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成一家之言

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中是如何体现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就说,他撰述太史公书

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通古

今之变”,是认识历史古今发展变化的轨迹；“究天人之际”,是追求认识天

人的关系.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是战国秦汉时代士大夫所追求认识的

一个大问题.“五德终始”说、“三统”说等有关天人之际的思想,是战国秦

汉时代的重要思潮.司马迁对天道是有怀疑的.他在《伯夷列传》后说：“或

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

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

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

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余甚

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对天道如此激愤、怀疑,也有他自己的遭遇使然.由于他为李陵说

了几句公道话,竟受腐刑,蒙莫大耻辱.这种遭遇加深了他对天道的怀疑.

“通”和“究”,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中两盏高照的明灯.他“通”的更透,

“究”的稍逊,但在他那个时代已属不易,高出于人.近代以前中国的历史学

家中,《通典》的撰者杜佑差可和司马迁相比,不过他也只做到丰富了司马迁

的通,并未能超出.

在《史记》里,老子与韩非合传.凡作合传,司马迁皆有他的道理,而老

子、韩非合传的道理,司马迁说的比较晦涩,后人也有以老子、韩非合传为非

者.究其实,老、韩合传,司马迁是有深意的.这深意简言之就在于：老子的

历史观是保守的、倒退的,越古越好；韩非的历史观是发展的、变化的、进步

的,越后越好.两相对比,比到一块了,两人就合传了.

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通,更要超过他的通；要学习他的究,更要超过他的究。

二：为什么司马迁能写出“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史记》的问题

一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人对前人的历史会更加模糊。因为相关的史实资料，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是逐渐流失。司马迁占了时间上的大便宜。呵

二是与作者个人的素质有关。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即太史令，可以说是史记世家，司马谈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受刑后，开始写史记，受刑后更是发愤著书，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另外，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史记的成就不仅在于是一部所谓历史书，更是开创了“纪传体”体例，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通史体裁，发愤著书的传统，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开山之作意义重大…文学方面也采用了诸多创新的手法被后人奉为典范，这说来就话长了……

三：如何理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想用它来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的学说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就说，他撰述太史公书 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通古 今之变”，是认识历史古今发展变化的轨迹；“究天人之际”，是追求认识天

人的关系。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是战国秦汉时代士大夫所追求认识的 一个大问题。“五德终始”说、“三统”说等有关天人之际的思想，是战国秦 汉时代的重要思潮。司马迁对天道是有怀疑的。他在《伯夷列传》后说：“或 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 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

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 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余甚 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对天道如此激愤、怀疑，也有他自己的遭遇使然。由于他为李陵说 了几句公道话，竟受腐刑，蒙莫大耻辱。这种遭遇加深了他对天道的怀疑。 “通”和“究”，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中两盏高照的明灯。他“通”的更透， “究”的稍逊，但在他那个时代已属不易，高出于人。近代以前中国的历史学 家中，《通典》的撰者杜佑差可和司马迁相比，不过他也只做到丰富了司马迁 的通，并未能超出。 在《史记》里，老子与韩非合传。凡作合传，司马迁皆有他的道理，而老 子、韩非合传的道理，司马迁说的比较晦涩，后人也有以老子、韩非合传为非 者。究其实，老、韩合传，司马迁是有深意的。这深意简言之就在于：老子的 历史观是保守的、倒退的，越古越好；韩非的历史观是发展的、变化的、进步 的，越后越好。两相对比，比到一块了，两人就合传了。 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通，更要超过他的通；要学习他的究，更要超过他的 究。

四：如何理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此语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前后文如下：”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余英时语或可做一注脚：“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专家给他专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专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