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余英时指出

一：（13分）著名学者余英时指出：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将社会结构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形成一个多面

（1）选官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2分）进步性：有利于破除结党营私之弊；限制了徇私舞弊的发生；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特权；扩大了官员的来源；提高了从政人员的文化素质。（5分）（2）功能：加强中央集权；保证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正统）；维护文明的稳定性和连续性。（3分）（3）借鉴价值：人才流动机制；客观公平理念；人才激励机制。（3分） 试题分析：官吏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政治制度的特点及其管理水平。（1）据材料一“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汉晋时期的选官制度是地方向中央举荐人才为官。科举制的进步性在于“能破朋党之私”、“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即破除结党营私之弊；限制了徇私舞弊的发生；通过考试选拔，能有效地提高官员的文化素养，扩大官吏的来源。（2）科举制“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考试内容是文学和儒家的伦理纲常，在思想方面维护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政治方面，科举制把选拔官员的权力从地方世家大族集权到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说明科举制维护了中华文明的稳定性和连续性。（3）本题属于开放型的问题，答案只要言之有理即可得分。点评：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演变。而官吏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和同一时期中央集权的发展以及君主专制的演进结合起来考查。

二：考试集中于文体和儒家正统观念出现在我国什么时期，做法是什么，对中国产生什么的影响

考试文体出现于隋朝。儒家成为正统是汉朝，社会儒化出现在宋朝。

三：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读后感悟 道客巴巴

一、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的复活

1999年的秋天，英国广播公司通过国际互联网开展了评选“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活动。卡尔·马克思位居第一，被评选为即将过去的一千年里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千年伟人”。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康德、尼采等人紧随其后。有的投票者写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作出了最好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末实际上已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他的思想学说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当今世界，仍极具重要意义。”英国《观察家》杂志曾发表评论感慨地说：“自从20世纪柏林墙倒塌起，很多资产阶级学者就不断宣称马克思已完全与时代无关了，可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的不断爆发却又把马克思带回历史舞台。”（转引自顾海良主编《马克思主义如何改变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174页）

2005年7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我们这个时代》栏目中，开展了一项题为《谁是现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调查，结果马克思的得票数远远超过休谟、康德、柏拉图等人，荣登榜首。栏目主持人布拉格宣布说：马克思当选为最伟大哲学家有诸多因素，但是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是他夺冠的最重要原因。（同上，第16页）

2005年8月22日，《明镜》周刊刊登题为《多数德国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仍有现实意义》的封面文章，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该周刊记者问不来梅大学劳动和经济研究所所长鲁道夫·希克尔和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诺尔特：为什么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现在还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希克尔的回答是：作为社会理论家，马克思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以及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并勾画出一个现代社会发展的远景。这些在过去都非常吸引人，现在仍令人神往。这两位学者都认为：马克思改变了世界。（同上，第16页）

2008年12月10日，在马克思纪念图书馆成立7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英国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致辞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人们对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人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随之更为客观。大家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作出了最为有力和深刻的分析。（同上，第13页）

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时，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受到了广泛的质疑，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热销了。在德国，专门出版学术著作的卡尔一迪茨出版社经理称，2008年10月的头3个星期，《资本论》售出417本，1—10月售出1500套，是2007年全年销量的3倍，是1990年销量的100倍。购买者以20—25岁的年轻人为主。在德国，《资本论》成了2008年圣诞节最佳的礼物。因为金融危机而焦头烂额的时任德国财政部长的施泰因布吕克，开始阅读《资本论》，他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承认马克思理论的相当一部分是不错的。”德国马克思故居展览馆馆长比特里克斯则说：“我记不清听到人们这样讲了多少次：‘这个人是对的’。”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在读完《资本论》之后发表评价说，长久以前，马克思就窥探到了资本主义的运转之道。（同上，第41、174页）

路透社专栏作者贝恩德在《卡尔·马克思和世界金融危机》的文章中指出，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正在死亡，现在有一种共识正在达成，即资本主义需要在21世纪得到全面修正以拯救自身，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得到确证。美国《每月评论》杂志编辑埃伦·克米辛斯·伍德，在他的《回到马克思》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时刻是回到马克思最佳、最合适的时期。”他认为，今天全球化或普遍化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本逻辑发展的结果，这个逻辑就是积......余下全文>>

四：研究红楼梦为何百年不衰?

《红楼梦》曾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最红的政治道具。而关于红楼的研究，更是在百年来无论遭受打击还是受到追捧，始终经久不衰

《红楼梦》最早只是在文人圈中流传，聊作士大夫的谈资。清朝嘉庆年间已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的说法。

盯　据说慈禧太后也曾痴迷《红楼梦》，达到了“略能背诵”的程度，并自比为贾母，其寝宫——故宫长春宫里就有以《红楼梦》为题材的壁画。而具备讽刺意味的是，《红楼梦》也成为了慈禧太后所痛恨的新政人物的避风港，可谓仕途失意、“红场”得意。

《红楼梦》的精巧的趣味、盛而衰的体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精神堡垒，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一部小说，一直这么热，而且处于高温高热，这是极不正常的一种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评说红学热，他也是《红学：1954》的作者。

正是在1954年，文化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并引导到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红楼梦》自此变异，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最红的政治道具。

清末民初，红学开启了西方美学

其实早期的“红学”称谓不乏戏谑的成分，虽点评者众，但其成为一门显学，主要还是源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包括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吴宓、陈寅恪等。

清末民初，正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民主革命思想、包括排满反清情绪高涨之时。红学在某种意义上担当了“领导中国学术发展的任务”，比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用叔本华的悲剧哲学观点来解析《红楼梦》，这也是中国“20世纪第一篇介绍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而另一方面，红学则以索隐派为代表，与社会时事紧密关联，只是早期多旨在反官场腐败，后期则旨在民族主义。

而索隐派虽然因其“泛政治化”屡遭质疑，但是这种看似狭隘的民族情绪，在民族危亡之际，更容易获得共鸣。

胡适为“新红学”开山立派后，吸引了顾颉刚、俞平伯的加入，形成新红学的鼎足之势。建国后，胡适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挽留，于1948年底被国民党“抢运”出北平，后赴美国；顾颉刚则远离了红学圈子；俞平伯成为了新中国大陆红学界的“第一人”，并表现积极。

特殊时期，成为“毒素”传播手段

俞平伯没有料到的是，他会成为1954年那场政治思想大批判的核心人物。风暴是由“两个小人物”偶然引发的。

大学刚刚毕业的李希凡与蓝翎合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文章被毛泽东看到了，高度赞赏，并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表示“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批判运动很快达到高潮。195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称收到了373封读者来信，都向俞平伯提出控诉，说《红楼梦研究》一书害了他们。当时文化艺术界、教育界乃至其他各界人士都或被迫、或主动地投入了这场批判，包括顾颉刚、郑振铎、老舍、何其芳、启功等。俞平伯也不得不批判胡适，他寻找自己错误的根源：“不仅继续走了胡适研究《红楼梦》的道路，而且扩展了它，在社会上替胡适的反动思想散步毒素，这个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大洋彼岸的胡适关注着这场大批判，他感叹，“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