读离太阳最近的树第二十一段读后感
读《离太远最近的树》有感
读毕淑敏《离太阳最近的树》,第一次约略知道西藏阿里“早已掘净烧光,连根须都烟消灰灭了”的红柳林.
她在那里当兵时,有一天司务长布置任务,叫全体打柴去——挖红柳当柴火烧.司务长说,“拉一车汽油上山,路上就要耗掉两车汽油.焦炭运上来,一斤的价钱等于六斤白面.红柳是不要钱的”.
司务长的成本意识还很不错的,似乎红柳不是自己身上的事,这不是强盗逻辑吗?这是阿里的事、国家的事,更是人类的事啊.你为了自己今天烧饭不要钱,阿里人、全人类子子孙孙要赔上无穷无尽的钱呐!也许期满了,你走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阿里人走得了吗?人,能走得了吗?走得出阿里,不还是宇宙中的一员.条块分割、部门保护、地区保护,总是严重制约着我们整体工作的开展.
不可否认,司务长也是为生活所迫,为大家着想,要烧饭吃.但好心也能办成坏事,不能办成坏事呀,更不能因为没有起码的常识与见识,做了坏事还自以为功.我们的司法部门在处理“长”们的类似问题的时候,显然也有好心地办坏事的时候,有意无意去迁就还要冠冕堂皇地说是“情有可原”.
司务长在军届到底什么级别,我不知道,就因为是“长”,所以可以布置任务,而且因为是“布置”的任务,所以“全体”都得去执行且完成吗?在中国,民主进程滞后,为头为长的都多少有些说话权,实际上是话语霸权、指挥权.“长官制”要是失去了民主监督,类似“红柳”的灾难就不能幸免.有多少人只注重为官一任任内的事,许多项目在当时的确很能显示某些官员的政绩,可是也不乏事后根本就是浪费的,甚至还给当地人带来了灾难深重的后遗症.
她也曾反对过司务长的做法,不过还是没有能够阻止住.是自己太孤单,还是自己也底气不足?中国缺乏振臂一呼的闯将,更缺乏应者云集的民众.不知者不为罪,在真理面前我们知者绝不能示弱,孟子说“知而不争,不可为忠；争而不得,不可为强”.人类历史的进步,少不了仁人志士“争得”“为强”来推波助澜.如果自我宽心,反正执行任务、落实工作是全体行动,挖柳的队伍“浩浩荡荡”,那么这种“不得”其实也不只是示弱,更是明知故犯的罪过呀.
她抗拒的理由是“它是活的,是生命”,无可否认生命是要尊重,就是现在还是有人做不到.史怀哲领诺贝尔奖时呼吁,反对“将所有的生物分为有价值的与没有价值的、高等的与低等的”,反对“评判生物当中何者较有普遍妥当性所根据的标准,是以人类对于生物亲疏远近的观感为出发点”.而不是生命的呢,难道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甚至伤害得问心无愧吗?
看到“司务长”,我又想到了另一位“长”——住持王圆箓.现在,我们更多的人是从余秋雨《道士塔》知道,道士王圆箓是敦煌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而毕淑敏并不曾交代司务长的真实姓名.是她怕得罪了自己当年的长官,还是出于个人感情的尊重?如果说一个知名作家在传达这样一些信息的时候,都是如此半遮半掩、感情用事,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奢谈什么文化良知?舆论监督还奢谈什么深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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