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不可再现的高度

一：民国风度的目录

序　言　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杜涌涛再版代序　谈谈“民国那些人”　钱理群1　一抹背影 悠悠水长李　济：最后一个迷人的 “学阀”李赋宁：美好的学问竟可以这样朴素冯友兰：两束雄文，一抹背影赵元任：“好玩儿”的语言梅汝璈：孤寂的大法袍顾维钧：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叶企孙：“地雷战”背后的科学家吴大猷：物理学界的“孔子”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何　廉：经济学斑斓一叶谭其骧：绕不过的“悠悠长水”陶孟和：把“社会”变成“学”蒋廷黻：“瓷器店中的猛牛”卢作孚：一个没有钱的大亨2　明月独举 气节长存邓广铭：拓万古之心胸雷海宗：历史的碎片潘光旦：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吴组缃：尊重自己的尺度徐中舒：学界泰斗的“本分”傅　鹰：被毛泽东“钦点”的教授容　庚：宁跳江，不批孔蒋天枢：师道的重量杨廷宝：建筑为了什么赵紫宸：工楷写耶稣蔡公时：民国第一位抗日烈士蒋百里：亦儒亦武真豪杰3　一校之长，今安在周诒春：被遗忘的清华老校长梅贻琦：中西合璧真君子蒋南翔：两种传统之间蒋梦麟：北大 “功狗”马寅初：硬朗的“兄弟我”傅斯年：一天只有21小时张伯苓：南开的“不倒翁”陈　垣：保住民族的文化唐文治：“读经”养正气陈序经：能请来大师的校长许崇清：独立的思想是要表达的马相伯：一老南天身是史李登辉：被遗忘的复旦校长陈望道：不止译宣言4　前辈已逝，不可追王芸生：论坛主笔仰扶轮张季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胡政之：他的逝去就是《大公报》的终结邵飘萍：铁肩担道义　辣手著文章林白水：仗义执言　以身殉报黄远生：被湮没的传奇孙伏园：最出色的副刊编辑方大曾：战地失踪的年轻记者王小亭：一个记录地狱的摄影师张元济：不可再现的高度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伍联德：留下一片旧时风月徐伯昕：生活书店的“隐形人”5　真名士自风流王　瑶：通脱与清俊金岳霖：断裂的逻辑叶公超：一派文人气的外交家陈贻焮：教授的洒脱与落寞曾昭抡：袜子底永远破个洞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黄　侃：“斯文”的传说与真实蒙文通：儒者豪迈缪　钺：文史回翔 诗词并美何　鲁：真名士自风流罗念生：单纯的高贵周太玄：科学家的人文情怀袁翰青：事非春梦岂无痕丁西林：奇妙的混合体施蛰存：清清淡淡的悠远6　背影渐远犹低徊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杨　晦：绝口不提当年勇的勇士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张申府（下）：真相的颜色曹聚仁：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吕彦直：千载一时艺术之名吴兴华：天才的人生炼狱马约翰：体育亦有名家曹靖华：凄清而华美的译笔杨荫榆：真实的面貌离我们而去陈西滢：鲁迅的第一个论敌林　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张伟）延伸阅读大学氛围不存　大学精神焉附98岁钱学森驾鹤西去60岁中科院尚须努力何为中文系　中文系何为过去的中学谁是卢作孚？谁的卢作孚？欢迎胡适先生回家谁为季羡林任继愈二先生撰墓志铭试答严复百年前“进士考题”后　记：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

二：郑振铎虎口抢文献

郑振铎先生对中国古籍文化的贡献的故事

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为保护祖国文献不被掠夺，郑振铎与“文献同志保护会”的同仁一起，肩负起此重任。数年来，经他们之手“抢救”出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为保存中华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和出版家，1937年在日军攻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以后，他又担负起了保存中华文献的重任，为国家“抢救”出大批珍本古籍，其功德无量。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都离沪去了后方，但郑振铎没有走，他毅然留在上海。东南数省相继沦陷后，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散入上海旧书肆，不仅日寇和汉奸攫取抢购，更多的将会流到海外。郑振铎深感“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1]。最重要的是，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也在收书，并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为主体，居心叵测。就当时而言，可用做调查资源、研究地方情报及行军路线；从长远来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想到此，他忧心如焚，然而又没有“挽狂澜”之力。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不断传出，一些有失道德的书商也图谋乘乱发财，这使他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是时，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考古学家、版本鉴定家、收藏家张凤举四人，也因职位或任务关系留在那里。郑振铎和上述几位关心文献的人士，痛惜国宝散失，每日聚商挽救办法，最后决定立即行动起来，抢救文献。鉴于个人经济力量实在有限，而流散图籍甚多，于是由郑振铎发起，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抢救民族文献。

此前的两年中，郑振铎已经以个人之力担负起拯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重任，其中所获国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2]”尽管如此，他毕竟势单力薄，深感力不从心。他曾说，“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不过他还是竭尽全力去做，“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无悔矣![3]”就表明了他的决心。

当时上海的形势甚为紧张，就在1月4日，郑振铎得何炳松等人电话告知，敌伪已列黑名单共14人，皆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负责人，将下毒手绑架，嘱防之。郑振铎被迫转移借宿他家，但他十分坚定，仍与诸先生为争取当局支持抢救文献之事而奔波。他曾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4]”

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复电，虽表示赞成“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但又说“惟值沪上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5]”重庆来电所述当是实情，但解决的办法似有“踢皮球”之嫌。不过，在郑振铎等的力争下，最终还是同意拨款抢救古籍。

几天后，何炳松登门告诉郑振铎，教育部已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并告教育部下决心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后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前“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购书)。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又扶病奔走。经研究拟推张元济主持其事，但张老以年高而力辞不就，只好转推张咏霓、郑振铎等4人具体负责。数日后，几人再次碰头商谈购书事宜，认......余下全文>>