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评价

一：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什么？

曾国藩对他的两个得意门生俞樾与李鸿章,曾恰如其分地评价道:“俞樾拼命著书,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李鸿章一生执着官场从未言退,认为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二：历史对 李鸿章和曾国藩评价

一般李鸿章在甲午战争避敌保船比较有负面影响，而曾国藩则是打太平天国，没什么负面影响

三：如何正确评价李鸿章？

评价李鸿章的两个前提

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奕讠斤、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二是李鸿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伐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余下全文>>

四：张之洞，曾国藩与李鸿章怎么评价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湖北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湖北武昌幼稚园（中国首个幼儿园）、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等。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廿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曾国藩幼从父学。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二十七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二十八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后丁忧在湘乡老家，此时奉诏以礼部侍郎身份帮同湖南巡抚督办团练，创建湘军。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五：曾国潘评价李鸿章的缺点是虚处多而实处少对吗

曾国藩：李鸿章一生只想升官

曾国藩长期教导李鸿章为人做事要讲“诚信”，李鸿章表面唯诺，可内心深处对这一被理学家视为精神动力的道德规范不以为然。做幕僚时想多睡一会儿懒觉，竟谎称头疼。刚到上海，曾国藩就写信要他恪守孔子的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后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了结天津教案，曾国藩问他：“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何主意呢？”李鸿章道：“门生也没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捋着胡须沉思良久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见势不妙，赶紧改口，称他是信口胡说，还望老师多多赐教。曾国藩送给他的“法宝”还是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过于吃亏。”

李鸿章自称继承了老师衣钵，可实际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传承曾国藩作为一位真正理学家的精髓，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严格要求，无论对己对人，都显得相当实际而实惠。他“好以利禄驱众”，重用人才着重谋略干练，将文章道德放在其次;也曾露骨坦陈：“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还对部下以实利相诱，只要事情办成，论功行赏，封官加爵，决不含糊。他紧紧抓住军权不放，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他对手下公然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此言一出，人人愿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时间一长，势必影响士气，败坏风气，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乱局面。这也是由他以降，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不顾国家利益、人民死活，相互抢占地盘、争权夺利、你打我杀的内在根源……

曾国藩对他的两个得意门生俞樾与李鸿章，曾恰如其分地评价道：“俞樾拼命著书，少荃拼命做官。”李鸿章一生执着官场从未言退，认为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上可忠君报国，下则为民谋利，“安能不热衷耶？”这也是他与老师曾国藩最大的区别之一。

每有高封，曾国藩总是警警惕惕、如履薄冰，一旦事不可为，就主动请辞，决不恋战。李鸿章从来没有像曾国藩那样上过一道辞呈，即使要挟清廷、以退求进也没有过。他太怕失去头顶的顶戴花翎了，只要有官做，能得到朝廷的加封，哪怕拼着身家性命，损害个人声誉，也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兵败日本议和归来，李鸿章成了人人喊杀的“卖国贼”，有人劝他引退，李鸿章极力强撑道：“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因此，尽管陷入人生低潮之极，他仍保留几项官职，拥有几顶官帽，并期望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握大权实权。李鸿章“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从1862年担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病逝，除因奔母丧离职数月，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哪怕病重期间，也从未离职。当然，如果从另一角度视之，也算得上一种担当与气概——不畏险阻勇于任事，面对困境从不退缩。

为了官位，他几乎不择手段，有时连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也不放过。当曾国荃部久攻南京不下时，清廷曾命李鸿章“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相机进取”，李鸿章念及恩师情谊没与曾国藩兄弟争抢头功，而是耍滑头找借口主动避让。可当南京攻下不久，清廷担心曾国藩尾大不掉，便有意调开，命其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围剿太平军余部及小股捻军，由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时，他便迫不及待地赶到南京接署。而此时的曾国藩虽主动裁撤湘军，却为弟子从长计议，上疏朝廷保留淮军，面对李鸿章这一多少带有“逼宫”味道的举止，曾国藩大为不快。其实，皖鄂交界处的小股敌军根本用不着曾国藩亲往督军指挥，刚一接......余下全文>>

六：客观评价李鸿章

1、评价：

虽然李鸿章代表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正面来讲，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礌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但是：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2、个人简介：李鸿章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七：李鸿章的人物评价

慈禧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曾国藩的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书中写到：“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官场如同战场，其中的尔虞我诈、权谋诈术比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封建清王朝末年官场黑暗一片，腐朽溃烂，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为立稳脚跟，一些利益相投的官员因各种关系相互交织、相互照应，壮大力量，结成千丝万缕的关系网，共荣共损。李鸿章能在晚清官场活跃40年之久，虽屡遭危机，几经沉浮，却始终位极人臣，权倾当时，除其自身有很高的政治素质，惯用权变之术，阴柔刚猛，深谙为官之道外，与其背后的庞大关系网不无关系。李氏大宅门的众多宗法、姻亲关系是李鸿章在官场驰骋最稳定、最牢固的基础。初入仕途，投门拜帖曾国藩这棵大树，再加上潘世恩、翁心存两位官宦名臣为科举正途之师，师门渊源使李鸿章做人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为仕途畅通奠定了深厚的背景。与同门师兄沈葆桢、同年进士郭嵩焘等人的相互帮衬、关照与提携则是仕途关系网的平面铺展。传统的同乡、乡土观念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也起很重要的作用，他积极联络皖籍京官，回乡办团练，后乘时趁势招兵选将，组建淮军。并不断网罗骨干，加以举荐、提拔，使其各具要职。如树军统帅张树声，反对洋务的刘秉璋，末路英雄潘鼎新，功业足与台湾共不朽的刘铭传，有勇有谋的周盛传等。这些人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形成势力庞大的淮系集团，成为李鸿章仕途愈挫愈进的强有力后盾。层层关系网之间又相互交织，而其中每一个扭结都关系着整个网络的生存荣辱。因此关系网内部虽矛盾重重，但......余下全文>>

八：对李鸿章评价如何？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赞之者，如梁启超称之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美国人认为：“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中国人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贬之者，则多以“卖国贼”三字以蔽之。那么，这种种评价是否就能准确地概括李鸿章的全人呢？以往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准确评价李鸿章带来了难度。新编《李鸿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为正确评价李鸿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依据。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从那时起到现在，李鸿章死了已经整整一百年，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毁誉不一，盖棺尚未论定。

“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于是，就有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辩诬止谤。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做的业绩展示给世人，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但一来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来有些文稿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尽管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详本解放后几经辗转，得到已故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

“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

这样一来，势必会给李鸿章的研究和评价带来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任何科学全面的历史评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一百年来，已经出版的四十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论文，所依据的主要史料就是这部《李文忠公全集》以及于式枚编印的《李文忠公尺牍》和其它一些已刊的李鸿章文稿，总字数在七百万字左右。而研究成果数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高度关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尽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其实这只能说他较准确地解读了吴编《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说准确评判了李鸿章。

既见李做事，又见李做人

新编《李鸿章全集》是由顾廷龙、戴逸两位先生担任主编，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独家出资，组织全国三十多位学者于1992年开始启动编纂的。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详本共约1900万字的底稿、以及该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函稿；接着又收录了各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已经公开出版的李鸿章文稿约300万字。

在这些稿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入阁......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